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頭在馬來西亞，穿衣越來越成麻煩事：衣著規範反映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航貴為國家航空公司，代表國家形象，其空姐制服其實還涉及一個更重要的本土/族群文化議題，而這與馬來族群歷來對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也密切相關。
文：王國璋（馬來西亞檳州北海人，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
這年頭在馬來西亞，穿衣越來越成麻煩事。
麻煩兩大類，一是逆理性的著裝時尚與規範，如高官顯要及顯要們的小嘍囉，頂著赤道豔陽，硬是要穿全套西裝大衣加領帶，以致一遁出冷颼颼的空調辦公樓，就要急急鑽進冷氣轎車，否則滿身臭汗。這美其名曰莊重。寬鬆舒適的熱帶短褲短上衣，如果在大場合出現，必遭鄙視，但早年的馬來亞，警官警員正是以短褲短上衣，招搖於市井。
另一類麻煩，則是伊斯蘭化大潮下，國內越來越保守的著裝限制。這美其名曰國情。「國情」帶來的箝制效應，在以穆斯林為主的多元社會裡，很自然地就會外溢到非穆斯林身上。
「莊重」與「國情」還往往合流，成了同一件事。
穿衣當然不僅僅是蔽體。服裝的象徵意涵──藉由穿著展示性別、階級、年齡、群體文化差異、價值觀等，人類學及社會學討論已多，毋庸我在此學舌。2015年6月，民眾在公共場合尤其是公家範圍內該怎麼穿，才算是莊重及符合國情，就曾由各公家部門的保安人員、部門衣著指南、小小紗籠布及「昧於國情」的華裔百姓聯袂主演，掀起了逾月的輿論論戰。拖鞋不行，也罷；短褲、短裙、窄裙都不行？反正女性緊身不行、露大腿露手臂不行、不逾膝蓋不行。
制服爭議與社會價值觀
衣著指南反映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保安人員的執法尺度，又折射出什麼樣的時代變遷？是很有趣的問題。晚近的空姐制服爭議，就是另一具體而微的案例。
亞航空姐的制服，能不能或該不該淺露「事業線」，前些年經歷過保守宗教輿論的一番圍剿，早就投降。2014年馬航MH370及翌年MH17的兩場空難，不幸又成了某些穆斯林眼中，「阿拉之怒」的鐵證：制服不雅有違教義，還在機上供酒賣酒，活該蒙禍。更有馬航空姐據云找上玻州宗教司阿斯里（Mohd Asri Zainul Abidin）哭訴，為其無法在工作時戴頭巾及被迫為乘客奉酒，悲痛不已。
圖片來源：AirAsiaTaiwan
那好。2015年歲末，馬來西亞首家「清真航空」Rayani，終於橫空出世。定時祈禱、不賣酒之外，賣點還有空姐必戴頭巾，兼穿長襯衫長外套長褲。不過有穆斯林顯然還不買帳，要求以寬袍遮掩女體曲線，以免挑動男人色念。
空姐制服的宗教爭議，基本上繫於衣著能否全遮「羞體」（aurat/awrah）。不過羞體的概念，伊斯蘭各教派間稍有不同詮釋，其實並未定於一尊。羞體之於穆斯林男性，大致並無爭議，肚臍以下、膝蓋以上的身體部位，都是羞體，所以時刻都要遮掩。
羞體之於穆斯林女性，則會因周遭人等的性別、親緣關係不同而有別。譬如處身其他穆斯林女性當中，羞體的界定最是寬鬆，只限肚臍以下、膝蓋以上部位。其次，周遭如果只有男性近親，則女人的胸、背也是羞體，也要遮掩。不過一旦面對任何沒有親緣關係的男性，一般共識即手、臉之外，都是羞體。
穆罕默德時代的早期穆斯林女性，據說雖披頭巾，卻繫於後，所以頸部及上胸部並未遮掩。部分教派則要求女性除了眼部，應徹底覆蓋全身，遂發展出只留一絲眼隙或一框網簾的niqab和burqa式全身罩袍。而更極致的詮釋，則是連眼部也不容外露，乃有中亞一帶的Paranja/faranji 式罩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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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
但馬航貴為國家航空公司，代表國家形象，其空姐制服其實還涉及一個更重要的本土/族群文化議題，而這與馬來族群歷來對宗教規範的本土詮釋，也密切相關。
馬航、新航、印尼航空的空姐制服選擇，一貫都是kebaya，什麼意思？無他，不過因為kebaya這一般公認源出於爪哇島的傳統馬來服飾，對馬來群島的女性而言，曾經儼如國服，其族群文化上的象徵意義，無可取代。
Kebaya。Photo Credit：Jamieson Teo CC BY SA 2.0
Kebaya的起源，說來也和伊斯蘭信仰脫不了關係。爪哇滿者伯夷王國轉皈依伊斯蘭信仰後，宮廷裡開始發展出融入其貴族女性之貼身胸衣（kemban）的 kebaya穿著，以符合伊斯蘭更嚴謹的衣著規範。細節不論，kebaya發展至今已多有變種，但基本上維持上下兩件，上為baju kebaya，下則配以裹身的 kain batik或沙龍。
（影片：如何穿Kain Batik？）
Kebaya因源自馬來群島伊斯蘭化後的歷史時期，與伊斯蘭信仰共存至今已逾五百年，其穿著方式是否符合伊斯蘭對女性遮掩羞體的規範，繫於本土詮釋。以馬航空姐今天的kebaya樣式為例，爭議之處，大致不外三點：一是袖子夠不夠長？二是頸部及上胸部可不可以如此外露？三是剪裁可否貼身，以突顯女體曲線？
相較於馬來西亞較寬容世俗的獨立初期（這方面P. Ramlee早年的黑白電影雖不能折射歷史全貌，卻仍足以讓人一窺與今大不相同的馬來社會氛圍），國內主流穆斯林社群在衣著方面的意識形態，顯然已經有別。
Baju kurung的普及或強制普及，就是回應之一。Baju kurung可謂kebaya變種之一，但其寬袍及膝且採長袖設計，再配以頭巾和及踝長裙，故只外露手和臉部。馬來社會這種衣著上的轉折，關鍵在1980年代中東伊斯蘭復興運動東漸後，巫統和伊黨投身伊斯蘭化競賽，並積數十年之經營，發展出與官僚機構結合的伊斯蘭行政、教育及司法體系。體系既成，回頭又鞏固強化了這類意識形態。
建制化改變意識形態
然而 kebaya之開始遭到部分馬來社會唾棄，實在令人神傷。該感嘆的，除了從本土文化傳承的視角看，kebaya一如皮影戲、鄉野巫術等馬來傳統，因「宗教不正確」而沉淪外，還有馬來社會歷來較寬鬆彈性地詮釋宗教規範的傳統實踐，竟也遠去。
制度轉折一旦確立，長此以往，就可能深刻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及意識形態，反之亦然。伊斯蘭行政、教育及司法體系今天不僅自成一套，建制化的程度（institutionalization）也愈深。宗教詮釋定於一尊，國家之手，更直接插手管制並統一形塑穆斯林的行為思想。伊斯蘭信仰固然嚮往政教合一，但嚴格說來，這並非馬來群島的傳統歷史實踐。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本文獲燧火評論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穿衣那些事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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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