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在馬來西亞,穿衣越來越成麻煩事:衣著規範反映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

這年頭在馬來西亞,穿衣越來越成麻煩事:衣著規範反映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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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航貴為國家航空公司,代表國家形象,其空姐制服其實還涉及一個更重要的本土/族群文化議題,而這與馬來族群歷來對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也密切相關。

文:王國璋(馬來西亞檳州北海人,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

這年頭在馬來西亞,穿衣越來越成麻煩事。

麻煩兩大類,一是逆理性的著裝時尚與規範,如高官顯要及顯要們的小嘍囉,頂著赤道豔陽,硬是要穿全套西裝大衣加領帶,以致一遁出冷颼颼的空調辦公樓,就要急急鑽進冷氣轎車,否則滿身臭汗。這美其名曰莊重。寬鬆舒適的熱帶短褲短上衣,如果在大場合出現,必遭鄙視,但早年的馬來亞,警官警員正是以短褲短上衣,招搖於市井。

另一類麻煩,則是伊斯蘭化大潮下,國內越來越保守的著裝限制。這美其名曰國情。「國情」帶來的箝制效應,在以穆斯林為主的多元社會裡,很自然地就會外溢到非穆斯林身上。

「莊重」與「國情」還往往合流,成了同一件事。

穿衣當然不僅僅是蔽體。服裝的象徵意涵──藉由穿著展示性別、階級、年齡、群體文化差異、價值觀等,人類學及社會學討論已多,毋庸我在此學舌。2015年6月,民眾在公共場合尤其是公家範圍內該怎麼穿,才算是莊重及符合國情,就曾由各公家部門的保安人員、部門衣著指南、小小紗籠布及「昧於國情」的華裔百姓聯袂主演,掀起了逾月的輿論論戰。拖鞋不行,也罷;短褲、短裙、窄裙都不行?反正女性緊身不行、露大腿露手臂不行、不逾膝蓋不行。

制服爭議與社會價值觀

衣著指南反映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保安人員的執法尺度,又折射出什麼樣的時代變遷?是很有趣的問題。晚近的空姐制服爭議,就是另一具體而微的案例。

亞航空姐的制服,能不能或該不該淺露「事業線」,前些年經歷過保守宗教輿論的一番圍剿,早就投降。2014年馬航MH370及翌年MH17的兩場空難,不幸又成了某些穆斯林眼中,「阿拉之怒」的鐵證:制服不雅有違教義,還在機上供酒賣酒,活該蒙禍。更有馬航空姐據云找上玻州宗教司阿斯里(Mohd Asri Zainul Abidin)哭訴,為其無法在工作時戴頭巾及被迫為乘客奉酒,悲痛不已。

圖片來源:AirAsiaTaiwan

圖片來源:AirAsiaTaiwan

那好。2015年歲末,馬來西亞首家「清真航空」Rayani,終於橫空出世。定時祈禱、不賣酒之外,賣點還有空姐必戴頭巾,兼穿長襯衫長外套長褲。不過有穆斯林顯然還不買帳,要求以寬袍遮掩女體曲線,以免挑動男人色念。

空姐制服的宗教爭議,基本上繫於衣著能否全遮「羞體」(aurat/awrah)。不過羞體的概念,伊斯蘭各教派間稍有不同詮釋,其實並未定於一尊。羞體之於穆斯林男性,大致並無爭議,肚臍以下、膝蓋以上的身體部位,都是羞體,所以時刻都要遮掩。

羞體之於穆斯林女性,則會因周遭人等的性別、親緣關係不同而有別。譬如處身其他穆斯林女性當中,羞體的界定最是寬鬆,只限肚臍以下、膝蓋以上部位。其次,周遭如果只有男性近親,則女人的胸、背也是羞體,也要遮掩。不過一旦面對任何沒有親緣關係的男性,一般共識即手、臉之外,都是羞體。

穆罕默德時代的早期穆斯林女性,據說雖披頭巾,卻繫於後,所以頸部及上胸部並未遮掩。部分教派則要求女性除了眼部,應徹底覆蓋全身,遂發展出只留一絲眼隙或一框網簾的niqabburqa式全身罩袍。而更極致的詮釋,則是連眼部也不容外露,乃有中亞一帶的Paranja/faranji 式罩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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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Rayani Air Kota Kinabalu

圖片來源:Rayani Air Kota Kinabalu

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

但馬航貴為國家航空公司,代表國家形象,其空姐制服其實還涉及一個更重要的本土/族群文化議題,而這與馬來族群歷來對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也密切相關。

馬航、新航、印尼航空的空姐制服選擇,一貫都是kebaya,什麼意思?無他,不過因為kebaya這一般公認源出於爪哇島的傳統馬來服飾,對馬來群島的女性而言,曾經儼如國服,其族群文化上的象徵意義,無可取代。

Photo Credit:Jamieson Teo CC BY SA 2.0

Kebaya。Photo Credit:Jamieson Teo CC BY SA 2.0

Kebaya的起源,說來也和伊斯蘭信仰脫不了關係。爪哇滿者伯夷王國轉皈依伊斯蘭信仰後,宮廷裡開始發展出融入其貴族女性之貼身胸衣(kemban)的 kebaya穿著,以符合伊斯蘭更嚴謹的衣著規範。細節不論,kebaya發展至今已多有變種,但基本上維持上下兩件,上為baju kebaya,下則配以裹身的 kain batik或沙龍。

(影片:如何穿Kain Batik?)


Kebaya因源自馬來群島伊斯蘭化後的歷史時期,與伊斯蘭信仰共存至今已逾五百年,其穿著方式是否符合伊斯蘭對女性遮掩羞體的規範,繫於本土詮釋。以馬航空姐今天的kebaya樣式為例,爭議之處,大致不外三點:一是袖子夠不夠長?二是頸部及上胸部可不可以如此外露?三是剪裁可否貼身,以突顯女體曲線?

相較於馬來西亞較寬容世俗的獨立初期(這方面P. Ramlee早年的黑白電影雖不能折射歷史全貌,卻仍足以讓人一窺與今大不相同的馬來社會氛圍),國內主流穆斯林社群在衣著方面的意識形態,顯然已經有別。

Baju kurung的普及或強制普及,就是回應之一。Baju kurung可謂kebaya變種之一,但其寬袍及膝且採長袖設計,再配以頭巾和及踝長裙,故只外露手和臉部。馬來社會這種衣著上的轉折,關鍵在1980年代中東伊斯蘭復興運動東漸後,巫統和伊黨投身伊斯蘭化競賽,並積數十年之經營,發展出與官僚機構結合的伊斯蘭行政、教育及司法體系。體系既成,回頭又鞏固強化了這類意識形態。

建制化改變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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