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下)

「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這些文臣來說,假使自己不被重用,那便是「不才明主棄」,是聖上有眼不識泰山;但是,如果是有才華的武臣不被重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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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紙黑字」的陷阱:從兩則奏議看文官對皇帝「祖制」的政治詮釋(上)

「家法」背後的真相

根據筆者的研究,宋代文臣出任軍隊統帥的現象之所以得以風行,原因在於仁宗朝發生了兩起關鍵事件:其一,仁宗朝成立的「經略安撫使」制度,最初是由文臣擔任此職務,此事開啟了宋代「文臣可統兵」的先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范仲淹、龐籍(988-1063)等人拒絕服從以往宋代文臣若須長期統兵,必須放棄文臣身分、換為武官的傳統,並且獲得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的同意。[6]

如同劉摯所言,皇帝一時的決定,很有可能成為後世援引、服從的典範,具有相當程度的約束力。然而,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兩起事件,便認同劉摯所說「不任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的祖制呢?先讓我們看一段宋神宗與宰輔大臣討論邊區人事安排的對話:

令差(王)韶及(高)遵裕,(吳)充問:「孰為長?」(王)安石曰:「王韶文官。」上(神宗)曰:「當以文官為長。」[7]

當時神宗正聽從王安石(1021-1086)的建議,大力支持基層文臣出身的王韶(1030-1081)進取河湟地區(今甘肅、青海一帶)的主張。由於王韶的頂頭上司──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大多不願積極配合,安石便向神宗建議,在秦鳳路另外成立一個專責單位:洮河安撫司。此段對話的時空背景,便是在討論洮河安撫司的主官該由誰出面擔任。

當時宋廷考慮的人選有兩位:負責執行進取計畫的王韶,以及積極協助王韶的武臣高遵裕(1022-1085)。樞密副使(相當於國防副部長)吳充(1021-1080)詢問神宗與其他大臣該任命誰為主官,王安石則完全不避諱地提名自己的愛將王韶,理由是王韶為「文官」。聽聞安石此言,神宗便做出了裁示:「應該用文臣擔任主官。」

乍聽之下,我們很容易認為用文臣出任軍隊、邊防的主要負責人已經是當時的共識,否則神宗怎麼會不假思索地說出「當以文官為長」這種話呢?但是,如同我先前跟大家提及的,閱讀歷史不能只是瀏覽表面字句,還須細細品味文字背後,究竟蘊含了哪些沒有明言的含意。

各位試想,如果「當以文官為長」早已是當時的共識,那又何必開會討論主官人選呢?正因為存在著不確定因素,才有必要召開聯席會議,尋求大家的共識。既然如此,當時究竟存在著哪些不確定的因素呢?

事實上,當時並沒有明文規定要以文臣擔任戰區長官。以北宋中期以降的重要邊防體制──經略安撫使制度為例,雖然《宋史‧職官志》指稱經略安撫使的任官資格是「以直祕閣以上充」,[8] 也就是具備一定職等以上的文官才能出任,但這不表示武臣就無法擔任經略安撫使。

舉例來說,在經略安撫使制度成立之後不久,仁宗曾任命武臣高繼宣取代文臣楊偕(980-1049),出任河東路的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慶曆三年(1043)七月與十月,接連出現仁宗任命武臣郭承祐、李昭亮(992-1063)出任河北前線戰區主帥的案例。[9]連對抗遼國的第一線,仁宗都敢任命武臣擔任統帥,換句話說,以文臣出任前線長官並非當時的硬性規定,而是相當程度地出自皇帝的自由意志。

那麼,仁宗為什麼會選擇任命這些武臣呢?簡言之,就是「信任」二字。若我們細考高繼宣、郭承祐、李昭亮三人家世,可以發現這三人與宋代皇室已有數代的交情:高繼宣之父高瓊(935-1006)在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尚未登基前,就已經是他的人馬(搞不好還參與了「燭影斧聲」事件);太宗即位後,高瓊與其子繼勳(958-1035)、繼宣成為太宗朝以降的重要武臣。

至於郭承祐、李昭亮,兩人的先祖皆是宋初立國以來的知名武將,兩人更具有外戚身分,與仁宗實為親戚關係。[10]在「有關係就是沒關係」的思維模式下,任人唯親實是人之常情,無怪乎仁宗敢重用這些武臣,甚至以他們在國防前線統兵掌權。

雖然仁宗朝常被認為是文臣勢力高漲的時代,宋仁宗仍然相當重用武臣,顯示比起文武之別,能否得到皇帝的信任,才是更重要的選任指標。(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宋仁宗」條目。)

在與大家介紹仁宗如何重用武帥之後,我們再把鏡頭拉回神宗朝的武將高遵裕身上。高遵裕是何許人也呢?各位聽了可別嚇一跳。事實上,高遵裕正是前兩段提及的高瓊之孫!自祖父輩開始,高家已經三代擔任宋廷武官,而且高遵裕此時的身分又比父祖輩更上一層樓:由於英宗(1032-1067,1063-1067在位)冊立高遵裕的堂兄弟遵甫之女為皇后(即筆者於〈侏儸紀公園的高壓電網〉一文中提及的宣仁后高氏),遵裕得以沾親帶故,成為英宗之子──神宗的遠房親戚。

是故,無怪乎神宗與宰輔們有必要為了此次的人事選任,因此召開聯席會議了。然而,即便神宗說出「當以文官為長」的意見,相較於王安石對王韶的全力支持,高遵裕反而較像是神宗安插在前線的親信,用以隨時監控戰事發展。

也因為高遵裕與神宗有著這層親戚關係,元豐四年(1081),神宗決意大舉進攻夏國之時,高遵裕成為統轄環慶、涇原兩路的戰區統帥。當時,受高遵裕節制的武將劉昌祚(就是本文上篇一開始引起劉摯不滿的那位仁兄)原本已攻至夏國靈州城下,卻因為避免與遵裕爭功,接受了遵裕暫停進攻的命令(事實上,想爭功的人其實是高遵裕才對),因而導致此役最後功敗垂成。[11]

附帶一提,此次大舉伐夏的各路指揮官不是武臣(高遵裕)、便是宦官(王中正、李憲),顯示文臣就算出任前線的軍事統帥(如經略安撫使),他們也未必能擔任大型軍事行動的實質指揮官。

即便許多文臣透過經略安撫使制度成為戰區統帥,神宗朝依然常見武臣主持軍事行動。舉凡熙寧九年的交趾反擊戰、元豐初年數次討伐瀘州少數民族,以及元豐四年的五路伐夏等戰役,皆是由武臣與宦官擔任軍隊統帥。(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宋神宗」條目。)
跟政治語言認真,你就輸了

因為劉摯「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一句話,筆者帶各位簡單回顧了宋代部分(大家留意:並非所有文臣都希望排除武臣以獨佔統兵權)文臣如何爭取控制軍隊的歷史。閱讀孫何的奏議,我們看到的,不是宋代皇帝不以武臣擔任軍隊統帥,而是文臣試圖從武臣、宦官把持軍權的指縫中,稍微奪回一部分的統兵權力。到了仁宗朝,新設的經略安撫使職務由文臣首開任職紀錄,加以仁宗同意范仲淹、龐籍等文臣不須為了長期統兵而換為武職。此後,越來越多文臣依循著這兩件前例,逐步成為前線戰區的軍事統帥。

即便如此,我們也很難相信劉摯所言「不以武人為大帥」是宋代真實存在的祖宗之法。否則,又怎麼會出現仁宗、神宗任命武臣出任戰區統帥的現象呢?筆者認為,比起只是追究「不任武人為大帥」究竟是不是宋代家法,劉摯主張無論武臣是否具有才幹,都不應該使其擔任大帥的想法更具有分析的價值與意義。從經營國家或企業的角度出發,「用人唯才」當是對國家、企業最有利的選任標準。劉摯的言論,顯然反映了宋代部分(並非全部)文臣將對於武人統兵的非理性恐懼,置於「選拔人才」的任官標準之上。

對於這些文臣來說,假使自己不被重用,那便是「不才明主棄」,是聖上有眼不識泰山;但是,如果是有才華的武臣不被重用呢?此時,部分文臣便戴上雙重標準的有色眼鏡,稱讚聖上真是英明神武、乾綱獨斷!像劉摯這樣的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說法公正無私、合情合理,所提出的「歷史論據」(如宣稱「不任武人為大帥」是「祖宗之法」),筆者會說這是種政治語言,是個為了說服皇帝而出於己意鍛冶出來的「家法」,未必符合歷史事實。

除了劉摯的奏議外,孫何的上奏其實也存在著以自己斧鑿的政治語言,用以強化自身論述的問題。舉例來說,孫何沒有解釋如果朱梁、後唐之後的文臣已經「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那麼為什麼以文臣擔任軍隊統帥的效果還能優於武臣?(難道只因為他們比武臣會讀書?)另外,孫何雖然聲稱「歷代將帥,多出儒者」,但我們若用常理推論,就能知道歷代將帥其實還是以武人居多。

「才兼文武」的「儒將」不是沒有,但是為數甚少。正因為儒將難得,「才兼文武」才會成為許多文人標榜推崇的理想典範。如果今天大家每個人都文武全才,政府似乎也不必一直呼籲學校以五育並重作為教育目標了,不是嗎?

結語:史書的虛景與真實

本文藉由探討兩則宋代文臣的奏議,向各位分析宋人如何透過自己的政治詮釋,致力煉成一套隱含著自身理念的「祖宗之法」,企圖以此影響皇帝就範。嚴格來說,這種為了闡釋自身論點所援引、甚至發明的「歷史論據」,往往只是種政治語言,未必是歷史事實。在這些文臣的生花妙筆之下,所謂的「制度」就像是個可塑性極高的鐵塊,任由他們一槌、一槌地將它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貌。中國學者李立便注意到宋人寫作奏議時,經常有其固定的論述套路:

其通常寫作方式,大多首先冠以某種抽象的政治原則、理想模式或真實的歷史教訓,接著指出現在的某事違反或背離了上述「真理」,然後提出改正建議,並說明不改正的嚴重後果。[12]

按照李立的分類,劉摯、孫何奏議中所宣稱的「祖宗之法」、「典故具存」,大概可以分屬「政治原則」與「理想模式」兩類。換言之,兩者都不是「真實的歷史教訓」,只是兩人為了增加說服力,所創造出來的架空歷史。若不加思索地完全信以為真,只會與歷史的真實形同陌路、漸行漸遠。

筆者認為,宋代文臣對於皇家「祖制」的詮釋,就像是鐵匠在鍛冶鐵板一樣,任憑他們將它敲打成自己想要的樣子,未必符合歷史事實。(圖片取自日文維基「鍛冶屋」條目。)

其實,不只是劉摯、孫何的論述可能出現虛構歷史的問題。客觀地說,只要是人創作出來的作品,都蘊含著作者個人的主觀立場。即使是講求「允執厥中」、如實書寫的歷史著作,也是如此。孟子(372-289 BC)曾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如果只是盲目相信書本的記載,全無自己判斷思考的能力,會比完全不讀書更為糟糕。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意思,並不是叫我們乾脆不要讀書,而是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毫不懷疑地完全相信書本的記載。(圖片取自中文維基「孟子」條目。)

筆者認為,當我們閱讀歷史著作時,至少應該時刻記得以下幾點:這篇文字最早的版本是誰寫的?寫了些什麼?有哪些應該記載的內容沒有出現?為什麼作者要如此記載?舉例來說,中國的史書大多由文人執筆寫成。在文人的作品裡,武人淪為被描繪的角色,缺乏自己的發聲管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讀到的武人形象很可能只是部分文人的刻板印象,未必是歷史事實。

閱讀史書,應該時時反問自己是否覺得哪裡有違和感?而不是一股腦地完全接受史書的記載。唯有如此,我們才不會落入讀死書的陷阱,而歷史,才得以真正成為訓練讀者思辨能力的實用學問。

閱讀史書,我們要隨時留意何處是作者煉成的虛景,何處又是作者該寫而未寫的真實。唯有隨時秉持質疑思辨的態度讀史,歷史才能成為訓練讀者思維能力的實用學問。(圖片取自日文維基「史記」條目。)
註釋

[6] 關於北宋文臣統兵的傳統如何建立,以及文臣為了長期統兵而轉為武職的現象,歡迎參考筆者的碩士論文,見拙作,《以儒為帥:北宋統兵文臣傳統的建立(1004-108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7]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點校本),卷226,熙寧四年八月,頁5503。

[8]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卷167,〈職官七〉,頁3960。

[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34,慶曆元年十一月丁未,頁3195;卷142,慶曆三年七月丙寅,頁3395;卷144,慶曆三年十月丁酉,頁3476。

[10] 郭承祐除了迎娶舒王元偁(981-1014,仁宗之叔)的女兒之外,更是仁宗擔任太子時的直屬部下;李昭亮是太宗皇后的姪兒,實為仁宗長輩。上述事蹟,見《宋史》,卷289,〈高瓊傳〉,頁9691、9694-9697;卷251,〈郭承祐傳〉,頁8851;卷464,〈李昭亮傳〉,頁13563。

[11] 《宋史》,卷349,〈劉昌祚傳〉,頁11054。

[12] 李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收於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35。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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