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上)

「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上)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篇文章,筆者將從兩則宋代文臣爭取軍事主導權的奏議作為切入點,觀察宋人如何詮釋皇家「祖制」,試圖對皇帝的施政發揮強大影響力。

如果今天要各位用簡單的名詞描述你對宋代的認知,大家會說出哪些名詞呢?若是大家不加思索便說出以下任一名詞:「中央集權」、「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筆者在此恭喜你,這表示你對高中歷史課的記憶還沒有完全還給歷史老師。為什麼筆者會這麼說呢?因為這些名詞,正是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歷史科〉所提示的教學重點。[1]

由於筆者已另撰專文討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的問題,於此就不再多加論述。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在使用「重文輕武」一詞之前能再多想一分鐘,確認自己是否真的已對這個名詞的定義及歷史脈絡懷有清楚的認識。[2]

姑且不論宋代是否重文輕武,宋代文臣確實活躍於以往被認為是武臣專長的軍事領域。具體事例之一,便是文臣可以透過當時約定俗成的一些潛規則,出任統御軍隊的戰區統帥職務。對大多數的讀者來說,宋代最知名的統兵文臣,當是以「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歌謠聞名的韓琦(1008-1075)與范仲淹(989-1052)二人。

在上一篇文章〈侏儸紀公園的高壓電網──淺談宋人限制君權的三道防護(下)〉,筆者曾跟各位介紹對於皇帝而言,無論「祖宗」在世與否,都能對皇帝施加壓力、加以制衡。在這篇文章,筆者將從兩則宋代文臣爭取軍事主導權的奏議作為切入點,觀察宋人如何詮釋皇家「祖制」,試圖對皇帝的施政發揮強大影響力。

以〈岳陽樓記〉一文為我國學子所熟知的范仲淹,實為宋仁宗朝著名的統兵文臣,更是當時以軍功「出將入相」的代表人物。(圖片取自中文維基「范仲淹」條目。)

以〈岳陽樓記〉一文為我國學子所熟知的范仲淹,實為宋仁宗朝著名的統兵文臣,更是當時以軍功「出將入相」的代表人物。(圖片取自中文維基「范仲淹」條目。)

「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

元豐八年(1085)十一月,年僅9歲的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雖已即位半年左右,國政仍由同情舊黨的太皇太后高氏(1032-1093,哲宗祖母)主持。此時,宋廷發布了以武臣劉昌祚擔任渭州(今甘肅省平涼市)知州的任命。

按照以往慣例,由於渭州為涇原路的首府(渭州之於涇原路,就有如板橋之於新北市的地位一般),一旦擔任渭州知州,將會身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都總管等職務,成為涇原路的最高軍事統帥(當時稱為「帥臣」)。得知此事的文臣劉摯(1030-1097)深覺不妥,便立即上奏朝廷,反對選擇武臣出任一路大帥:

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群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惟所指麾。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嘗伏念御邊禦敵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

按照劉摯的敘述,劉昌祚曾因立有小功,被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哲宗之父)任命為鄜延路(首府為延州)戰區統帥,但當時的輿論並不支持此項任命。等到神宗去世後,劉昌祚便被免除統帥之位、調回中央任職,而時人則認同此種處置。想不到七個月後的此時,朝廷又以劉昌祚擔任涇原路統帥,使得大臣對此議論紛紛。

此圖為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的宋廷西北各路形勢圖,圖中城市則為各地區首府。筆者改繪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

此圖為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的宋廷西北各路形勢,圖中城市為各路首府。筆者改繪自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

劉摯指出,按照本朝祖宗所立下的家法,朝廷不應以武臣擔任一路的戰區統帥,而應該任命文臣出任帥臣,藉此制衡武臣。至於武臣,只能以偏將身分統率軍隊、將官,並要接受文人帥臣的領導。劉摯並宣稱,宋代之所以能自立國以降,一百二十餘年承平無事,都是因為朝廷善於統御邊臣使然。由於這套管束邊臣的規範運作得極為完善,所以後代子孫不斷延用,並未加以改變。

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使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己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強,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夷虜,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

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在位初期,薛訥(649-720)、郭元振(656-713)、張嘉正等人都曾以擔任節度使的功勞晉升宰相。[3] 以成語「口蜜腹劍」知名的權相李林甫(683-753)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便想杜絕儒臣以軍功拜相的可能性,遂對玄宗進言:「以皇上的雄才大略,我大唐的國富兵強,為什麼還無法消滅夷狄?原因即在朝廷任命文臣擔任軍隊統帥!這些文臣貪生怕死,不敢身先士卒,不如改用胡將擔任統帥。胡人本來就熟悉軍旅之事,若皇上加以重用,他們絕對會替我大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玄宗聽信李林甫的建議,開始重用安思順(?-756)、安祿山(703-757)、高仙芝(?-755)等胡人將領。李林甫認為這些胡將無論有多大的功勞,也不可能入朝擔任宰相。但是重用蕃將的結果,卻造成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局面,唐室也因此一蹶不振,終至覆滅。

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知。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4]

在論述唐代因重用蕃將而導致的亡國教訓之後,劉摯又再次重申「不任武人為大帥」不僅是祖宗傳承下來的家法,而且具有深遠意涵,並非某些目光短淺的臣僚所能了解。接著,劉摯批評劉昌祚並非難得的優秀人才;況且,就算昌祚真有什麼了不起的才能,如果任用他擔任帥臣,將會破壞祖宗傳下來的規矩。

奏議最後,劉摯誠摯地呼籲以高太皇太后為首的執政者,應該從文臣當中挑選具有將帥之才的人選,使其擔任邊區統帥,以維持祖制家法之不墜。倘若此時堅持以昌祚擔任帥臣,萬一日後有大臣依循此例,任命武人擔任戰區統帥,則唐代藩鎮割據的殷鑑不遠,怎麼可以不防範於未然呢?

在許多宋人的奏議中,玄宗聽信李林甫之言重用蕃將,被認為是造成武人擅權、唐室覆滅的關鍵事件。(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唐玄宗」條目。)

在許多宋人的奏議中,唐玄宗聽信李林甫之言重用蕃將,被認為是造成武人擅權、唐室覆滅的關鍵事件。(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唐玄宗」條目。)

說了這麼一大堆,劉摯的主張與論據究竟是什麼?筆者認為,劉摯的奏議可以簡單總結為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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