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外勞」同時也輸出本國勞力,馬來西亞的移工問題能給台灣什麼啟示?

輸入「外勞」同時也輸出本國勞力,馬來西亞的移工問題能給台灣什麼啟示?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於馬來西亞仍是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結構,從別國到大馬的移工,大多數都從事藍領工作。而他們是在全球城市競爭的資訊化社會裡,被社會排除的犧牲者。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古燕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畢業生,現任職馬來西亞獨立中學,教授公民教育。)

《當今大馬》按:新年伊始,馬來西亞政府宣布調漲移工人頭稅,並將引進150萬名孟加拉移工,引來民間反彈。大馬持續引入移工,但在社會制度及空間仍未健全妥善下,移工的角色將如何影響大馬?歧視和偏見如何阻礙理性的討論?《當今大馬》邀請專欄作者從不同角度撰文組成「移工專題」,冀能展開更多元的思考及論述。


20世紀出現一個不同於工業社會的新社會結構,城市和區域規劃學者Castell稱之為「資訊化社會」(Informational Society)。Castell認為,在資訊化社會裡,資訊科技最重要的作用是促進「空間的網路化」,使得各個城市在全球互相連結,資本、資訊、勞動力、商品、公司內部的事務與決策,皆能在全球不斷流動。

資訊科技社會的快速轉變,對真實存在的城市帶來很大的衝擊。資訊科技帶來的網路化,讓傳統城市變成「適者生存」、「強者愈強」的模式。美國一些大城市,例如紐約,因為有專業人才、完善的技術條件和全球通路,成為世界的核心和節點城市。這些城市扮演新的策略性角色,例如世界經濟組​​織的中心點、金融和專業服務的關鍵區位,以及產品創新生產的領導者。因此對掌握高科技及有完善設備的國家和城市而言,資訊化的社會發展是錦上添花。

相反的,那些有著數位鴻溝和地域區隔,無法跟上網路化步伐的國家,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城市,各種資金、技術和知識都因此繞道而行。在該國城市生活的人民,只能無奈地被排除在全球經濟發展外,翻身機會也愈加渺茫。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和其城市無法占得先機,掌握資訊技術的快速演進過程,那它們很快會被剔除在全球資本競爭的列車外,且很難再跟得上大隊。

轉向技術密集發展

馬來西亞馬哈迪政府在1990年代提出「2020年宏願」計劃,立志要把大馬的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發展。當中備受矚目的「多媒體超級走廊」被委以「帶動發展資訊業、多媒體等高技術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潛在支柱產業,及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使命。這是一個能回應資訊化社會高速發展的計劃,因為在未來的社會裡,資訊的產生、處理與傳遞,將是生產力與權力的基本來源。

然而,馬哈迪在計劃成功前就下台了,阿都拉政權後的納吉政府在2010年提出「經濟轉型計劃(ETP)」,當中12個關鍵經濟領域就包括電子及電器、通訊內容及建設。很不幸的,馬哈迪的時代過去了,納吉的經濟轉型計劃也過去5年,大馬的經濟卻不如前任及現任首相所言,朝向高科技的多元發展。

事實上,大馬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後,政府並沒有思考國家轉型(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所需的基本條件,反而經常藉著操弄民族議題,避過或轉移人民要求社會改革的聲音:大學採用績效制度、不干預新聞自由、開放媒體和通訊市場等。

馬來西亞缺乏開放創新的教學環境,政府沒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改革動力;甚至因為擔憂大學成為社會改革的前線,還利用大專法令等限制師生的學術和言論自由,漠視大學應負鼓勵師生創新、促進社會進步的責任,以致無法培育高技能的知識型勞工。

政府與朋黨相互掛鉤

與此同時,政府機構長期以來的低效率、部長們經常朝令夕改地制定政策,也讓國家陷入轉型困難。而政府與朋黨互相掛鉤,更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2014年調查報告指出,大馬在全球192個國家及地區的寬頻上網速度排名126,比越南和柬埔寨的網速還要慢。

這是因為政府允許馬電訊長期壟斷有線寬頻服務,以致市場缺乏競爭力,消費者被迫使用價格昂貴且龜速的寬頻服務。上述的弊病成為大馬經濟轉型的障礙。試問,大馬如何有能力處理資訊的產生與傳遞,並轉換成生產力與權力,進而成為資訊化社會?

最近大馬熱門的「外勞」課題,副首相阿末扎希與青體部長凱里,面對商家和民眾反對引入150萬孟加拉移工聲浪時,二人皆指責國內年輕人不願從事骯髒、危險及辛苦的「3D」行業,所以政府才讓移工填補職缺。

兩位部長的說法,除了顯示「己所不欲,就施於人」的不可取思維外,也指出一個事實──即大馬並沒有達到納吉在經濟轉型計劃中預計,能吸引超過15萬名海外專才回流,以及外國專業人士到馬就業的目標。事實上,大馬資訊化社會發展的各種條件均為成熟,但政府卻仍依賴廉價的移工(特別是來自東南亞的勞動力)來推動及維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包括移工主要服務的建築業、製造業和種植業。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大馬陷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城市競爭中落後的國家,例如卡在中等收入陷阱、不上不下的馬來西亞,無法發展高端的科技與資訊通訊,也沒有產品創新的機會,只能依賴原產品及低增值的經濟活動,以致在國內的人民都想要出去闖一闖。懷有高技能的專才,希望到資訊科技先進國一展所長;藍領工人認為與其留在國內,倒不如跳機或越過新柔長堤(連接新、馬兩國的交通動線),用相同的勞動力換取較高兌換率的外幣。

另一方面,在全球城市發展後端的國家如孟加拉、尼泊爾人民,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或社會生活條件更為落後,也被迫離鄉背井到「先進國」如馬來西亞淘金賺錢,實現「馬來西亞夢」。

由於大馬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結構,從別國到大馬的移工,大多數都從事藍領工作,他們是在全球城市競爭的資訊化社會裡,被社會排除的犧牲者。首先,大馬政府為了增加對外資前來投資的吸引力,經常壓低勞工的薪資、打壓勞工爭取權益的機會──如組織工會。

其次,社會對移工的負面刻板印象,如社會犯罪者、品行不佳、搶飯碗、骯髒懶散等,讓他們過著沒有尊嚴的生活。然而絕大多數的移工本身並沒有犯錯,他們到了本國也沒有「白賺」馬幣,他們即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例如繳交高額人頭稅給政府。

需提升產業經濟領域

我不贊成大馬政府引入更多移工,並不是因為排斥移工或懼怕威脅,而是大馬需要痛定思痛,從提升產業經濟領域著手,培養更多高技術知識型員工,同時開放創新的環境,領導吉隆坡、新山、檳城成為全球的節點城市,協助國民進入資訊化社會,確保不被拋棄在全球化發展的尾端。

最後必須謹慎注意的是,國家與城市在資訊化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勞動階層的分佈圖像也將有所改變,如低階技術工人與知識型工人的需求變化,但不表示社會不需要、或排斥低下勞動階層的工人;而是國家必須協助漁農牧、製造業等領域的工人提升職能與競爭力,跟上時代經濟的發展趨勢。

最重要的是,國家必須建立能包容差異的友善社會環境,讓一些無法跟上步伐的弱勢群體,能夠取得足夠的社會福利制度支援,無需成為經濟發展下的犧牲者。

本文獲當今大馬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移工:全球城市競爭下的犧牲者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