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窩裡的雀鳥:怎麼看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史

杜鵑窩裡的雀鳥:怎麼看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史
Photo Credit: thierry ehrmann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精神醫學在政治上的濫用可大抵這麼定義:挪用精神醫學的診斷,或利用精神醫學裏管束性的介入手段,侵害「病患」的基本人權,達到撻伐異己的政治目的。

文: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半年前從燠熱的南洋,回到時間更迭明顯的亞熱帶。研究計畫一一交了出去之後,面對窗外臨暗的沙灣,和剛才清空的辦公桌。那些沉於硬碟底端,無法簡單運用組合的醫學文獻和訪談片段又再度浮上心頭。心想著,過去幾年醉心於精神醫學發展的跨國性研究,如今回到離家五百哩處,是否該重新讓這些斷簡殘編撥雲見日,設法重現煙塵底下依然詭譎的戰後台灣心靈圖像?

神秘的後山

一月十六日,總統和國會選舉投票當天,《聯合報》突然刊了一則報導:〈花蓮玉里醫院「政治犯病友」凋零中〉。文章劈頭就說:「衛生福利部花蓮縣玉里醫院的「政治犯病友」,及台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的老榮民精神病友,均凋零待[誤]盡,此次大選「乏人問津」,醫護人員樂得「沒有壓力」。」[1] 文章的重點在於,以往被藍綠政治人物大力抨擊,帶有政治目的的精神醫學濫用,如今已如過往雲煙,不必再提了。

五年前從英國回台,曾經短暫在清幽的玉里小鎮受訓。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光裡,每天清晨騎著腳踏車,到縱谷裡被霧氣圍繞的醫院上班,那是決定離開臨床跳入學術火坑之前好不愜意的一段光景。有朋友甚至煞有其事地問我:「你去玉里,該不會另有目的吧?」事實上,那是個陰錯陽差的生涯規劃。原以為在繁華盛景的對角線蝸居,可以好好寫作,誰知大學來了資格考沒通過的通知,只好壯士斷腕辭職。一面專心寫好博士論文,一面訪談精神科的前輩醫師們。

玉里關著政治犯的確時有所聞。但到底兩間超大型醫院收容著患了精神病的政治犯,還是利用精神病院取代監禁管訓,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零星破碎的新聞報導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捕風捉影的傳聞總是大於實際證據,後續追蹤也闕如。八零年代末的閱聽氣氛逐漸開放,媒體批露了台大社會系陳光中教授到當時的玉里養護所進行的田野研究。研究結果在高雄醫學院的一場有關健康政策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做出的其中一項結論,認為部分並非精神病患者的「病人」不應被留置於養護所。

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的是被認為可能是保安份子的和政治犯的「安」與「新生」註記。玉里醫院隨後澄清了病患的多重來源,台視新聞也在事後訪問了陳教授。螢光幕前的陳教授在鏡頭前澄清他的研究,並沒有提到「政治犯」三個字。[2] 即便如此,研討會結束之後,為了消除社會疑慮,人權團體夥同立法委員與院外的精神科醫師進入養護所訪視。調查團體做出了可預見的否定結論,但精神醫學與政治偵防的曖昧關係,卻從此在輿論之間蔓延開來。

精神醫學諜對諜

精神醫學在政治上的濫用可大抵這麼定義:挪用精神醫學的診斷,或利用精神醫學裏管束性的介入手段,侵害「病患」的基本人權,達到撻伐異己的政治目的。在小說、電影裡,類似惡行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在能夠被視為「史實」在陽光底下談論的,卻仍然少之又少,問題不外涉及「病患」隱私的史料來源,和難亙古以來在正常與異常之間難以劃清的那道界線。

斑斑劣跡的曝光,往往帶著某種要為受害者「翻案」的味道。一般人最能瞬間聯想的,莫過於蘇聯對於異議份子的貫作非為。一九七三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根據自己在集中營的體驗和兩百七十位受訪者的證詞,為群島上慘絕人寰的疲勞審問、從肉體到精神摧殘黑幕開出了發隱擿伏的第一槍。

二十世紀的下半葉,關於蘇聯政府如何利用精神醫學對異議者進行政治清算的研究,成果還算豐碩,包含史達林如何親筆竄改醫學文件,把著名的巴弗洛夫理論李森科的無稽之談混為一談;策動精神科醫師們進行文革式的自我批判;還有創造「遲滯性精神分裂」的診斷條目,用來「治療」出現或潛在反動思想的異議份子等等。

然而,利用醫學做他途之用,何止於「萬惡的共產黨」?在最近出版的《納粹之心》一書裡,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透過新史料的爬梳,講出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當計算機鬼才艾倫.圖靈在布萊切利園的同盟國軍情中心腸枯思竭,想要破解德軍的密碼系統時,另一個團隊也企圖用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想要了解犯下滔天罪行的納粹黨重大惡性的本質。他們選中的目標是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3]

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的著作《納粹之心》(The Pusuit of The Nazi Mind)

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的著作《納粹之心》(The Pusuit of The Nazi Mind)

一九四一年五月,赫斯前往英國從事的秘密任務的動機,宥於機密史料的限制,一直到今天目的依然不明。人們只知道他在降落之後,迅即遭到英方拘留。希特勒片面宣布赫斯精神失常,同時解除他所有的職務。赫斯在牢中受到嚴密監視,一直到他在紐倫堡受審之前,所有獄卒和警衛都被禁止和他有任何往來。了解他的,大概只有時任塔非史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後來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的精神科醫師約翰.李斯(John Rees)。

赫斯在日記裡說,他在監禁的四年期間,李斯常到監牢裡探望他,還試圖下藥毒害,甚至想要以男色迷惑這位壓抑的納粹大臣。想當然,極端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病理機制」最終並未被透徹掌握。但Pick在書中生動地描述,李斯為了卸除赫斯的心防,的確無所不用其極。光是帶進監牢裡的藥,除了類鴉片製劑、阿斯匹靈、阿托品、巴比妥酸鹽、甲基安非他命,甚至還有一堆順勢醫療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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