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怎麼困難,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兩個台灣女生,在土耳其申辦敘利亞難民學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戰亂中,似乎仍能看見那麼一點人性之光,但對於人性,鄧馨庭和陳韋慈看見的不只如此。
「我狠狠罵他,他還嘻皮笑臉,最後我警告他,他的妻子就像我妹妹,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寶貝,要是他們受傷,我真的會生氣。」敘利亞男人不停點頭,田安克也幫他們做了幾次婚姻諮商,希望先生可以趁年輕改掉這個「習慣」。那段時間,聽說先生不敢打妻子了,「只會」往她身上吐口水,鄧馨庭才稍微放心,以為這場婚姻可以漸漸改變,隔一陣子,突然又聽說女老師想跳樓自殺。
「我才安慰自己,那位先生終於不打老婆了,結果,原來還是照打,只是小心不留疤⋯⋯」束手無策的鄧馨庭,在日記中寫道:「我好傷心⋯⋯」
此時,這個社區的土耳其人也越來越不歡迎敘利亞人,對他們下了逐客令,「房東將我們趕出來,連押金也不還,頓時二十個孩子就沒了去處。」教室關了,老師走了,而敘利亞夫妻決定回到敘利亞,還將教室裡的大部份用品一起帶走,從此失去聯絡。那位受暴妻子和兩個孩子的未來,再也無從得知。
「那是很大的打擊,一夕之間,好像所有努力都白費了。」但是,篤信基督信仰的鄧馨庭那時讀到一段聖經:「耶穌說:『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做客旅,你們留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這一切你們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這段話讓我決定,絕對不能放棄。」

曾經多數是敘利亞住戶的社區,因為土耳其人的排擠,已不見當時滿滿敘利亞人的景象。

問陳韋慈,是什麼感動她加入鄧馨庭的行列?她飛快回答:「以身作則的信念。」有次冬天,舊城區孩子沒鞋襪穿,髒兮兮的腳都凍得冰紅,他們開車去送物資,鄧馨庭看到家長們牽著孩子過來,就從車上搬下物資,拿鞋子一雙一雙去試每個孩子的腳,合適的馬上穿走,不合適的就換到合適為止。「這一幕讓我很感動,因為他們其實不需要做到這個地步,大可把物資放著,讓人們自己來拿,但他們從不隨意處置物資,也不會隨便交給別人發放。」有些孩子看到人就想握手,但伸出來的手,一開始真會讓人嚇到,「不只是『髒』,整隻都是『黑』的。有些第一次去探訪的學生,會避免跟孩子握手,但他們夫妻沒有。」若要陳韋慈舉出鄧馨庭在這些工作中最大的影響,或許不是金錢,也不是物資,而是她親自在這些婦女中活出來的榜樣。「所有大小事都是Anny出面洽談、處理,田安克也很支持她,很多難民婦女都是在認識Anny之後,才知道原來一個女生可以這樣活著。」圖為鄧馨庭探訪庫德族難民營孩子。
無論如何,都要送孩子上學
免費教室開不成,Onkologi區的難民家庭又付不起跨區上學的車費,鄧馨庭和陳韋慈知道,Onkologi區必須有自己的敘利亞學校,她們決定大膽一試,向土耳其教育局請願。
「我們發現,土耳其政府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合作,讓小學到高中的難民孩子都能免費受教育,只要我們做好調查,經教育局評估、同意,就可以開設公立學校。」因此,他們利用休假時間做田野調查,統計學生數、師資來源,寫好請願書請敘利亞居民連署,最後真的聯絡上了土耳其教育局——然而,原先官員承諾一個月建立學校,最後卻無法如期實現。
這段期間,她們只能硬著頭皮先送現有的孩子跨區上學,只是,每次家訪完,又會發現更多需要上學的孩子。「有棟廢棄別墅裡住著五個家庭,他們不用繳房租、電是偷接的、水到外面扛,光學齡孩子就有十三個,還有一堆在地上爬的。」陳韋慈說:「我告訴其中一家男主人,我能做的就是送物資、送孩子上學,他面無表情地說好,我透過翻譯知道,他很不相信我。」男主人說,很多團體來這裡拍照,但他們沒拿到任何錢和資源,屋內地板仍舊破碎、窗戶沒有玻璃,孩子們在廢棄的泳池裡玩耍,這樣的生活沒有任何改變。
「透過物資援助和溝通,父母們終於答應讓十三個孩子上學,開學時,我帶著這一批新生去學校,學校主任的辦公室門庭若市,都是臨時前來請求入學的學生和家長。」陳韋慈等了四十分鐘,主任一看到他們,便面有難色地表示班級已經額滿,逼急了幾位無法入學的女孩,當場哭了起來。
「我又衝去主任辦公室,重新陳述孩子的背景,主任被我弄煩了,強調絕對不能再帶孩子過來,便叫我快帶這批學生去註冊。」陳韋慈不禁開心地抱起一位女孩,「她11年以來都活在家人的壓力中,現在可以期待她因教育掌握自己的人生!」同時,她心中也更急迫地確信:我們需要本區的敘利亞學校。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報導,土耳其境內有超過40萬名敘利亞兒童未就學,由於經濟困境,難民通常負擔不起學費或交通費,必須再次冒險到歐洲或返回祖國。圖為住在廢棄別墅裡的孩子。

跨區上學的車費一人約台幣1200元/月,光是原本在免費教室的二十個孩子,一個月就要24000元。陳韋慈豁出去「搭訕」,竟真的找到一位願意幫忙接駁的司機,一人只收500元,她們再和家長平攤,才解決車費問題。這位司機除了載小孩上學,也非常支持探訪、發物資的活動,幾乎快變成她們的「專人司機」。圖為正在教孩子土耳其文的陳韋慈。

帶孩子上學前,鄧馨庭和陳韋慈會讓他們挑選新衣和新書包,「之前有些孩子沒有書包,就提著塑膠袋上學,書還會把塑膠袋勾破。其他孩子看到他們用不好、穿不好,會嘲笑他們。」添行頭不但要找對尺寸,還不能超出預算,精挑細選的結果,約台幣600元就能讓一個孩子擁有兩件上衣、一件長褲、兩雙襪子、一雙鞋子,並裝在寫有自己名字的盒子裡。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全新衣物,孩子的笑容持續了整個晚上。陳韋慈說:「從他們不斷想牽我手、摸我的頭髮和臉頰等親近我的小動作,我知道他們真的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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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居家照顧服務,幫助年長者走出老老照顧困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老老照顧」家庭似乎隨著高齡化越來越多,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
近十年來,隨著高齡化、少子化和各種社會發展趨勢的疊加,年長者的照顧問題浮上檯面,「老老照顧」的狀態,也逐漸進入公共話語中。所謂的「老老照顧」,是指65歲以上年長者,不僅要應對自己隨著年齡增長而來的健康問題,還要承擔24小時照顧另一位長者/失能長者的重負。
身體上的高負荷和精神層面的緊繃狀態,常使得這些年長的照顧者,處於身心失衡的邊緣。他們可能更容易罹患憂鬱、焦慮和失眠等心理健康問題。除此之外,照顧者可能因為照顧工作而無法安排個人時間,無暇參加社交和娛樂活動,導致感到孤獨和無助,與社會疏離。對於年長者而言,他們的社交資源和互動網絡本來就相對缺乏,這些內在的壓力就更容易被忽視,使得老老照顧的挑戰,在社會上長期處於被低估的狀態。
本來以為,只是跌倒而已⋯⋯
77歲的洪爺爺和72歲的洪奶奶,住在一個安安靜靜的小社區裡。他們夫妻倆有三個孩子,長女和次子都已經組成了自己的家庭,只有曾經小中風的長子與他們同住,一家三口靠著洪爺爺的豬血糕攤子,勉強的維持著生活。

大約在五、六年前,洪爺爺就發現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下腹部常常疼痛。或許是不願意面對自己生病的事實,因此只讓醫生開止痛消炎藥應付病狀,拒絕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但今年初,他突然四肢無力,倒了下去。這次,醫生檢查出了洪爺爺的疝氣問題,緊急動了手術。但手術之後,身體的復原狀況並不理想,脊椎也發現了退化和磨損等問題,再加上原本就有高血壓和青光眼,洪爺爺不僅無法做生意,連生活起居都得依賴洪奶奶的照顧。從起床到進食、洗漱、上下床,生活的每一步都需要依靠妻子攙扶協助。但是,洪奶奶自己也是一個70多歲的長者了,骨質疏鬆症和膝關節病痛已糾纏她多年,加上獨自照顧著失能丈夫的壓力,不管是在體力或心理上,對奶奶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負荷。「我照顧他(洪爺爺),要背、要推、要抱⋯⋯照顧得我自己都生病了,全身都在痛。我們住四樓,沒有電梯,帶他去看醫生,要找爬梯機的人來幫忙,上、下樓一趟都各要花費900元,真的太貴了,負擔不起。」洪奶奶說。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看到洪家爺爺奶奶處在這樣的困境中,建議奶奶尋求外部援助,她才終於在今年八月,撥打了1966申請長期照護服務。

老老照顧的窘迫,有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
「『老老照顧』的狀況,在已經是高齡社會、即將邁向超高齡社會的台灣,的確有越來越多趨勢。」伊甸基金會的居服員督導陳紹慈解釋道,在傳統的台灣家庭中,照顧長者通常會被視為是家庭成員的責任,然而,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勞動力市場的變化、現代家庭組成的改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無法提供日常的家庭照顧。這使得許多中老年人,在自己可能也需要被照顧的情況下,仍得承擔起照顧更年長或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的責任。「許多家庭會陷入『老老照顧』的狀況,有幾個主要原因,一是資訊的缺乏,比方偏鄉、經濟條件較差、資訊取得不易等等,讓這些家庭可能不知道,其實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提供協助;另一是傳統觀念的束縛,很多人會認為把父母親送到老人院,就是代表不孝。」

一直以來,伊甸基金會嘗試用許多不同的方式,提升一般民眾對於長照議題的認識和敏感度。因此,從都市到偏鄉,伊甸基金會在全台各地設立長照服務站、關懷據點、長照機構、日照中心、社區輔具站等實體單位,定期安排社區服務,包括訪視、弱勢長者餐飲服務等等。也透過社群媒體,例如YouTube、Facebook、Instagram和Podcast等平台,向不一樣的族群和年齡層傳播關於長照的觀念。「我們會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知道,傳播新的觀念不容易,改變舊的觀念更是困難。就像獨自照顧洪爺爺的洪奶奶,如果不是提供爬梯機服務的工作人員建議,她可能要更久,甚至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是可以獲得幫助的。」陳紹慈說道。

除了讓大家認識被照顧者的需求之外,近年來,伊甸基金會努力將照顧的範圍,拓展到照顧者身上。「因為照顧者所承受的身心壓力是驚人的。比方他必須承受情感上的壓力,尤其是照顧親密的家庭成員時,可能會特別悲傷、無助或焦慮,在所照顧對象的健康狀況惡化時更是嚴重。」另外還有與社會隔絕、經濟壓力等等,陳紹慈也提醒道,照顧者還有很大的一個壓力來源,是自己的身體負擔:「照顧工作往往涉及體力勞動,而且是很大量的勞動,比方協助病患移動、翻身等等,在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情況下,照顧者自己可能也很快就會受傷。」像洪奶奶的情況就是如此——她自己的膝蓋和骨質疏鬆的問題,就在照顧洪爺爺之後變得更加嚴重,因此,提供適當的支持和關懷給照顧者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支持包括提供實際的照顧服務和經濟援助,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持,包括讓照顧者擁有喘息的時間。因為,只有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更好的照顧別人,所以伊甸基金會的努力,不僅提升了照顧者的生活品質,同時也加強整個長照體系的效能和持續性。
安享晚年,應該是我們共同期待的未來
在居服員開始協助洪家之後,洪奶奶終於感到身上的重擔減輕了一些。「他(洪爺爺)是很固執的人,又餓不得。以前我得幫他洗好澡之後再去弄飯,他會因為餓了而生氣。現在有一哥(居服員)來幫忙,我可以趁這個時候趕快去處理午餐,他一洗好就可以吃,真的覺得輕鬆很多。」不只如此,洪爺爺也非常喜歡一哥的協助。只要是一哥要來服務的日子,洪爺爺總是早早就期盼著他,不斷詢問他人什麼時候會到。另外,洪奶奶也在個管員的評估和協助下,申請了居家用的輔具,這樣即使居服員不在,她獨自照顧洪爺爺也會輕鬆一點。

「我們在評估每個家庭的狀況的時候,都是先看他們當下最緊急的需要是什麼,就從這邊開始安排。這也是我們和每一個家庭認識彼此、磨合的開始。因為我們往往在評估的過程中,就會發現家庭中還有更多需要協助的地方。我們必須慢慢地、一步步地協助家庭接納更多的服務項目,或者嘗試其他的服務方式。」伊甸基金會居服員督導說到,協助個案家庭,必須設立短、中、長程目標。以洪爺爺為例,現在他接受了沐浴、肢體關節活動這些服務,然後也申請了輔具,這屬於短程的目標,拉到中、長程來看,居服員督導更希望可以鼓勵洪爺爺出門、願意去看醫生,讓他的脊椎得到真正妥善的治療和照顧。「因為洪爺爺還蠻喜歡和居服員相處,所以未來我們也期待可以透過居服員的引導,讓他能夠走出家門,接受治療,甚至體力可以好到能夠進入我們的日照機構或社區據點,參加活動。」伊甸基金會期待著,在大家的協助下,洪爺爺和洪奶奶能夠生活得更舒適,好好享受老年生活的每一個美好時刻。

「老老照顧」家庭越來越多,老夫妻互相陪伴很美好,但年長者照顧的問題,不該成為另一位長者的負擔。「老老照顧」反映了這個社會,對長者的支持和資源分配不足。我們期待的是,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努力之後,年長者應該能夠享有安穩、尊嚴和被溫柔支持的晚年生活,而不是面臨照顧其他老年人的壓力。多年來,伊甸基金會投注心力,希望能夠成為年長者晚年的依靠。但我們更希望的是,有一天社會可以建立一個更友善、全面的支援系統,確保長者都能擁有一定的生活水準。這樣的系統應該涵蓋足夠的醫療照護、經濟援助、居住安排以及社交活動,減輕個人和家庭的負擔,並提升整個社會對於年長者的關懷與尊重,更進一步的,讓長者們享受他們應得的尊嚴和幸福。
伊甸基金會「老人照顧服務計畫」透過日間照顧、公托中心、關懷據點、居家服務、長者送餐服務、照顧者團體支持、照顧者資源連結等,讓長輩在熟悉的地方找到服務,也讓照顧者在專業的地方得到喘息,讓每一位長輩及照顧者一起安心、快樂地好好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