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她的責任,孩子還是她的責任:台灣真的性別平權了嗎?

工作是她的責任,孩子還是她的責任:台灣真的性別平權了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詡性別平權腳步走在亞洲最前端的台灣,真的創造出無論是在學校、職場、消費場域以及媒體空間,都對女性及各種少數的性別主體友善的環境嗎?

文:周昱君

談到性別平權,許多台灣人似乎常帶有些微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或許來自數十年來,台灣在女性以及其他性別主體的權益爭取方面都達到了一定的成果。自1970年代台灣婦女運動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風潮開始,至1990年代性別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甚至2013年多元成家法案的部分成功,這些都象徵了台灣在性別人權方面的進展。

不過,有些人這時候可能會說:「已經夠了吧?我尊重女性/同性戀/跨性別啊,可是他們已經獲得很多地位了,應該不用再繼續抗議了吧!」然而,真的是這樣嗎?自詡性別平權腳步走在亞洲最前端的台灣,真的創造出無論是在學校、職場、消費場域以及媒體空間,都對女性及各種少數的性別主體友善的環境嗎?

從立委余宛如提案遭批看雙薪家庭困境

2016年3月3日,新科民進黨立委余宛如提案,爭取立法委員可以帶三歲以下幼童進入立法院議場工作,卻遭到部分媒體與輿論的大肆撻伐,甚至有人表示「選立委不是給你爽的」。實際上,這個提案不僅是余宛如個人為了自身狀況而提出的,更為了使立法院成為一種「示範」,讓雙薪家庭的幼兒托育與照護問題可以被正視。余宛如表示,「藉由通過修法,立法院可以作為象徵性的開放。立法院也是職場,也有爸媽。」

這個提案絕不是只適用余宛如個人的特殊條款,而是反映了台灣已達六成的雙薪家庭普遍面臨的困境:父母都要工作,小孩子誰帶?部分家庭會選擇保母、托育機構,部分麻煩祖父母協助照顧,也有人依現行法律申請留職停薪暫時回到家裡帶小孩。儘管如此,上述這些選擇卻也都各自造成了其他問題。

前兩者,父母都錯過了孩子的童年,失去見證孩子一點一滴成長的機會,後者則可能出現回到職場之後工作銜接不上或是被取代的情況。更何況,無論是上述哪一種選擇都不是長久的,留職停薪有其年限,而孩子長大之後要上學,保母和祖父母也不一定能繼續照顧,於是照顧問題還是會再次發生。最後,這些父母可能仍然有一方要選擇辭職,而這樣的結果也可能帶來家庭經濟危機。

職業婦女面對的多重壓力

不過,在此要指出的是,以上問題看似是雙薪家庭父母共同的困難,但實際情況卻常常是「母親」一個人的負擔。

台灣社會期待成為母親的女性扛下帶孩子的義務,既要工作又得帶小孩的職業婦女,所面臨的壓力更多元:來自長輩期待的辭職專心帶小孩的壓力、下班後回家還要照顧小孩的壓力、孩子出狀況要處理的壓力,這些幾乎都不成比例地重重壓在女性一個人身上,而社會氛圍對男性的期待值則經常不包含以上所述的情境。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女性漸漸取得工作權、成為「職業婦女」,但「母親」這個角色一直存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認為「女性就應該成為母親」「照顧孩子是母親的天職」「母愛是天生」。在這些觀念的形塑之下,家庭裡的性別分工變成這樣:父親出外工作,母親在家照顧小孩;父親負責偶一為之的強硬教訓與規範部分的教養,母親負責無時無刻、無微不至的軟性生活照顧與關心部分的教養,而實際在家庭裡可能看到的情景則是這樣:父親負責出一張嘴,母親則負責其他所有的事。

由此可見,在特定觀念的影響之下,女性雖不一定只待在家庭裡而能去工作,但其實社會施加於這些職業婦女的束縛卻不減反增,也就是說,工作是她的責任,孩子還是她的責任;職場上的長官和同事不會因為女性有孩子要帶而降低要求,家裡長輩和丈夫(甚至整個社會)更不一定會因為女性有工作就取消母親的照顧「義務」。

商業資本主義下現代國家的母職價值觀

社會價值既存,強化它的一個重要角色卻是媒體,尤其以電視廣告為代表。

許多產品預設消費者為母親,比如尿布、奶粉等,因此推銷產品的廣告就常由女性主演,以「媽媽」育幼的溫馨畫面或者讓「媽媽」照顧孩子更安心便利等訴求,不僅達到廣告的效果,也成功使一種「理想」的特定家庭圖像更深植人心。在這樣的狀況下,可以說商業資本主義協助了將社會上的特定觀念,轉化為大多數人都接受且習慣的普遍價值,使用的是更隱微的方式--描繪出一幅賞心悅目的美好家庭樣貌,這種家庭是以孩子為核心,母親作為默默付出的偉大奉獻者,而缺席於畫面上的父親則是「為了讓家裡過更好的生活」而出門工作。

在商業資本主義的競爭力與自我行銷思維下,廠商與廣告商自然要迎消費者所好才有機會創造商機,但是當這些強調母親在家庭裡照顧功能的廣告為人們所習慣而不以為意時,這樣的價值就更難遭到質疑與推翻,照顧的「天職」也就越加與母親身分黏在一起,職業婦女就越加難以從主流社會的觀念枷鎖中解脫。

另一方面,現代國家早期的好國民論述也推波助瀾了職業婦女的困境。

台北市長柯文哲曾發出「30歲女性3成未婚是國安危機」的言論,這一點便可以反映出現代國家鼓勵的某種國民典範--以女性來說,女人就是要進入家庭,要為國家生產出優良的未來棟樑(即為國家打拚的「好國民」);也就是說,女性是「國民之母」。

這種20世紀戰爭動員時期的論述,到了當代則有些微轉化:女性仍然被期待要進入家庭並生兒育女,雖然台灣政府並沒有以強力的特定政策與口號將此觀念施加於人民,但是近年來的「少子化危機」卻與國家的觀念以及前述的社會主流價值觀結合,使得女性不但要承擔來自自身家庭的催生壓力,還要為國家的國民資源漸漸減少負責。

少子化危機可以說是當代的另類戰爭,征伐的對象是不婚不生的女性。這種思維也進一步地把女性和孩子連在一起,也就是說,只要和孩子有關的事,就是女人的事。再回來看職業婦女的困境,這種思維成為那些責難或要求女性的論述基礎,因為女人不僅要為了孩子本身的成長而負起照顧義務,更要為了國家、為了台灣的未來而好好養育小孩。

職業婦女何去何從?

綜上所述,台灣女性的權益其實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尤其是雙薪家庭中的職業婦女,她們被期待甚至被規訓成某種特定樣貌,在商業資本主義與現代國家的邏輯之下,社會價值觀將照顧與養育孩子的責任和母親的角色歸為一類,使她們身上的束縛更難以拔除。

由余宛如的提案所遭受的批評也可以看出,社會仍然認為女性不應該為了進入職場而「拋棄」照顧孩子的責任。這麼一來,在台灣的職業婦女該怎麼辦?修法讓立法院可以開放委員帶孩子工作或許是個起點,可以對企業起到領頭作用,進而促使社會正視這個問題。至少,只有當職業婦女的困境被看見,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

責任編輯:楊之瑜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