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言論自由觀始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究竟什麼能夠「貫天地人而一理之」，並會通中西？嚴復認為，《易經》中「坤」——「其靜也翕（聚合）其動也闢（排斥）」的道理，²即萬物由混沌至生生不息的宇宙觀，本來就是斯賓塞的宇宙創生演變和天人關係的天演觀。

因此，透過中西之學的互通之處，找出能夠貫穿兩者的最高學理，嚴復相信，這是能夠解決晚清所面對的危機，並替中國未來指引出正確方向的法門。

事實上，嚴復採用此策略之目的，除了希望破除文人學士對夷夏之辨的守舊觀念，以便更容易使他們接受西方學說之外，他本人是希望，在當時「西學中源論」和「中體西用論」非常盛行之際，透過《天演論》中會通中西的構思，來匡正這些想法。因此可以說，《天演論》就是將使西方富強學理帶進晚清的鑰匙。

總括而言，找出中國不進的核心原因，並同時又將儒家與嚴復認為使西方（主指英國）致強的自由人權結合在一起的想法，透過不鄙視不打倒中國文化的推銷手法，將《天演論》的深層意義灌輸給廣大國民，就是《天演論》的苦心。

「進化」的不同詮釋

那「進化」之意又是何解？首先簡介一下「進化」一詞的歷史。

根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先生在〈何謂天演？嚴復「天演之學」的內涵與意義〉一文所指，³「進化」一詞，大約始從1877年，由西方學者到日本教學，並將進化論與社會進化論介紹到日本學界。

「進化」一詞，最早於1878年，當時在剛創辦的東京大學擔任籌組法理文學部的加藤弘之所主持的《學藝志林》中出現。

據黃克武先生所指，日文「進化」一詞要到1897 年初《時務報》一文才傳入中國。⁴然而，1898月不僅是《天演論》正式出版的一年，此前在嚴復的其他著作中，例如1895年發表於《直報》的〈救亡決論〉和3月的〈原強〉，甚至在1879年康有為的詩中「世界開新逢進化，賢師受道愧傳薪」，就已經出現。⁵

那麼，嚴復的「進化」，與日譯詞的「進化」，究竟有沒有分別？

嚴復的「進化」，是指透過西方學習來「教化」、「同化」、「開化」，⁶使「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這是人類社會進步到文明、教化與治理良好之狀態，當中包含了人類在物質、組織與精神上的各種成就。

而日譯新詞「進化」所泛指的，是達爾文理論中自然與社會之演變，有時又與「進步」同義。當中更重要的是，同樣作為對野蠻到文明之過程社會的描述，但日譯「進化」對吸取西方文明的取態，不僅倫理關懷含量較少，而且較為主動和激進。

簡單來說，嚴復的「天演」和「進化」分別指為透過大自然進化來突出人類演化過程中的「倫理」價值和人類社會發展；而日本的「進化」則含有主動和激進地使文明進化，以突破強弱階級之意。

不偏不頗之難—詞彙選用的取捨

對於兩國對「進化」的詮釋，日本思想界認為，以嚴復《天演論》所代表的，是中國「進化」是弱者立場；而以加藤弘之為首的進化論所代表的，是日本「進化」的強者立場。他們肯定競爭的合理性與「優勝劣敗」的必然性，並且強調促使進化需要「服從性」與「協力一致」。當然，此種加藤弘之等人的「強權論」式的進化觀，跟日本往後發展的主體思想有密切關係。

因此，在翻譯進化論相關的詞彙中，我們可以理解到為何日本會將「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natural selection」分別譯為「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而嚴復卻譯為「物競」和「天擇」，與及日本將「survival of the fittest」譯為「適者生存」和「優勝劣敗」，而嚴復卻譯為「最適者存」的背後原因。

頗為有趣的是，由於嚴復的高傲自負和戰後對日本民族主義的不滿，他對日譯新詞有很大保留。嚴復始終認為，以他漢語的造詣，絕對遠遠超過彼邦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⁷例如在翻譯「society」一詞時，嚴復認為「群」字更接近西方的「society」作為一個社會集團而不是一個社會結構的概念，因此嚴復反對使用日譯新詞「社會」，而採用了帶有傳統概念的「群」。

故此，在他看來，無論從用詞的廣義概念上還是個人觀感上，「天演」一詞還是最為適合。

然而諷刺的是，後來隨著放棄以古文作為翻譯工具和中國大批學生留學日本，日譯新詞已成為一股熱潮，大部份嚴復所創造的新詞包括「天演」，都難逃詞彙上的「適者生存」——淘汰的厄運。日本進化論在後來傳入中國後，使中國對進化的思想逐漸產生激進元素，儘管具有倫理關懷的「天演」仍然反對日本思想家如加藤弘之等人的「強權論」，可是嚴復的「天演」觀念卻逐漸被日譯的「進化」所影響和取代。

1909至1911年，嚴復在北京出任「審訂名詞館」總纂進行統一譯名的工作。在1911年至1912年的譯名統一工作中，嚴復將「evolve」確定為結合了「天演」和日譯的「進化」，而出現「進化天演」一詞，此後兩者的「進化」概念才結合為一而不加區別。⁸

富強之本—言論自由

正如上文所述，嚴復認為，使西方富強之源，就是在於自由人權能夠充分發揮，而非僅限於表面的制度。亦就是這些細微的觀察，造成了嚴復與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巨大落差，使他成為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中，真正體悟西方人權憲政底蘊和價值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