「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上)

「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上)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篇文章,筆者將從兩則宋代文臣爭取軍事主導權的奏議作為切入點,觀察宋人如何詮釋皇家「祖制」,試圖對皇帝的施政發揮強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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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要各位用簡單的名詞描述你對宋代的認知,大家會說出哪些名詞呢?若是大家不加思索便說出以下任一名詞:「中央集權」、「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筆者在此恭喜你,這表示你對高中歷史課的記憶還沒有完全還給歷史老師。為什麼筆者會這麼說呢?因為這些名詞,正是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歷史科〉所提示的教學重點。[1]

由於筆者已另撰專文討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的問題,於此就不再多加論述。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在使用「重文輕武」一詞之前能再多想一分鐘,確認自己是否真的已對這個名詞的定義及歷史脈絡懷有清楚的認識。[2]

姑且不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宋代文臣確實活躍於以往被認為是武臣專長的軍事領域。具體事例之一,便是文臣可以透過當時約定俗成的一些潛規則,出任統御軍隊的戰區統帥職務。對大多數的讀者來說,宋代最知名的統兵文臣,當是以「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歌謠聞名的韓琦(1008-1075)與范仲淹(989-1052)二人。

在上一篇文章〈侏儸紀公園的高壓電網──淺談宋人限制君權的三道防護(下)〉,筆者曾跟各位介紹對於皇帝而言,無論「祖宗」在世與否,都能對皇帝施加壓力、加以制衡。在這篇文章,筆者將從兩則宋代文臣爭取軍事主導權的奏議作為切入點,觀察宋人如何詮釋皇家「祖制」,試圖對皇帝的施政發揮強大影響力。

以〈岳陽樓記〉一文為我國學子所熟知的范仲淹,實為宋仁宗朝著名的統兵文臣,更是當時以軍功「出將入相」的代表人物。(圖片取自中文維基「范仲淹」條目。)
「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

元豐八年(1085)十一月,年僅9歲的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雖已即位半年左右,國政仍由同情舊黨的太皇太后高氏(1032-1093,哲宗祖母)主持。此時,宋廷發布了以武臣劉昌祚擔任渭州(今甘肅省平涼市)知州的任命。

按照以往慣例,由於渭州為涇原路的首府(渭州之於涇原路,就有如板橋之於新北市的地位一般),一旦擔任渭州知州,將會身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都總管等職務,成為涇原路的最高軍事統帥(當時稱為「帥臣」)。得知此事的文臣劉摯(1030-1097)深覺不妥,便立即上奏朝廷,反對選擇武臣出任一路大帥:

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群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惟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嘗伏念御邊禦敵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

按照劉摯的敘述,劉昌祚曾因立有小功,被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哲宗之父)任命為鄜延路(首府為延州)戰區統帥,但當時的輿論並不支持此項任命。等到神宗去世後,劉昌祚便被免除統帥之位、調回中央任職,而時人則認同此種處置。想不到七個月後的此時,朝廷又以劉昌祚擔任涇原路統帥,使得大臣對此議論紛紛。

此圖為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的宋廷西北各路形勢,圖中城市為各路首府。筆者改繪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

劉摯指出,按照本朝祖宗所立下的家法,朝廷不應以武臣擔任一路的戰區統帥,而應該任命文臣出任帥臣,藉此制衡武臣。至於武臣,只能以偏將身分統率軍隊、將官,並要接受文人帥臣的領導。劉摯並宣稱,宋代之所以能自立國以降,一百二十餘年承平無事,都是因為朝廷善於統御邊臣使然。由於這套管束邊臣的規範運作得極為完善,所以後代子孫不斷延用,並未加以改變。

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使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己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夷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

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在位初期,薛訥(649-720)、郭元振(656-713)、張嘉正等人都曾以擔任節度使的功勞晉升宰相。[3] 以成語「口蜜腹劍」知名的權相李林甫(683-753)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便想杜絕儒臣以軍功拜相的可能性,遂對玄宗進言:「以皇上的雄才大略,我大唐的國富兵強,為什麼還無法消滅夷狄?原因即在朝廷任命文臣擔任軍隊統帥!這些文臣貪生怕死,不敢身先士卒,不如改用胡將擔任統帥。胡人本來就熟悉軍旅之事,若皇上加以重用,他們絕對會替我大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玄宗聽信李林甫的建議,開始重用安思順(?-756)、安祿山(703-757)、高仙芝(?-755)等胡人將領。李林甫認為這些胡將無論有多大的功勞,也不可能入朝擔任宰相。但是重用蕃將的結果,卻造成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局面,唐室也因此一蹶不振,終至覆滅。

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知。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4]

在論述唐代因重用蕃將而導致的亡國教訓之後,劉摯又再次重申「不任武人為大帥」不僅是祖宗傳承下來的家法,而且具有深遠意涵,並非某些目光短淺的臣僚所能了解。接著,劉摯批評劉昌祚並非難得的優秀人才;況且,就算昌祚真有什麼了不起的才能,如果任用他擔任帥臣,將會破壞祖宗傳下來的規矩。

奏議最後,劉摯誠摯地呼籲以高太皇太后為首的執政者,應該從文臣當中挑選具有將帥之才的人選,使其擔任邊區統帥,以維持祖制家法之不墜。倘若此時堅持以昌祚擔任帥臣,萬一日後有大臣依循此例,任命武人擔任戰區統帥,則唐代藩鎮割據的殷鑑不遠,怎麼可以不防範於未然呢?

在許多宋人的奏議中,唐玄宗聽信李林甫之言重用蕃將,被認為是造成武人擅權、唐室覆滅的關鍵事件。(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唐玄宗」條目。)

說了這麼一大堆,劉摯的主張與論據究竟是什麼?筆者認為,劉摯的奏議可以簡單總結為以下四點:

首先,劉摯指出有鑑於中唐以後藩鎮林立的情形,當時朝中有批大臣非常反對以武臣擔任邊區統帥。劉摯雖然用「中外」、「物議」、「群議」等模糊字眼代稱當時某些人的意見,常理推斷,武臣應該不會支持限縮自己權力的言論,是故,這些輿論應該是以部分文臣的想法為主。就算武臣再有能力,在這些文臣的眼中,讓武臣主持軍隊是件相當危險的事情,應該盡量予以避免。

其次,劉摯宣稱不以武將擔任軍隊統帥,是祖宗傳承下來的做法。從劉摯所言「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推斷,此處的祖宗是指宋太祖以下的諸位皇帝。因為這套辦法運作良好,加之「用意深遠」,後代子孫應該謹守祖宗法度,不應擅自改動。

第三,劉摯為了證明以儒臣擔任軍隊統帥是可行的做法,便上溯歷史(經實驗證明:援引歷史可以增加論述的說服力,大家記得把這招學起來),宣稱唐代常有「出將入相」的案例,而李林甫卻為了自己的私心,使得軍務逐漸成為蕃將、武人壟斷的事業。

最後,也是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劉摯明言假如今日一旦以武將擔任帥臣,他日將成為後人可以依循的前例。是故,劉摯堅決反對朝廷助長指派武臣出任戰區統帥的風氣。

「祖制」的案情不單純

分析完劉摯的奏議後,各位覺得他的論點有沒有道理?還是有什麼讓李組長眉頭一皺的可疑地方?筆者認為,劉摯的意見,實有四點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其一,既然劉摯認為「不任武人為大帥」這條祖制運作得很好,「久而不可以改」,為什麼神宗還要以劉昌祚「管軍,知延州」呢?這豈不是在批評神宗不遵守祖制嗎?還是說,其實皇帝本來就可以自行選擇是否要遵守某條祖制?

其二,難道身為哲宗之父的神宗,不是哲宗的祖宗嗎?既然神宗無疑是哲宗的祖宗,依循神宗的前例,不也是種遵守祖制嗎?為什麼就得遭到劉摯的批評呢?

其三,劉摯擔心一旦任命武臣擔任部隊統帥,將會形成後世可以援引的前例。換句話說,「祖宗之法」並非已經定型的死板規定,而是可能因應時勢,有所調整變化。若是如此,那又何來祖制「不可以改」的說法呢?

其四,也是最根本的問題──宋代,真的有「不任武人為大帥」的祖宗之法嗎?

對於可否效法神宗一事,哲宗與輔政的舊黨大臣意見不同。等到哲宗開始親政,他便改年號為「紹聖」,象徵「紹述先聖」(繼承神宗事業)之意。其後,哲宗重用新黨臣僚,恢復神宗朝新政,進一步造成新舊黨爭的激化。(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宋哲宗」條目。)
「參用儒將」的呼籲

讓我們先把鏡頭拉回九十年前。至道三年(997),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剛即位之際,文臣孫何(961-1004)便上書真宗,提議應該任命數位儒臣擔任軍隊統帥,使其得以參與邊防事務:

昔趙衰舉郤縠於晉侯曰:「敦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非謂彎弧擊劍,蒙輪拔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歷代將帥,多出儒者。

在文章開頭,孫何便向真宗點明春秋時代的選將標準,著重其人是否知書達禮。無論再怎麼勇敢善戰,若僅憑藉匹夫之勇,仍然無法稱為理想的統帥。是故,歷代將帥常由精通文事的儒者擔任。不過,這個現象卻在五代時期發生了變化。

朱梁、後唐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離而為二。文者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此耳。

如前所述,自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面。最後消滅唐室、建立新局面的,正是以朱溫(852-912,907-912在位)為首的五代軍人政權。孫何認為此時的文臣不再重視武事,武臣則粗魯無文,雙方都看彼此不順眼。更糟的是,文、武臣互相勾心鬥角、不斷內耗的結果,造成北方遼國、西北夏人二敵的坐大,甚至成為北宋的主要外患。

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聳邊方?唯祀與戎,斯為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内之租賦、榷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黃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陣、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禀其節度。果用是道,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内,皆為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

面對遼、夏兩國的步步進逼,宋廷要如何解決當下的國防困境呢?孫何試著給真宗開了一帖藥方:學習五代以前的選將標準,任用文臣出任軍隊統帥。此外,孫何還建議真宗應該給予文人統帥充分的經濟支援(漕輓、租賦、榷利),而且不能讓武臣、宦官(中使)干涉文臣的權限。果能如此,孫何大膽預言宋廷可在三年之內收復前代失陷於遼、夏兩國的土地;而與當前接連派遣武臣(列校)、宦官(近臣)指揮戰爭、卻成效不彰的現狀不可同日而語。

陛下若謂今之武臣宣力巳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員闕,互以儒將代之統兵。醻其前勞,改授近地。況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5]

既然孫何主張任命文臣擔任軍隊指揮官,那麼,該如何處理原本把持這些職位的武臣呢?孫何認為,由於文、武官員任職本來就有任期的規定,朝廷可以等這些武臣任期屆滿、必須調職之際,將武臣調往距離首都較近的地區(實則就近看管),並伺機安插儒將接任這些職位。最後,孫何提醒真宗兼用文武之臣,是宋代以前就有的做法,並非宋代的獨創發明,希望藉此合理化參用儒將的提議。

「一個祖制,各自表述」

帶著各位讀完了孫何的主要訴求之後,現在我想請問大家:你從孫何的文字中讀到了哪些重點?在分析我的看法之前,我想先問各位一個簡單的小問題:如果你去某地旅行,看到當地立著「禁止亂丟垃圾」的告示牌,你會覺得當地人真是愛護地球,還是顯示了當地亂丟垃圾的情形其實十分嚴重?

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看到古人建議皇帝應該或不該怎麼做時,我們往往應該試著逆向思考。以孫何的奏議為例,筆者認為這篇文章實則揭示了兩個重點:第一,孫何建議真宗參用儒將,「勿俾武人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其實反映了當時極少以文臣出任軍隊統帥,而且軍政經常被武臣、宦官所把持的事實。

第二,孫何既然提到「文武參用」是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史事(「典故具存」),並非宋代的獨創,何以到了九十年之後,劉摯便宣稱「不任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的祖宗之法呢?在這中間的九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翻天覆地的歷史事件?欲知詳情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下)

註釋

[1] 這份發布於103年2月的課綱可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官網查得全文(檢索日期:2016年2月24日)。附帶一提,這個網站也收錄了100年5月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中央集權等三個名詞仍是宋史課程的教學重點,顯示這個說法實已行之有年。

[2] 大家若對宋代是否重文輕武的議題有興趣,歡迎參見拙作,〈關於宋代「重文輕武說」的幾點反思〉,《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3,臺北),頁341-368。這篇論文有全文上網,歡迎各位自由下載瀏覽。

[3] 必須注意的是,劉摯此處列舉的人物未必都符合飽讀詩書、文質彬彬的儒臣形象,很可能只是想藉此說明當時有些文臣能藉由軍功晉升宰相。例如,薛訥雖是以文資(城門郎)展開仕宦生涯,卻並非以文事見長,反而因為出身將門(其父為薛仁貴)而長期擔任前線統帥,一生事功與軍務密不可分。郭元振雖是進士出身,其人「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甚至幹起人口販子的勾當,「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蕭嵩(?-749)似是以文臣身分入仕,卻落得「寡學術」的名聲。杜暹(?-740)為明經出身,史書稱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李適之(694-747)是宗室成員(其父為唐太宗長子李承乾),且是以武職(左衛郎將)身分踏入官場。上述資料,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97,〈郭元振傳〉,頁3042;卷99,〈蕭嵩傳〉,頁3094;卷98,〈杜暹傳〉,頁3075、3077;卷99,〈李適之傳〉,頁310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點校本),卷111,〈薛訥傳〉,頁4143-4144。

[4][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點校本),卷65,〈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頁724-725。劉摯並非唯一反對以武人出任邊區統帥的文臣。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任伯雨也進呈了一則內容極為相似的奏議,見《宋朝諸臣奏議》,卷65,〈上徽宗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頁727-728。

[5]《宋朝諸臣奏議》,卷64,〈上真宗乞參用儒將〉,頁710-711。孫何進呈這則奏議的兩年之後,文臣趙安仁(958-1018)也上書真宗,呼籲以「儒學之將」取代「一夫之勇者」(實指武臣),見《宋朝諸臣奏議》,卷130,〈上真宗答詔論邊事〉,頁1434-1435。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