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解救方案:消解「技術理性」的神話,重新定義「什麼是理性」

現代社會解救方案:消解「技術理性」的神話,重新定義「什麼是理性」
Herbert Marcuse|Photo Credit: thierry ehrmann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與一般印象相反的,希特勒主導的納粹政權在技術上可能是人類文明有史以來符合現代技術理性的政治型態。

「技術」(technology),人類文明賴以調節掌控周遭自然環境的工具媒介。唯有經由技術,人類才在他與流變不拘的自然環境中間取得一個得以長久經營的世界。就上述的定義而言,「技術」概念所含括的不僅僅只是「科技」,而是廣義包涵語言、體制的文化建置。

而藉由上述的定義出發進一步思辨,那麼人們將不難發現其實技術所扮演的不僅只是「工具」或「媒介」的意涵,因為經由技術所調控的世界已是我們日常生活置身於其中的文化結界。因此,無論是行動或思維,其實一切的社會批判與哲學反思的首要與最終對象,其實是經由技術所結構而成的經驗世界。

由於傳統思想二分法邏輯所導致的盲點,「技術的追問」在哲學的思想傳統長久以來不被重視,僅視為次要的議題,因為在傳統思想中,技術層次的問題被視為是物質性的器物問題或社會制度問題,而無論是器物或制度層次的問題,都被視為比精神文化更次要的問題,因此偏頗的認為只要精神價值的問題解決了,器物或制度問題隨之迎刃而解。然而,若從技術作為調節甚至主導人類經驗的重要中介來看,那麼所謂的器物與制度不多不少正是我們經驗世界的重要核心,猶如渠道調節水流一般的規約我們主要經驗的流向。

我們試想,做為一個世界中人,我們每天醒來便需要面對眼前的人、事、物,這是我們應對進退的主要內容,從處理人事的方面來說,問題重點並不只在發心動念,更重要的是我們發心動念以致於行動都受到社會既定制度、律法的調節;而我們面對世界,問題的角度也往往不在於參透宇宙奧義,而在於如何技術性的建立與眼前世界的關連,如何思之、用之,以構結長久經營的關係,作為一個擁有現代技術的文明,我們既不願贊同資本主義無限制的發展破壞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環境,同時也確實無法回到遠古社會對眼前天地無可奈何,因此完全聽天由命的順應態度。

無論就人事制度或天地自然的參與觀之,如何技術性的處理這些重要關係,決定了我們週遭世界的基本情貌,同時也決定我們自己如何存在於世。

由於自十九世紀末以來,超過一個世紀的技術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使得現代世界的思想家共同意識到關於技術的追問迫在眉睫。因為,無論就物質性的器物問題或者社會性的制度問題,現代技術已經重大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結構,使得現代文化面對的是一個與中西方傳統文明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從更根本的文化經驗層次來談,技術帶來的變革甚至改變了人們對於理性的定義,唯有意識到這一步,我們才真正意識到現代文化的難關所在,因為現代文明發展到這一個局面,大局底定,當任何企圖逆轉現代局勢的對抗支點都必須以「非理性」或「反理性」來定位時,那麼徹底反省現代社會的深刻力量在名義上則失其立場。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介紹過去哲學與社會學在學術研究的反省,來對於現代技術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而唯有拆解與鬆綁現代技術理性的神話,我們才有機會破解現代文化的迷局。

在本文中我們將專注於幾個基本概念的解說、拆解與鬆綁:

  1. 什麼叫做現代「技術理性」?
  2. 現代「技術理性」與傳統社會的理性內涵的差別為何?
  3. 現代「技術理性」所導致的社會問題為何?
  4. 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思想發展中,哲學家與社會學家提供哪些可行性方案來對於技術理性進行拆解與鬆綁。
現代經驗的重要核心:技術理性的思維

「現代性」(Modernity),這是我現在要向各位介紹解說的第一個學術專業概念,你理解了這個概念,你就理解了今天現代社會的信念基礎,而這個信念基礎一直在左右我們對於什麼是現實理性的判準。

而這跟我們一開始的主題有密切關聯,你只有拆開現代社會信念黑箱的構成因素檢視一番,你才能明白為什麼今天哲學、藝術與宗教這些人文活動有時被低估為僅僅只是人文關懷或非理性文化,而失去在公共政策上的影響力,而有時則被過度高估吹捧為超理性的存在引領某些人的生活,例如在上個世紀幾個重要的文化思潮如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以至於到今日仍有部分影響力的後現代思潮,都具有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為旗幟的特點。

然而本文強調,人文活動無論是被歸類為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活動,所付出的代價是它們不會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常軌的一個必要環節。

現代性的剖析源自於德國社會思想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概念,從他之後,現代工具理性所帶來的體制危機便一直成為知識份子關切的議題。

Max Weber|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CC0

現代工具理性盛行的結構條件,源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情境變化。在工業革命前,社會經濟的主要把持者是封建地主,封建地主以莊園生產為其主要經濟來源,傳統社會的交通不便利使得貨物交流不方便,況且只要莊園的奴隸與地力足以使用,莊園領地內生產的物資足以自足,即能維持生存所需。

而工業革命後,社會主結構的經濟生產模式則出於擁有高技術設備的廠主,工廠的經營策略與莊園領地不同,一個工廠無須製作多元的物資,生產單一或少數類型的產品,以大量製作來降低售價以求得市場上的獲利,這項變革在一開始只是一種經濟生活上的變革,但很快的隨著這種經濟生活的變革也引發了現代文化的變異:

(1)從勞動結構看,古代的莊園或家園經濟,勞動者雖處在相對貧瘠的物質環境中,但勞動者並非執行工業流程特定程序動作的作業員,日常所需中,一個勞動者需要更多的技能,從簡易的農事耕作到器物製作一手包辦。這時粗糙然而全面的生活技能使得勞動者與整體社會環境處在一種繁複的交流關係之中。

而在現代技術社會中,勞動者從工廠流水線的技工到公司部門裡操辦特殊業務的技術人員,主理負責的是整體切割過後的某個特殊職能,以勞動的時間換取薪資,以薪資收入購買生活所需,從文化結構的大方向看,在日常生活中唯有在消費的時候才與整體社會的交流有所牽連。文化結構決定心理條件,現代心靈是從整體社會切割出來的個別主體,日常交流既失去社會條件的實質支撐,那麼孤立無感的個體就在所難免。

(2)從思想結構看,古代人文訓練以洞觀全局的理性培育為主,而今日社會則著重在專業知識的培育,因為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現代社會結構,力求培育能使社會體制機器順利運轉的專業人才,而這項文化變革使得過去的知識階層的特性從思想家演變成今日所謂的知識份子。今日現代社會知識份子的典範原型是特殊知識的專家:如經濟學家、法律專家、醫學專家…我們一般談論公共政策的議論者,都從單一專業領域研究取得社會認同後出發取得公共論述的群眾關注,但若論實質,這些人才實質具有的仍是他們專業領域而來的專業意見,對於社會整體的評判本身則是出於非專業的文化觀察。

這裡的重點不是要指責某些專業領域以非專業的方式取得現代社會公共論述的主要發言權(雖然這個權力結構問題是存在的),而是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分析比較來看,現代社會在結構上缺乏培養觀看全局人才的政策與動機。

因此,無論就實踐或理論的條件來看,從所謂技術專業導向的勞動與思想形勢發展來看,現代性的重要特徵是社會結構以「工具理性」為主導共通經驗的渠道。「工具理性」有時又稱「技術理性」,從定名方式可以勘查這個概念的重要特徵:「工具理性(技術理性) 」是以工具性、技術性的效用做為判準,在判斷人事上排除一切先行的價值判斷,表面上看來這是一種看似相當冷靜、中立並且客觀的判準,因為它在執行上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識形態的糾纏。

現代「工具理性(技術理性) 」的特徵,使得現代理性大大不同於傳統理性,我們以古代中國為例,漢儒董仲舒有句話叫做「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無論歷史對於董仲舒的功過如何評判,這句話仍保留古代社會對於理性的一種嚮往,也就是理性的功能在於指出正道所歸,正道的方向定了,我們才談功利,也就是說那個大道先決定了,我們才估量在什麼方向上,我們談及利害,因為所謂的「利害」終究要決定是對於哪個「實質目的」說的。

然而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技術理性) 」卻是避談「實質目的」,認為談論人類社會該往哪裡走是形而上的意識形態,僅僅願意用實質效用來談論理性功能。

當然,從上述指陳的特點來看,我們很容易看出現代工具理性的疑慮所在,因為它迴避了目的性的問題,因此談不清楚究竟是就哪個價值談及有效、有用或無效、無用,不過現代工具理性仍是作為了我們現代社會運作的基本精神,也成為我們現代社會的問題所在。

舉例而言,今日的大學教育各種分科走向專業化,從好處看是整個大學配合社會的實質需求往就業實踐的具體方向走,成為專業人才的搖籃;而往壞處看,則是大學淪為資本家的職前訓練所。將文化資本重心挪移到專業人才培養方向上的缺憾處,是就長遠之計來看我們失去培養洞觀社會全局之人才的機會。今日人文取向的大學逐漸陷入爭取排名的窘境,也說明現代社會文化設定下必然的趨勢。

從社會學家韋伯對於現代性的研究觀察中,我們不難發現現代性之為現代性的地方,就在於透過精準計算達成目的所需的步驟程序,並由制度性保障程序性的有效執行,以利於有效組織、控管、引導個人生命規劃「合理的」與社會群體的發展並行不悖。而由於已有的價值不再作為規範生活實踐的引導指南,因此如何在有效的計算中調動現有資源完成工作成為首要考量。

如此,作為規約現代社會運作的現代理性本質,成功的將前現代社會那種具有實質內涵指涉的「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易變為「工具理性(技術理性) 」。與傳統社會的理性相較,現代理性顯得更為「客觀」,因為現代理性的本質是一種形式、一種程序,本身既不預先承認、亦不預先排除任何的個人或利益團體的特殊旨趣(interests),作為一種程序性與工具性的理性,人們難免認同這樣的觀點:現代理性的特質就是「價值中立」(value free)。然而,無論就社會學的批判或從哲學的反思來看,這種「價值中立」的外衣下,掩蓋的是更多層出不窮的文化問題。

現代技術理性帶來的政治僵局

緊接著韋伯對現代性的診斷,不過一代人的歲月,西方社會便具體的經驗到「程序理性」與「計算理性」無限上綱的後果,同時也意識到當我們時代的理性僅剩下「程序理性」、「計算理性」作為公眾領域的唯一準繩意味著什麼。當一個現代人在現代社會的公眾參與,除了投票外,僅在各自營生的技術部門中扮演執行社會機制運作的腳色,而吊銷任何出自於個人或社群實質判斷的作用時,那麼任何人對於在現代社會中機制最終結將發生的結果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

現代性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同時也是在價值認同上高度分化的社會,在個人主觀價值信念上,人是自由的;但在客觀價值的奠定上,人是無力的。講究專業技術分工的現代資本主義,需要這些各自孤立並缺乏公眾領域交流的個體,並且也極力生產這樣的個體,分化的個體在政治狀態上導致以自由主義之名成極權統治之實。

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1927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所吊詭指出的,在現代世界中我們如何聽任「常人/大家」(the they)的統治,然而這裡的「常人/大家」在哪裡?是「誰」在為這整個社會運作的成果好壞作「定奪決斷」(resolution),既是「每個人」(everyone),也是「沒有人」(no one)。

Martin Heidegger|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對此,我們可以以人類文明最極端的政治形態:希特勒的納粹政權作為一個分析現代技術理性的解說案例。歷史迷思使我們堅信1933年德國納粹的執政是人類史上極端狀態下不民主的非理性政權,然而還原歷史背景,希特勒的執政是通過當時最先進的廣播技術合法取得民主選舉下的高票當選,而當政後損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制約德國經濟發展的《凡爾賽條約》、並屠殺德國境內握有大量結構性資源卻長期造成社會分配問題的猶太族群,這類政策上的盤算與執行徹頭徹尾是冷靜嚴謹計算所帶來的效益實惠,讓德國在短期間恢復到足以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強國規模。

因此如果我們只採用效用原則的現代思維,那麼與一般印象相反的,希特勒主導的納粹政權在技術上可能是人類文明有史以來符合現代技術理性的政治型態。因此,將所有政治過錯推給希特勒一人獨斷是不徹底的,重要的是分析何以當時德國舉國上下全力支持納粹政權,理由無它,納粹政權的執行是完全符合現代理性計算與民主政治程序的政治現象。

如果我們可以冷靜的分析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的教訓,那麼我們必須誠實的承認:希特勒政權只有在最終結果上讓我們感到非理性,但整個結構體制運作邏輯卻是最為標準、最義無反顧的現代技術理性思維。納粹政權的極權暴力並不是現代理性文化的另一章,而是現代技術理性極端發展的一個後果。

回想前面我們所陳述的現代技術理性精神:側重發展各自獨立專業的技術領域、在勞動環境與生活世界中被分化的個體、以及最終缺乏對於一整個社會何去何從這類問題討論的教育環境,都讓現代社會系統失去整體關照的反思能力失去文化條件,這樣的文化發展最終使得整個社會只有局部強化的能力,但只要整體中心的領導易主,則整個系統的偏斜也就勢所難免。

現代技術理性拒絕探討任何形上學的問題,這是因為形而上的討論無法立即取得任何實質上的效益,也因此在現代的世界裡,形而上層次的問題一律被污名化,稱之為意識形態問題。然而,若從上個世紀戰後的思想家的觀點分析之,這種看法隱藏了一個重要的盲點。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四零年代興起的批判理論(The Critical Theory)傳統,則接續韋伯關懷持續批判現代技術在「價值中立」的外衣下,如何成功而有效的排除社會實踐中多元社群的關懷旨趣。批判理論質疑現代技術在「進步合理化」(progressive rationalization)的訴求中,實則伴隨著生產力解放的是,不斷增強深化技術控制的全面性宰制。

對具有深刻反省力的社會思想家而言,只看見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中,現代科學理性與技術理性如何解放過去皇權與神權時代的意識形態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更進一步看穿現代科學技術理性其實也是西方傳統形上學意識型態的一種延續,因為在企圖以理性系統徹底將生命問題打包處理上,兩者一致。試想:當現代科學技術理性與體制無限上綱為唯一客觀標準時,其內涵的意識型態問題並不比過去任何時代的形上學體系為輕。

因此,以上個世紀西方思想革命運動的精神導師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為例,馬庫色強調:提防技術體制服務意識形態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看到,將生命問題純粹交由技術體制管理本身就是最大的意識形態。

Herbert Marcuse|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對此,我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哲學與社會學家對於「現代技術理性」的發現之意義,我們台灣現階段和世上大多數的國家體制一樣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存在是保障人民擁有自由開處社會共同體的願景。然而,通過選舉投票只能選擇經營國家的黨派,卻動搖不了財團把持的社會結構,也無法有效的在任何社會重大議題上動搖執政者既定的政策。

原因無他,這是因為技術理性下的程序問題是超乎價值信念所能左右的機制,因此換了政黨執政,就像是換了不同的掌櫃,其實質結構運轉的主要既得利益機制仍擁有超黨派的權力,有利於藏身在程序體制下的金權結構維持不動如山的宰制地位。在這樣的結構條件下,老百姓仍是弱勢的一方,於是一種悖反的社會現象發生,我們的社會的運作越是符合現代技術理性的標準,則常民百姓的實質利益則越是每況愈下。

現代技術理性帶來的文化僵局

在上述的行文中,我們介紹了現代技術理性的基本特徵以及它所帶來的政治難題,而在本章的最後,我們要談及的是現代技術理性帶來的文化難關。在這裡我們將介紹繼社會學家韋伯之後,被公認為對於現代文化批判著力最深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的見解。

在西方學界,海德格的哲學向來以繁瑣艱澀著稱,然即便如此,在任何的時代,似乎都有人受到海德格哲思的吸引,或許這動人之處,除了海德格深邃的玄思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往往可以在字裡行間中,隱隱約約的感受到那種對對於時代困境的焦慮,以及反覆追求解決之道的熱情。

而作為一個生在20世紀的哲學家,現代性困境自然也是海德格極為關切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海德格充滿思辯的形上學沉思,其旨趣、其關懷的其實並非僅僅只是形上學內部的學理爭辯,而是與當代困境緊密的扣連在一起。

接續韋伯社會學的現代技術批判,從海德格的哲學分析中,現代世界的要害所在仍是現代技術理性問題,現代技術理性的基本精神在於無所限制的要求一切人事物釋放有用性的實質效益,而在實質效益追求上的成功,正是現代技術理性之所以能夠獲得一般人支持並且大盛其道的優勢所在。然而問題在於這種看待世界、對待人事的方式,作為一種現代文化的理性標準,使得人成為更有支配力量的主體之同時,也使得人成為被系統力量支配的俘虜。

從哲學分析的角度,海德格在30年代歸納現代技術危機的三個徵兆:「計算」(calculation)、「加速」(acceleration)、「巨量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massiveness)。

(1)「計算」,現代技術性的機制首先是通過數學性基礎來取得支配權力,在這裡有對於主導規則模糊的掌握,隨之而來則有近一步精算的操控(steering)、規劃(planning)、以及對一切確定性的控制。於控制中,「計算」消解一切意義的問題性,無須追問任何深刻的問題,在現代技術理性的現實領地中,原則上沒有不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可能性只是一個計算上的問題,而不可計算也僅意味在目前尚未能通過計算掌握的狀態而已。

(2)「加速」,各式各樣機制技術性的加速成長,「加速」不再能容忍、等待深刻文化的泰然佇靜狀態,瘋狂追逐新奇事物,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刺激麻痺的感受,瞬間即逝的文化知覺變相的成了我們唯一持續的狀態。迷失在感受性的新奇刺激中,而一再錯過並非瞬間即逝而是能敞開永恆性的真實瞬間。真正的鬥爭被加速所掩蓋,帶之以不斷的創新發明來掩飾無聊空洞。

(3)「巨量的爆發」,在計算原則起統治支配的地方,現代社會追求人人皆可通達可計算的東西。計算,作為對所有人皆可理性掌握的東西,為社會大方向提供了常軌和框架,而社會期待復又加速了計算對於巨量數據的盲從與追求。

「計算」、「加速」、「巨量的爆發」三種現象交相盤結,構成現代性特殊的「體制」(machination)病徵,逐步強化現代性持續失根的狀態(the uprootedness)。

而在現代「體制」獲得壓倒性支配的地方,另一種揚言護衛自由而反體制的思想立場轉向護衛生命「體驗」(experience),寄望脫離理性計算而走向「活生生的生命體驗」(lived-experience)作為衝破社會僵局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越是在「所謂的生命體驗」被無條件的被視為正確性和真理性的地方,「體制」的地位卻反而越是鞏固。因為輕易而廉價的將事物「反轉」或「倒轉」過來,不一定能克服問題的最根本處,反而容易讓最棘手的奴役狀態在克服的假象中加深統治,並且使得人們容易忽略掉兩者的共犯結構,因為所謂的活生生的體驗並沒有碰觸到「體制」所遺忘的前提,而只是在同一前提下作為「反」現象,功能上反令統治的支配性獲得舒緩功能的調整空間。

試想,一邊是嚴密計算的體制理性,另一邊則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為旗幟展開對社會的革命運動,然而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為基礎的文化運動無法提供社會規範的固定渠道,因此社會功能上只能成為精神暫時出口,提供了技術體制社會一個宣洩情感的管道,於是「體制」與「體驗」立場上看似對反,但在社會功能上反而具有「相反相成」的結構功能,既非長久之計,亦非合宜的解救方案。

現代社會解救方案的根本處,除了消解技術理性的神話外,更進一步的是我們必須要求一種對於「什麼是理性」的重新定義,在這種新的理性文化中,我們必須要求將更多的文化視域,尤其是宗教、哲學與藝術這些重要人文意義領域的精神重新鑲嵌回我們現代社會之中。

這種重新鑲嵌必須不同於目前現代社會的景況,現階段我們現代社會的實質情況是以科學理性、技術理性、經濟理性為主導,而另撥一些精神保留區給宗教、哲學與藝術等人文活動,這使得宗教、哲學與藝術等人文活動不但無法在公共議題上取得主導的發言權,而且只要政治與經濟一但捉襟見軸,立即削減開刀的就是社會資源對於宗教、哲學與藝術等人文活動的投入,而這樣的作法無法解決現代社會長久以來本末倒置的問題。

現代社會的錯誤之處在於錯誤的心理學假設,人首先做為求生存的動物,基本需求滿足了我們才談及精神文化,然而我們本該擁有一個更為理想的人類圖象:人是追求意義的生靈,理性必須引導我們尋找意義方向,意義方向定了、生命價值定錨,「為何而活」的問題解決了,我們才談及「如何而活」。

因此,理性功能不能只僅限於現代技術理性的利益計算,事實上,理性功能本質上必須恢復價值理性的本位以解決「為何而活」的生命問題,「為何而活」的問題解決了,我們才談及「如何而活」的技術問題。理性的內涵必須同時涵蓋「為何而活」與「如何而活」兩個層次,並且在價值定位上,兩項功能必須有知道以何者為主、何者為輔。

延伸閱讀:現代社會已容不下宗教、哲學與藝術,我們「疏離」的就是我們自己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