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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怎麼困難,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兩個台灣女生,在土耳其申辦敘利亞難民學校

再怎麼困難,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兩個台灣女生,在土耳其申辦敘利亞難民學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戰亂中,似乎仍能看見那麼一點人性之光,但對於人性,鄧馨庭和陳韋慈看見的不只如此。

幫孩子買鞋,對陳韋慈特別困難:「那時Anny不在,突然要單身的我幫十幾個孩子買鞋子,真的很挑戰!我想來想去,最後讓他們赤腳踩著白紙,一個一個畫尺寸,紙上都是他們腳上的泥沙⋯⋯」到了賣場,店員上前詢問陳韋慈要買幾號鞋,她拿出那張沾滿黃土的白紙,對店員說:「我不知道,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敘利亞的未來,要交給敘利亞的下一代

終於,土耳其教育局給的承諾,在十個月後兌現——2015年12月,Onkologi區有了第一間敘利亞學校,兩百多個孩子得以上學。

「土耳其政府還是很有誠意的,他們雖然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但其實可以成立幾間、意思到了就停止,也可以用任何理由打發我。」陳韋慈說,接洽的官員脾氣很好,只是她在等待的過程太煎熬,三番兩次去詢問下文,有天對方終於受不了,冷冷地丟下一句:我很忙!

「雖然我有些急躁,但我也很受傷,不禁心想,我到底在做什麼?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啊?我不是敘利亞人,也不是土耳其人,為什麼要在這裡看人臉色?」正在攻讀教育博士的她又停頓一下:「但是,孩子是無辜的,他們的教育不能等。」

為什麼這麼執著於教育?鄧馨庭說,土耳其和中東各地一樣,也有聖戰學校或「伊斯蘭國」的秘密學校,專門吸收貧困家庭,將下一代送回敘利亞,投入戰爭和恐怖行動,他們必須確保小孩不會掉進這些地方。「失去教育就失去整個世代,無論再怎麼困難,都不能讓孩子因戰爭成為失落的一代。我們盼望,當戰事結束,這些青年可以回到敘利亞,重建自己的國家,因為只有敘利亞人,才可以完全改變敘利亞。」

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校是這樣的:在公立學校,土耳其學生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上課,放學後,就換敘利亞孩子上學,一直到晚上七點。圖為陳韋慈接送敘利亞孩子上學。

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學校是這樣的:在公立學校,土耳其學生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上課,放學後,就換敘利亞孩子上學,一直到晚上七點。圖為陳韋慈接送敘利亞孩子上學。

2015年初,鄧馨庭夫婦和加濟安泰普教育局副局長Munis先生會面——他是他們口中的「大好人」,一路幫忙設立學校。

2015年初,鄧馨庭夫婦和加濟安泰普教育局副局長Munis先生會面——他是他們口中的「大好人」,一路幫忙設立學校。

家訪時,有時只要聆聽對方的聲音,就是一種關懷。

家訪時,有時只要聆聽對方的聲音,就是一種關懷。

Onkologi區的第一間敘利亞學校開學了!

Onkologi區的第一間敘利亞學校開學了!

在戰亂中,看見人性

學校開學了,這間在眾人努力下成立的敘利亞學校,包含小學部1-4年級和中學部5-6年級,目前正式註冊的學生近百人。場地、師資、水電等經費都來自聯合國和土耳其政府,但物資和設備,還是必須靠民間募集。「就像之前那間學校一樣,文具、清潔用品、球類等等,我們都會持續支援。」

在戰亂中,似乎仍能看見那麼一點人性之光,但對於人性,鄧馨庭和陳韋慈看見的不只如此。

「我的生活圈都是老師和學生,有些能在土耳其一路念到大學的敘利亞學生,都出身上流社會家庭,本來就很少跟這些底層難民接觸。」陳韋慈說:「看見我們做的這些事,他們都是精神上鼓勵:『哇!謝謝你們這些外國人幫助我們國民。』但基本上還是不太關心。」

鄧馨庭也說:「人就是有好有壞,有暴戾、有軟弱。敘利亞壞人來土耳其繼續為非作歹,土耳其人則利用難民賺大錢;丈夫在逃難路上仍施手家暴,妻子放棄改變而選擇認命;歐洲害怕難民破壞他們納稅得來的安穩生活與福利,難民則證明了『人往高處爬』,即使生活漸漸豐足,還是永遠想到福利更好的國家⋯⋯」

「連我們自己也沒有完全的良善,許多人讚賞我們的作為,但這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鄧馨庭回想:「畢竟,當初來加濟安泰普,我只是個想支持丈夫工作、又擔心三個孩子安危的媽媽。」

只是,我們剛好在這裡

鄧馨庭說,她原本對台灣的一切很滿足,田安克任教於私立大學多年,兩人有三個女兒,小女兒才剛滿一歲,她則剛從神學院畢業,是一位忙碌的傳道人,生活充實又愉快。不過,2011年起,田安克開始關注「阿拉伯之春」,一直覺得自己應該出去做些什麼,因而不停尋找海外職缺,問過埃及、哈薩克的工作,都因故取消,就在她暗自竊喜這條海外求職之路似乎即將中斷的時候,某天田安克對她說,有間位於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的大學,正在和他聯繫。

「我心想,加濟安泰普是什麼地方啊?為什麼不去安卡拉、伊斯坦堡,要去一個從沒聽過的加濟安泰普?」鄧馨庭回憶:「一查地圖,我的媽啊,在敘利亞隔壁!難道這個男人真的要跟我證明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嗎?」

會開這樣的玩笑,是因這場婚姻真曾走上窮途末路。「我的爸爸是中小學校長,哥哥是資優生,讓我從小就備受各方期待。我沒有任何不良嗜好、沒有損友,沒有娛樂,總是和朋友一起念書,只是他們都考前三名,我永遠是倒數。上五專後,我越來越自卑,一度得了憂鬱症,還從此迷上改名字。」後來她才發現,自己是專注力不足的特殊兒童,她去菲律賓攻讀特殊教育碩士,認識主修心理學和哲學的田安克,一個月就閃電結婚,婚後爭吵不斷,她帶著剛出生的大女兒回台灣,一分開就是半年。

婚姻觸礁期間,有天朋友邀她去教會,問起她的名字,「突然間,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應該是哪一個,一時悲從中來:『為什麼我的人生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決定?』」她將名字改回奶奶命名的「鄧馨庭」,飛回菲律賓挽回婚姻,田安克個性也轉變,跟著她搬來台灣。

37歲時,她生下小女兒,新生兒篩檢時卻發現女兒T細胞不足,如果一直沒長出T細胞,可能從此免疫系統失調。「我好傷心,坐月子的時候都在哭,也突然看懂了聖經上『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故事,最後,我對上帝說,賞賜的是祢、收取的也是祢,如果這是祢的旨意,我願意接受。」結果,女兒的T細胞長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