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以譯事小技,撼千年科舉——改造同文堂「從螢火蟲變成燈塔」的傳教士丁韙良
丁韙良與四名學生在北京|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按中國人的評價,丁韙良是忠誠負責的官員。

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十九世紀在華的洋顧問雖無一整套首尾一致或環環相扣的計畫,但已預示了二十世紀中葉「援助未開發地區」的行動模式。他們提供軍事援助給執政者鎮壓國內叛亂,推動經濟改革穩定金融秩序,試圖改造教育制度,期使年輕一輩更能接納西方世界。

在中國,外國人想碰教育領域尤其難。對中國人而言,教育是維繫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的關鍵:兩千年來,年輕學子涵泳於儒家典籍傳統之中修身齊家,參加科考,若是一朝金榜題名,就能平步青雲,治國平天下。若是把新的學科如西方的哲學、語言或自然科學引入,不啻是動搖邦本。所以創新自會遭到激烈抵制。

然而重重阻力並未讓西方人打退堂鼓,仍想照他們自己心中的形象來塑造中國人的夢想,其中又以美國人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最為不屈不撓。一八二七年四月十日,丁韙良出生於印第安那州(Indiana),在家中十個小孩中排行第八。父親是長老會巡迴牧師,以兩位傳教士的名字來為他命名。丁韙良是在喀爾文教義(Calvinism)的嚴肅氛圍中長大,他的一生奉獻給傳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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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丁韙良曾一度對前途猶豫不決。他在印第安那大學學科學,使他思想有所動搖,而對他在長老會神學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所受的粗糙教義感到不安。但最後他雙親的期望還是佔了上風,二十二歲的丁韙良遠赴中國,身負淵博希臘文、修辭學、電學、光學造詣與喀爾文教義。

丁韙良一到廣州碰到的陣仗實如當頭棒喝,但他不為所動。「我們一上岸,迎面而來的是群眾的鼓譟聲浪,咆哮著:『番鬼,番鬼!殺頭,殺頭!』我揣想,『這難道就是令人引以為傲的中國文明?我難道就是為了這班人離鄉背井?』但我馬上一想,他們若不是異教徒,我又何必遠道來此?」丁韙良沿海北上寧波,長老會已在寧波辦了一個傳教團、一所學校和一家印刷廠。丁韙良馬上開始學寧波話和北京話。

我沒有教科書或辭典可供參考⋯⋯只好自創體系。我以德語,或更確切地說,歐陸語系的母音為基礎,稍加變通,很快就完成一套音標,使我能重複老師的發音。我靈機一動,何不用此法教老師學英語⋯⋯一、兩天後,老師就能寫幾個英語單字;一週之後,我收到老師捎來字跡工整的便條,邀我們到他家午餐。這張內容清晰、簡潔的便條令我欣喜若狂,我把它放在餐桌上炫耀⋯⋯。我永遠記得一八五一年一月的這一天,在日出之前,我們組了一個社團,宗旨是編纂一種用於書寫「寧波話」的拼音系統。

丁韙良開發一種可用來印刷這種新文字的木版印刷系統。丁韙良希望克服複雜難解的漢字,激發了無比的熱情,這是宗教從未激起的。丁韙良認為:「中國人看到小孩竟可在幾天之內便能閱讀,不像學寫字那樣要花好幾年的功夫。七十歲的老嫗、目不識丁的僕役和苦力,信了教便發覺,透過這種方法,他們也能用自己的語言來讀上帝的話語。」

丁韙良展現了他的多才多藝。半年不到,他就開始向中國人傳道,一年半,就能用中文寫讚美詩。丁韙良到了寧波不久,就在本地先生的指導下學文言文,五年不到,「就遍讀四書五經,若非精神勞頓,又須為傳教分神,或許我不需要這麼久。」丁韙良還為中國人編了算術與地理、希羅歷史的教科書,並完成了《天道溯源》(Evidence of Christianity),後來丁韙良曾說:「我相信,在文人學士之中,有許多人就是因為讀了這部書才皈依基督的。榮耀歸於上帝。」丁韙良甚至還設立一所小學堂,試行他創制的這套羅馬拼音系統。

但是結果令人失望。皈依的教徒不多,有些是教會職員,其皈依的動機往往攙雜金錢和宗教的成分。丁韙良用羅馬拼音系統來教中國人讀中文的實驗,其實貶抑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字的崇敬。教會生活的刻板與拘束常讓像丁韙良這種有自己想法的年輕人苦不堪言。

早在一八五三年,丁韙良就另外想辦法,說服中國人接納西方文明、西方教育和基督教的上帝。太平天國之亂似乎給了丁韙良一個機會。丁韙良在給紐約長老會傳道團的信裡提及:「太平天國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依目前局勢觀之,革命之火極有可能席捲整個帝國,或許可使其廣袤疆域向傳基督福音的佈道者敞開。」丁韙良無法如願進入太平天國首府南京城,對太平天國的支持也仍停留在口頭上,他眼中的太平軍都是「自我克制、忠於天國、打破成規」之人,與「放蕩、無神論,或崇拜偶像的帝國主義者截然不同。」

教會方面對丁韙良過份遷就中國文化,而且是透過知識而非性靈途徑來傳教屢有微詞。一八五八年,丁韙良申請在寧波城郊設立自己的傳教據點被駁回,之後他便在美國公使館當通譯。丁韙良很想趕快見識見識北京城這個龍座之所在、帝國之首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開啟傳教事業的根據地。

丁韙良的表現有聲有色;他在傳教上的突破,就在於他把容許傳教的條文放入中美條約之中。丁韙良得償宿願,到了北京,也更相信北京是開展傳教的絕佳據點。丁韙良懇請上司准他在北京設傳教團,但未獲允許,於是回美國休息兩年。

一八六二年,丁韙良重返中國,留在北京的決心更強。雖然丁韙良的上司還是不同意,不過他已爭取到英、美駐華公使的支持;一八六三年,他向友人借了一筆錢,在北京內城買下幾幢房舍,建了一間小禮拜堂和一所小學校。但是他大規模宣教的夢想再度化為泡影──他每年只有六、七名信徒受洗,一般中國人一旦滿足了好奇心之後,除了窮人之外,就不願意再上教堂了。學校也好不到哪裡。有錢人家的子弟可不願放棄仕途而隨一個洋人學科學。丁韙良的學生往往出身於一貧如洗的家庭,為的是想從丁韙良拿到免費的衣服、食物,讓日子好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