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暴力的人民，只有暴力的政府！」現代社會的唐吉軻德，〈暴民〉導演周世倫

文：余如婕

太陽花學運成為時代中標誌性的符號，結束迄今已有一年多的時間。其後，在公民心中留下的覺醒種子並不隨運動結束而停止，更開始在社會各個角落裡逐漸發酵。各種蓬勃的社會運動以同樣純粹的理想，在服貿熱雨下完後仍繼續成長茁壯。有些人欣喜社會上各種改變逐漸發生，但有些人，卻往往將這些為理想倡議而反抗體制的群眾們貼上「暴民」的標籤，同樣的人群在不同的觀者眼裡，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這些社運者，到底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抑或是理想主義的實踐者？

唐吉軻德影像工作室的導演周世倫，自太陽花學運開始，到馬習會松山機場抗爭為止，用鏡頭記下了10位抗爭者奮鬥的身影和他們在其他社運中的模樣，〈暴民〉這部紀錄片於焉有了雛型。隨著記錄時間拉長，他不只辯證「暴民」的標籤隱含什麼意義，更要帶出抗爭者不同底蘊，以堅強的盔甲和社運者站在同一陣線抗爭不公不義，同時以柔軟的內裡理解和認同。

〈暴民〉作為2016年社會運動紀錄片的一項指標，透過flyingV所發起的群眾募資計畫有近400位人次參與其中，更在總統大選前一周將全片上傳至Facebook免費觀看，短短七天便吸引50萬的瀏覽人次。

「社運在每個世代都是支持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年輕人的世界裡沒有利益交換，他們是理想的，所以這道防線絕對不會被突破。」周世倫堅定地說。

誰說不需要騎士精神？從現實躍升的唐吉軻德

黑箱服貿爆發的夜晚，周世倫和學生同一時間衝進立法院，不知道什麼時候執法機關會強硬清場，也不確定學運什麼時候結束，周世倫迅速設置完議院內的攝影機後，將團隊分成小組，和每位抗爭者分別進行訪談。「只要還有人醒著，我就絕對不睡。」

「400年來台灣歷史不斷上演統治者上任後，靠殺戮和整肅鞏固政權，等到人民習慣這樣的統治後，又來了新的政權，這類肅殺異己的戲碼。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和歷史脈絡之下，人民將變得害怕參與政治甚至懼怕政府。」周世倫如是分析道，他停頓一會，肯定地接續說著：「但可貴的是，台灣人不曾放棄出聲，學運或許10年才會出現一次，但它的理念不曾因時間流逝而中斷。」

每個世代都會有人關心政治人物的作為、國內以及台灣和國際間的關係發生什麼變化，這樣的思維會使時代進步前行。當一批年輕人願意挺身而出，不僅提醒其他年輕一輩正視自我訴求和國家問題，同時亦可以開啟和上一輩的對話。「暴民」這個名詞不僅不中性，甚至還帶點火藥味，周世倫導演想用電影撕掉這樣的標籤：暴民不是撕裂社會和強化對立，他們向政府索取的，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好好生活。

面對這樣勢不可擋的公民覺醒，周世倫顧不得昂貴的攝影機費用或隨著社運者到處奔波而停擺的收入來源，他說〈暴民〉這部紀錄片要對得起鏡頭下的所有角色，不僅是用畫面印證青年世代正在茁壯，更是讓公民覺醒如此崇高、理想的文化力道，強力注入每個世代的意識裡，甚至日常行為之中。

社運者的家課：從拉扯到重新牽起對方的手

周世倫鏡頭底下的10位抗爭者，有的出身鐵桿藍的家族，希望用有別於以往的作法迫使國民黨做體質上的改革；有的人選擇捨棄體制外的輕盈，進入體制內以參選作為新的社運、改革形式；有些人沒有極端的政治立場，僅試圖靠自己的雙手挖出國家腐爛的部分。他們和原生家庭及自我內心不間斷地爭辯，展現強烈公民覺醒以及素人的力量。

政治是最大的總和，一個民主的社會本該是心手相連的，人們對政治的漠視將會成為安定生活中的隱憂。但是，當外省家庭的父母因為孩子的行動而開始省思一個政黨的合理性，當父母願意在孩子出發參與社運前給予極大的支持和擁抱時，勇敢發聲的新時代不再腹背受敵，台灣因為這些勇敢抗爭的暴民而產生質變，老年、壯年、青年世代都各自產生新的課題，重建獨立思考的能力。年輕一輩從上個世代的經驗中淬煉出精華，在新的時代唱出新的歌、走出嶄新的道路。〈暴民〉中有許多父母和子女受訪畫面交錯的景象，好似世代溝通。「我希望〈暴民〉成為縫合世代的契機，重新開啟父母和子女的對話，讓因為參加社運和家裡想法不同的年輕人可以回家。」

從鍵盤中起身的「小確幸」：台灣人的本名是「勇氣」

周世倫舉出一個實例：「2014年7月原住民青年陣線成員組成旅遊團，前往觀光局的辦公大樓要「觀光」觀光局的活動就是一個很值得省思的社運之一。」成員認為，把歧視加諸在別人身上的時候不會知道這麼做有多突兀，政府不該把不同族群的文化作為消費性觀光商品。於是他們藉由這樣不帶怒氣的行動說服大家尊重原住民部落文化，而非僅是做在電腦螢幕前徒勞無功地生氣。

周世倫回憶，拍攝紀錄片的期間，有太多震懾人心的畫面，如同有對牽手的情侶一動也不動站在水柱交橫之下，彷彿時間靜止。〈暴民〉記載著青年自覺，社運本身或其中的任何一個景象都足以告訴大眾：這些被認定只追求「小確幸」的「草莓族」在社會衝突中成長茁壯，他們已經有認知要做好準備接替台灣。當現實社會裡政府造作的說詞和侵害個人利益的惡行出現時，他們不願妥協，正義和自由對這個世代的人而言不是口號，他們身體力行並勇於改變。

社運就像一場日常中的戰爭，但它是歷史中最合理、正當、正義而且偉大的戰爭。沒有陳澄波，或許我們不會反思政府體制的合理性；沒有鄭南榕，或許我們不會知道民主自由的可貴；如果過去沒有年輕人不斷地站出來反抗不合理的政府和政策，現在的我們將會離自由和民主更加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