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小孩上班」根本沒有解放女人,只是反映了對公共托育的不信任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女人還是在兩頭燒,女人還是同時得在進入職場的時候,持續扮演照護角色,只是地點合而為一而已。所以帶孩子去工作,到底如何解放了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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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V太太

日前立委余宛如提議讓立委與閣員可以帶三歲以下的小孩進議場。

這個提案立刻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反對者認為立委過太爽、小孩在場會影響議場的秩序與莊嚴;支持者則認為這是建立「親職友善職場」的一大步,讓父母(尤其是母親)能夠平衡職場與家庭生活,更有人認為立院的開放可以帶動民間企業加入。

台灣這兩年的公共討論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困境。很多時候一個議題出現時,儘管其中仍有許多細微之處需要討論,卻常常會因為反對方出現太多誇張的言論,而導致這些差異消失了,更經常為了抵抗這些反對,而催生出過度美化該議題的支持論點。

例如波多野結衣卡是一例,例如眼前的帶小孩工作。

因此,作為一個法案的支持者,我想要來潑潑支持者們的冷水。

我當然不覺得議場有甚麼莊嚴秩序需要維護,那是議場,全台灣最不莊嚴最沒秩序的地方大概就那裡了(更別提這個對莊嚴與秩序的想像和追求本來就是個假議題)。

我也認為台灣社會長期渴望高度控制幼兒,以及將兒童排除於公共空間外的思維需要被挑戰。我更相信我們需要性別友善的職場、需要平衡勞動與私人生活、需要賦予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需要讓每一個人的蠟燭,都減少兩頭燒的可能。

所以問題是,方法是甚麼?

現在很多的支持者把「帶孩子去工作」這個做法講得太好,彷彿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方法,可是在我看來,其中很多推論過程並沒有回答到真正核心的問題。

例如有人說,這麼做是因為女性長期作為育兒的主要勞動者,我們必須打破這個想像。可是帶孩子去工作有辦法達成上述這個目標嗎?讓女人可以帶孩子去工作,有將女人從育兒勞動中解放出來嗎?並沒有。

女人還是在兩頭燒,女人還是同時得在進入職場的時候,持續扮演照護角色,只是地點合而為一而已。所以帶孩子去工作,到底如何解放了女人?

有人會說,又不是只有女人可以帶孩子去工作,男人也可以啊。好,那問題來了,誰來決定誰帶孩子上班呢?立法院的男立委們,會因為今天立法院可以帶孩子上班了,所以就主動接手照護者的角色嗎?應該也有,但我相信會這麼做的人可能平常就已經在負擔育兒勞動了。

而如果我們假想一個各種職場都可以帶小孩上班的局面,那麼問題仍是回到父母之間如何協商調配照護工作,那就還是再一次的涉及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母職的想像。

白話說就是,現在也是男女都可以離職照顧小孩、可以請育嬰假啊,但是實際作出這些「選擇」的,往往是女人。

所以,多增加一個可以帶小孩去上班的選項,當然是多提供了家長們(尤其是母親)一個選項,但對於打被親職的性別分野、解放女人的照護勞動有多大的幫助,恐怕不能太快下定論。

另一方面,當帶小孩子上班(不論男女)被視為一種好的選項,其實何嘗不是反映了,我們仍然將育兒(如同其他的照護工作)視為家內勞動?育兒仍然是個別家庭內必須自行協商的問題,而不是國家的責任。

這再一次的,顯示了撙節政策下,國家的退場與卸責,以及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對於婚姻與家庭的定義:私有化社會福利、將社會照護的責任更進一步地納入私人家戶裡,以家庭做為唯一的照護單位。

Photo Credit: Sang TrinhCC BY 2.0
簡單的說就是,如果我們把育兒看成一個工作

那麼帶小孩上班,就意味著一個勞動著,必須同時從事兩份工作,而這可以被稱為是「進步」的嗎?是對勞動者們的「福利」嗎?對勞動者而言,這可能不是一個很理想舒適的勞動環境,而對育兒者而言,這恐怕也不是一個非常有品質的親子互動機會吧!

更甚者,對於一個疲憊的育兒者來說,這是不是有可能反而剝奪了他們暫時卸下育兒身分的機會?

沒錯,「帶小孩工作」對於分身乏術、缺少資源、沒有其他選擇、蠟燭已經快要燒到盡頭的父母來說,確實有可能是一個喘息的機會,但我們是否就應該老實的面對這個「喘息」的性質,以及之所以需要這個喘息,是因為我們前面那些該做的都沒有做到。

目前很多輿論把開放帶小孩上班描述成一種進步的「權益」,並且值得被各行業效法。

當然,我認為不論行業,這種喘息機會都應該存在。但在說這個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要認知到,其實「帶小孩上班」這個事實很早就存在於很多人之中了,而且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一個「權益」,而是不得不如此的「妥協」。

例如女農夫在農忙時可能需要一邊背著小孩一邊下田,例如以買賣維生的人常常帶著小孩顧攤子看店,例如之前曾經在新聞上看過的,男工人背著小孩上工。

因為育兒一直被視為家庭內的活動,公共托育機會缺乏,所以這些人不是「選擇」帶小孩上班,而是「不得不」帶小孩上班。如果忽略了其中的階級因素,而把帶小孩上班美化成一種「勞動與親子相處結合」的浪漫,我想似乎也是太一廂情願了。

除此之外,我其實也有點好奇…

許多人對於帶小孩上班一事的贊同,有多少來自於某些特定的養育想像

例如有些人提到這樣有利於親餵,可是親餵母乳這件事情成為一種被推崇的育兒行為,未嘗不是無視於女人在階級、身體和情感上的各種差異,而將母職扁平化?更甚者,因為「親餵是好的」,而「帶小孩上班有利於親餵」,所以認同「帶小孩上班」,這難道不是再一次的,把女性和育兒深深的綁架在一起,排除了父親嗎?

又例如,帶小孩上班的吸引力,是不是反映了我們對公共托育的不信任(當然,以台灣現在的托育服務品質來說,這個不信任確實其來有自),以及更深層的,我們仍然相信「孩子還是自己帶最好」的血濃如水論?

所謂「三歲以前自己帶,小孩才會跟自己親」的說法背後,又是哪一種親子關係與家庭想像?彷彿有某種特定型態、運作方式的家庭是最好的,每個家庭都應該適用?更甚者,我們有沒有辦法想像,生了孩子的人,仍然有「暫時拋棄父母身分」的空間?即使選擇生了孩子,還是可以有「不負責任」、把孩子丟給別人帶的機會?

這麼說當然不是貶低或是反對想要自己帶小孩的人,我也知道開放帶小孩上班並不等於強迫每個人都得帶小孩上班。

但當前某些論述,確實有著太過理想的風險。當我們把「帶小孩上班」這件事情視為好事一樁的時候,或許可以想想,這件事到底有沒有這麼好?如果我們覺得好,是因為這些事滿足了我們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與婚家想像?

我支持余宛如這個提案,可是如前所述,這對我來說應該被視為後端的補救與喘息措施,而不是前端的進步思維。

我兩個小孩都在立法委員任期內出生,我也長期哺餵母乳。關於女人與小孩與哺乳,據我觀察,立法院有幾個非常辛苦的助理,在托兒,哺乳和工作上是心力交瘁。所以我更想做的是,希望調查立法院助理,立委,職員的托兒需求,在立法院以“合作…

林淑芬貼上了 2016年3月3日

我個人更支持的,是像林淑芬委員說的,在工作場合與社區營造「合作式」是的托兒機構,提供公共托育的普及程度、可近性(例如在住家附近或是工作場所內,讓父母不用奔波)、照顧品質,以國家和社區的力量,共同完成育兒的工作。

對我來說,這更有可能達成將女性從育兒工作中解放的目標。

本文獲queerology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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