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選擇拯救流浪貓還是鯨魚？這問題其實可搭配「電車問題」來思考

名作家朱天文與朱天心為大家素所熟知的動保積極人士，多年來她們姊妹天天在辛亥捷運站住家附近巷弄餵食流浪貓，除了社區居民不諒解之外，好朋友們也經常規勸她們要把時間用於更重要的事──譬如寫作。

其實何止別人不易了解她們的餵食行為，連她們自己都不見得能夠明瞭自己行為的原則。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中說：「我和天文都不解為何在左望望，右看看，作家們都優雅悠閒度日的這中年，我們會天天救火似的跑散人形？」

作為朱家姊妹文學作品的批評者兼朋友，黃錦樹的勸言應該是最誠摯的。他在評論《三十三年夢》的文章中寫道：

「身為那些政治－社會行動的局外人，我最關心的還是作品。也曾以朋友的立場致函相勸（那樣的朋友想必不少），提醒她「每個人真正擁有的時間是有限的」。她在書裡是這麼回應的，「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377）依社會行動的邏輯，當然沒得選擇。但我們也知道，街貓瀕危之時，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繼夜的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補殺鯨魚，以滿足超市生鮮肉品的需求；跨國集團為擴大油棕園種植，雇用印尼勞工日日焚燒原始林，諸多來不及研究的動植物千萬年演化的奇蹟付之一燼；每個偏鄉都有吃不飽的孩子，每座大森林都有山老鼠……。身而為人〔而非觀音菩薩〕，我們不得不做選擇。」（黃錦樹《藤壺與盟誓〔增訂版〕》）

其實，這樣的勸言，不論出於批評者或朋友的身分，都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基礎是功利主義，而朱家姊妹餵食流浪貓的哲學基礎，是反功利主義的；它更近於康德的道德哲學。

流浪貓和鯨魚之間選擇，乃至於流浪貓和寫作之間選擇，都是類似於所謂「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的兩難困境。這個兩難，因為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關於「正義」的講座及其《正義》一書的流傳，近年來已廣為人知。

「電車問題」

所謂「電車問題」是一個思想實驗，它利用假設的情境來凸顯人們面臨某種選擇時可能遇到的道德兩難。

「電車問題」最早由菲利帕．福特（Phillipa Foot）在一篇討論「雙重效果理論」（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如何用於墮胎問題的學術論文中提出。福特的「電車問題」是這樣的：

有一輛失控的電車，它的剎車失靈，但是能夠轉換軌道。電車的駕駛員注意到前方軌道上有五個工人，如果電車繼續前駛，必然撞死他們。電車還來得及轉換到另外一條岔出的軌道，可是這條軌道上也有一個工人。駕駛員面臨的選擇是應該繼續前行（而撞死五人）或轉換軌道（而撞死一人）？

這裡的道德問題是：電車不轉彎，會死5個人。電車轉彎，可以有活五個人的正面效果，同時也可以預見會有死一個人的負面效果。但如果死一個人可以救活五個人，那麼電車駕駛員選擇轉換軌道的行動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

「電車問題」雖然只是個思想實驗，類似的問題在現實世界裡並不罕見，例如飛機失控時，如果正常航向前方是人口稠密的都會區，駕駛員是否應該轉向讓飛機撞毀在人口較少的區域？一般人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大都會給予肯定的答案。

「雙重效果」理論正是說只要行動者的意圖是正面效果而不是負面效果、正面效果充分大於負面效果、而且行動者能夠用心減少負面效果的危害，則在道德上，選擇這樣的行動是可以被容許的。

相關評論：一列電車正朝五名軌道工人行駛，有權抉擇的你，會讓電車切換到只有一名工人的支線嗎？

問題是：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孰大孰小並不是那麼容易判定，它通常會牽涉到功利的計算，而功利的計算，又會牽涉到個人的利益和偏好。為什麼5個人的生命，一定比一個人的生命有較大的份量？

如果那5個人年紀都老了，兒女也都成年，而這一個人年紀還輕，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孩呢？桑德爾在他的書中批判用功利主義「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作為選擇行動的標準，但是相較於功利計算的問題，他更著重的是道德原則的問題。

桑德爾《正義》一書中討論康德的自由主義道德哲學，以及其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批判。康德認為道德律令必須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原則，從異質性的利益和偏好推得的原則不能成為道德的基礎。道德行動必須是純粹的義務，如果行動是出於功利計算的動機，便不具道德價值。

如果功利不能是道德的基礎，那麼什麼才能是道德的基礎呢？康德認為這基礎本身必須是目的，不可以是手段，而且只有人才合乎這個條件：只有人，其存在本身才是目的，才具有絕對價值；因此，道德基礎必須建立在人的尊嚴以及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之上。

桑德爾從「電車問題」起頭來介紹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哲學，他指出當人們面對類似的道德兩難困境時，不同的道德原則會導致不同的選擇：在「電車問題」上，功利主義的信徒會選擇轉換軌道，而康德的信徒會不願意拿無辜的生命當作工具來達到「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流浪貓　vs. 鯨魚　vs. 寫作

餵食流浪貓的道德困境，可以從黃錦樹對朱天心的勸言中很清楚的看出來。「街貓瀕危之時，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繼夜的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補殺鯨魚」，為什麼選擇救流浪貓而不選擇救鯨魚呢？

提到日本人捕殺鯨魚，相信黃錦樹不是故意要刺傷朱天心，但在《三十三年夢》中，朱天心明明提到，2010年母女同看日本人捕殺鯨豚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之後，謝海盟因質問她為何還要到日本旅遊，與她冷戰了三年之久，直到海盟發生車禍後才和她講話。

黃錦樹的勸言明顯地係基於功利主義原則：鯨魚被捕殺的問題，不比流浪貓的問題還嚴重嗎？如果這答案還不夠肯定，那麼偏鄉吃不飽的孩子的問題，不比流浪貓的問題還嚴重嗎？如果可以對被捕殺的鯨魚、吃不飽的孩子視而不見，為何不能對流浪貓視而不見，而專心寫作，讓妳在有限的時間裡，能夠作出更好、更重要的事呢？

然而，正因為每個人的時間有限，要專心寫作，便不能每天在興昌里巷弄餵食流浪貓。選擇專心寫作也許可以帶來符合自己作為一位作家利益的更大的功利，但也可以預見那些流浪貓的命運。

功利的計算，畢竟只能對秉持功利主義道德原則的人有用。對於朋友們好心的勸言，朱天心寫道：「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一窩尚未開眼、母貓去找食物未歸或已被車撞死的奶貓，可如何選擇？…強烈颱風或寒流來襲的夜晚，那街燈下一個個等待的飢餓剪影這能選擇？」對於朱天心，這不是選擇的問題，這是沒得選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