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丁韙良與四名學生在北京|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按中國人的評價,丁韙良是忠誠負責的官員。

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十九世紀在華的洋顧問雖無一整套首尾一致或環環相扣的計畫,但已預示了二十世紀中葉「援助未開發地區」的行動模式。他們提供軍事援助給執政者鎮壓國內叛亂,推動經濟改革穩定金融秩序,試圖改造教育制度,期使年輕一輩更能接納西方世界。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對中國人而言,教育是維繫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的關鍵:兩千年來,年輕學子涵泳於儒家典籍傳統之中修身齊家,參加科考,若是一朝金榜題名,就能平步青雲,治國平天下。若是把新的學科如西方的哲學、語言或自然科學引入,不啻是動搖邦本。所以創新自會遭到激烈抵制。

然而重重阻力並未讓西方人打退堂鼓,仍想照他們自己心中的形象來塑造中國人的夢想,其中又以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最為不屈不撓。一八二七年四月十日,丁韙良出生於印第安那州(Indiana),在家中十個小孩中排行第八。父親是長老會巡迴牧師,以兩位傳教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丁韙良是在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的嚴肅氛圍中長大,他的一生奉獻給傳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年輕的丁韙良曾一度對前途猶豫不決。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學科學,使他思想有所動搖,而對他在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所受的粗糙教義感到不安。但最後他雙親的期望還是佔了上風,二十二歲的丁韙良遠赴中國,身負淵博希臘文、修辭學、電學、光學造詣與喀爾文教義。

丁韙良一到廣州碰到的陣仗實如當頭棒喝,但他不為所動。「我們一上岸,迎面而來的是群眾的鼓譟聲浪,咆哮著:『番鬼,番鬼!殺頭,殺頭!』我揣想,『這難道就是令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文明?我難道就是為了這班人離鄉背井?』但我馬上一想,他們若不是異教徒,我又何必遠道來此?」丁韙良沿海北上寧波,長老會已在寧波辦了一個傳教團、一所學校和一家印刷廠。丁韙良馬上開始學寧波話和北京話。

我沒有教科書或辭典可供參考⋯⋯只好自創體系。我以德語,或更確切地說,歐陸語系的母音為基礎,稍加變通,很快就完成一套音標,使我能重複老師的發音。我靈機一動,何不用此法教老師學英語⋯⋯一、兩天後,老師就能寫幾個英語單字;一週之後,我收到老師捎來字跡工整的便條,邀我們到他家午餐。這張內容清晰、簡潔的便條令我欣喜若狂,我把它放在餐桌上炫耀⋯⋯。我永遠記得一八五一年一月的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們組了一個社團,宗旨是編纂一種用於書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

丁韙良開發一種可用來印刷這種新文字的木版印刷系統。丁韙良希望克服複雜難解的漢字,激發了無比的熱情,這是宗教從未激起的。丁韙良認為:「中國人看到小孩竟可在幾天之內便能閱讀,不像學寫字那樣要花好幾年的功夫。七十歲的老嫗、目不識丁的僕役和苦力,信了教便發覺,透過這種方法,他們也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讀上帝的話語。」

丁韙良展現了他的多才多藝。半年不到,他就開始向中國人傳道,一年半,就能用中文寫讚美詩。丁韙良到了寧波不久,就在本地先生的指導下學文言文,五年不到,「就遍讀四書五經,若非精神勞頓,又須為傳教分神,或許我不需要這麼久。」丁韙良還為中國人編了算術與地理、希羅歷史的教科書,並完成了《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後來丁韙良曾說:「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之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部書才皈依基督的。榮耀歸於上帝。」丁韙良甚至還設立一所小學堂,試行他創制的這套羅馬拼音系統。

但是結果令人失望。皈依的教徒不多,有些是教會職員,其皈依的動機往往攙雜金錢和宗教的成分。丁韙良用羅馬拼音系統來教中國人讀中文的實驗,其實貶抑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字的崇敬。教會生活的刻板與拘束常讓像丁韙良這種有自己想法的年輕人苦不堪言。

早在一八五三年,丁韙良就另外想辦法,說服中國人接納西方文明、西方教育和基督教的上帝。太平天國之亂似乎給了丁韙良一個機會。丁韙良在給紐約長老會傳道團的信裡提及:「太平天國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依目前局勢觀之,革命之火極有可能席捲整個帝國,或許可使其廣袤疆域向傳基督福音的佈道者敞開。」丁韙良無法如願進入太平天國首府南京城,對太平天國的支持也仍停留在口頭上,他眼中的太平軍都是「自我克制、忠於天國、打破成規」之人,與「放蕩、無神論,或崇拜偶像的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

教會方面對丁韙良過份遷就中國文化,而且是透過知識而非性靈途徑來傳教屢有微詞。一八五八年,丁韙良申請在寧波城郊設立自己的傳教據點被駁回,之後他便在美國公使館當通譯。丁韙良很想趕快見識見識北京城這個龍座之所在、帝國之首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開啟傳教事業的根據地。

丁韙良的表現有聲有色;他在傳教上的突破,就在於他把容許傳教的條文放入中美條約之中。丁韙良得償宿願,到了北京,也更相信北京是開展傳教的絕佳據點。丁韙良懇請上司准他在北京設傳教團,但未獲允許,於是回美國休息兩年。

一八六二年,丁韙良重返中國,留在北京的決心更強。雖然丁韙良的上司還是不同意,不過他已爭取到英、美駐華公使的支持;一八六三年,他向友人借了一筆錢,在北京內城買下幾幢房舍,建了一間小禮拜堂和一所小學校。但是他大規模宣教的夢想再度化為泡影──他每年只有六、七名信徒受洗,一般中國人一旦滿足了好奇心之後,除了窮人之外,就不願意再上教堂了。學校也好不到哪裡。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不願放棄仕途而隨一個洋人學科學。丁韙良的學生往往出身於一貧如洗的家庭,為的是想從丁韙良拿到免費的衣服、食物,讓日子好過些。

丁韙良並未氣餒,反而為他的夢想添了雙翼。一八六六年,丁韙良乘著騾車,一路顛簸到了河南,他寫道:

從凌晨五點至晚上九點,一天趕了四十哩路之後,頭昏腦漲、雙腳痠疼,才找到一家破落不堪的小客棧,還有甚麼比這更配稱作為夢想預作準備呢?⋯⋯奇異幻想在頭上揮舞神奇魔棒,昔日回憶與眼前的景象交錯,入耳的不再是騾夫吆喝聲和騾車車輪的隆隆響,而是蒸氣汽笛的蜂鳴聲和電報機的喀答響。幽暗茅屋化為堂皇車站──來自各省的雜沓人群把舖有地毯的候車大廳擠得水洩不通,售票亭四周圍繞著望眼欲穿的旅客。你擠到前頭,聽見你的硬幣丟在櫃檯上而發出的叮噹聲,手中緊握得來不易的車票⋯⋯這時,雞啼聲驚醒美夢,辛苦跋涉的一天又要開始。

對於像丁韙良這樣的人,基督教的信仰與西方的科學「進步」是形影相依的。丁韙良向村夫野婦佈道,結果成效有限,那麼理應先推行「西化」(Westernization),皈依基督自然水到渠成。中西之間就必須先有密切交流,才能侈言西化:公開的外交往來,在全國各地推廣科學教育,而非僅限於教會學校。但是這類革新只能由上而下才能竟全功,於是丁韙良採取耶穌會的策略,以科技專才謀得一官半職。丁韙良研究過利瑪竇的生平事蹟,他的結論是:「不露慍色,應對進退恭謹,科學為綱。」

丁韙良在摸索的過程中,得到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支持。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開始嶄露頭角,鼓勵丁韙良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這本書在中國學者的協助下,於一八六三年譯完,同年進呈給掌管外務的總理衙門。(譯按)翻譯此書佔了不少傳教的時間,丁韙良對此心中深感愧疚,但也做了一番辯解:「對一個覺得有責任為他宣教佈道的國度追尋幸福的傳教士來說,這也不算不合適,」並深信此書「能引領無神論的政府認識上帝和祂永恆的正義。」

譯按:丁韙良在翻譯這本書時,恭親王奕訢指派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李常華、方濬師、毛鴻圖四人「與之悉心商酌刪潤,但易其字,不改其意。」書成之後,初名為《萬國律例》,後增訂改為《萬國公法》,這是同文館出版的第一部西學著作。

朝臣起初質疑這本書的價值,斥之:「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恭親王則是向皇帝奏曰:「臣等竊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瑪竇(Matteo Ricci)等,在中國立名。」恭親王看出了丁韙良的意圖,但若非機緣巧合,丁韙良這人還有他的譯作恐怕會湮沒無聞。一八六四年,總理衙門的官員引《萬國律例》書中原理,迫使普魯士釋放在中國海域擄獲的一艘丹麥船。恭親王承認:「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恭親王強調此書「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於是下令刊印三百冊分撥各省官員。

這當然還是「以夷制夷」那一套,雇聘華爾、戈登、李泰國和赫德都是沿此而來。皇上下旨成立同文館,以培養翻譯人才為宗旨,一八六五年,丁韙良接受同文館之聘,擔任英文教習。丁韙良捨棄傳教士的薪餉,欣然接下這份差事,成為清廷雇員。丁韙良深信他翻譯惠頓的這本書,「其影響力僅次於《聖經》譯本,」而英文教習這份差事可使他能深深影響中國人。

不過,丁韙良高興得太早。他之所以獲聘為英文教習,乃是一八六○年代的中國政治人物早有體認,中國必須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因此,他們覓訪忠心、謙恭,能為中國人所用的外國專家。丁韙良這人中規中矩,古道心腸,中文流利;他的譯作也證明非常有用,他又與赫德、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交好。而且,丁韙良對教育的看法也投某些朝中閣臣的理念。

太平天國作亂時,碩儒馮桂芬住在上海,曾研究過外國的學術,他認為西方的宗教著作「猥鄙,無足道」;但是「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扼塞、風土、物產,多中人不及。」馮桂芬還說,混跡條約口岸的所謂中國「通事」,「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馮桂芬更建議,精挑傑出中國學子,敦聘西洋教師教授外語。不過,因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理應把數學列為必修的課程。

這些構想被曾國藩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和恭親王所接受,但也引起無數士大夫的強烈反彈,認為這類改革勢必危及社會的道德框架。有個守舊的士大夫(譯按:俀仁)即駁斥道:「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道,所損甚大⋯⋯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面對這些深懷敵意的看法,新學堂要能運作,唯一的辦法就是佯稱它毫無新處,在十八世紀中葉曾有俄羅斯文館,於今已停辦,正可作幌子。丁韙良說這所俄羅斯文館是個「無形資產」,這些革新是有「先例和規矩。規矩是可任意複製,而先例是可不斷援引的,以剷除障礙,證明新的突破其實並無新意。」

不斷回溯傳統是無法導出丁韙良的「突破」之舉,教了幾個月之後,丁韙良便提出辭呈,「坦白說,只是照料十個孩童學英語,對我而言太過輕易。我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但丁韙良受到慰留,學堂的規模也會擴大,而且他現在教的學生,有朝一日也會在朝為官,甚至還向丁韙良許了一個未來,將來他的學生有可能擔任帝師,教皇帝英語。

丁韙良替自己找了一個台階:「對一個一心把發揮龐大影響力視為首要目標的人來說,這個看法振奮我心。雖然我已著手尋覓繼任人選,徵詢富善先生(Mr. Goodrich)的意願。但是富善先生以恐會耽擱傳播福音為由,婉拒了我的邀請。我獲得承諾,可得到一個比在北京路旁的禮拜堂更能發揮影響力的領域,便繼續留在同文館。」

追逐影響力的結果,使得丁韙良最後還是切斷了他與傳教工作之間的關係:一八六七年,丁韙良接下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的教習,交出了傳教工作。兩年之後,丁韙良便升任同文館總教習,正式向紐約長老會遞出辭呈。

丁韙良決心辦好同文館。但根本問題在於財務,因為從中國人的標準來看,同文館的洋人薪俸極為優渥,清廷逐漸感到力不從心。但是赫德同意每年從海關稅收中撥款給同文館,解決了這個難題。用丁韙良自己的話,這正是赫德供油,丁韙良燃燈。

所謂燃燈,意指引介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丁韙良先是引進物理、數學,隨著教職員人數日益增加,丁韙良又開辦了化學、生理學、醫學各科。根據同文館的規定,宗教教育,一概禁止講授;因此,丁韙良必須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傳教事業,認為唯有先破除中國人的迷信心理,才可能開啟傳播基督福音的坦途。

為達此目標,丁韙良得吸引英才入同文館,並讓他們求得功名。但學生卻認為丁韙良設計的課程對於他們應考沒有幫助,自然也有另一番盤算。同文館有個教習憂心忡忡:「他們學英語的態度敷衍草率,心力還是放在漢文上。」理由無他,學子唯有掌握漢文,「才能功成名就,不管他們的外語學得再好,前途還是一片茫然。」

同文館最早招收的學生也不是可造之材:「有幾個學生入同文館全因仕途失意──而總理衙門給這些落魄文人的津貼遠超過他們的名望……。士林學子不齒這些人背叛名教,乃士大夫中的敗類。他們自己也這麼想。」所以,許多人都公開否認自己是同文館的學生。

丁韙良並未因此氣餒,反倒更同情中國人。他在一八六八年寫道:

沒有哪個偉大的民族曾遭受如此誤解。他們被譏為麻木不仁,只因我們缺少有效的方法把我們的觀念灌輸給他們,或者把他們的觀念傳達給我們知曉;他們蒙上野蠻人的污名,只因我們是以不同的衡量標準來理解有別於我們的文明⋯⋯。民族靈魂以穩定的步伐一代一代向前邁進,儘管其進展並不總是一帆風順,但每個偉大的時代,一如我們想的,總會烙印下非凡的成就;如同極北的破曉,第一道曙光在東方的天際隱晦數小時,才展現萬丈光芒,歷經黑暗起落,光芒也越來越耀眼,直到日出的逼臨。

丁韙良的目標就是要讓光明快點到來;為了達此目標,他必須改造同文堂,使其「從螢火蟲變成燈塔」,期使「成千上萬胸懷鴻鵠之志的學子,能像現在他們鑽研古文般,認真學習現代科學知識。」

丁韙良緣此窮盡了餘生的四十年光陰。丁韙良為同文館設計了一套八年的課表,科目涵蓋了所有西方知識的重要學門(譯按):前三年學習外語、地理和西方歷史;第四、五年鑽研數學;第六年學習機械學、微積分和航海術;第七年學習天文學、地質學、礦物學;第八年學習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法。

譯按:丁韙良送呈總理衙門的課表其實有兩套,一套是供「漢文熟諳、資質聰慧者」使用,學制八年。第二套適用於「年齡稍長,無暇肄及洋文,僅藉譯本而求諸學者」,學制五年。

長夜漫漫破曉遲。丁韙良公開發表的文字往往過於誇張,但在私人信函裡卻一反於此:「這所學堂或可稱得上興盛,但萬事在中國皆緩慢,這廂多個學生,那廂多個老師。」中國人竟會願意接納西方的進步文明,有時實難以置信。電報教學班即是一例。

丁韙良自掏腰包從美國購得「兩套電報設備,其中一部使用的是摩斯電碼系統,另一部則有字母標度盤,容易學習且十分醒目。」朝中要員自然應允前來大開眼界,一睹奇技淫巧,那個早上人人興致勃勃,「發送鈴聲訊號,把銅線纏繞在他們身上,或打開或關閉線路,火星在電纜線之間跳耀,撞槌不停跳動,逗得他們哄堂大笑。」一旦新鮮感消失了,卻少有人對這些設備的運用原理感興趣。這些標誌著新時代降臨的設備,最後卻「如破銅爛鐵般被棄置」在學堂的展覽館。

不過,同文館的學生也漸漸出頭,他們在總理衙門任翻譯,也有人從事西書的譯介。到了一八七○年代末,已有學生當上皂吏,還有幾名被派駐海外,在中國的使館裡供職。丁韙良也漸有地位聲望。一八八○年代初,清廷特派丁韙良出使美國、歐洲、日本,考察各國的教育制度。一八八五年,丁韙良官拜三品;十年後晉升二品大員。按中國人的評價,丁韙良是忠誠負責的官員。

書籍介紹

《改變中國》,時報出版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本書寫的是在中國的西方顧問。從一六二○年代到一九五○年代這三百多年來,這些人貢獻優異技能,供中國人驅策。初則引入天體運行理論,終則讓中國人見識到空戰戰術與原子科學的神乎其技。史景遷從上百位在華工作的洋顧問中挑選十六位代表人物。

這十六人各有所長──有天文學家、軍人、醫生、行政管理專才、翻譯家、工程師,還有一位職業革命家。他們的生涯雖橫跨三個世紀,但是所積澱的生命歷程卻有著驚人的延續。他們經歷了類似的亢奮和危險,懷抱類似的情懷,承受類似的挫折,在行為中映射出他們的時代,也突顯了中國固有的基本價值觀。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