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有罪!婚姻霸權的叛逃《單身動物園》

單身有罪!婚姻霸權的叛逃《單身動物園》
Photo Credit:得藝國際媒體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電影作為反射某種現實的影像藝術,這部作品直接地指控以愛為名的婚姻霸權與價值。與先前的電影作品相同,導演在《單身動物園》中創造了一個限制劇中角色的「框架」,這個框架所帶來的壓迫,是為了警醒觀眾意識現實生活中的限制。

文:史惟筑

在這個世界中,單身有罪。而且只有45天的期限尋找另一位匹配的伴侶,否則,就得變成動物,變成一種自己所選擇的動物。於是,大衛(柯林法洛飾演)在被妻子拋棄後,帶著一隻狗住進了一間豪華旅館。這間旅館,其實是單身者重新尋得伴侶、或是結束以人類形貌而存在的中途之家。在這裡,需穿著規定的衣裝、跟著安排的行程活動;單身者不准自慰、有伴侶者則可入住雙人房、表現佳則可升級搬到遊艇,準備回歸城市正常生活。

希臘導演尤格蘭西莫(Yorgos Lanthimos)藉著《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奪得去年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儘管這是他所執導的第一部英語發音長片,並與多位國際知名演員合作(柯林法洛、瑞秋懷茲蕾雅瑟杜班維蕭約翰萊利等等),他仍持續一貫反寫實主義風格,創造一個與現實錯位的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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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在一訪談中坦言不喜歡寫實主義,認為只有透過想像極端情境,才能看清事物本質。在2009年《非普通教慾》(Canine)中,尤格蘭西以柔美純白的影像基調,建造了一幢彷如天堂的家屋,只不過家屋裡的父母以其荒謬怪誕的教育,將子女與世隔離。如果《非普通教慾》藉由詭譎的黑色幽默批判家父長制所支配的規馴教條,《單身動物園》則將目光轉移到婚姻伴侶的獨裁體制上。

在這個擁有伴侶生活才合法的極端社會中,隻身在城市中遊走隨時會招來警察臨檢。而為了逃脫尋情失敗而必須化身動物的宿命,大部分的人則必須以愛之名,尋得在外貌或內在能得以匹配的對象,並得以倖存。然而,如要堅持單身,在這極端社會裡也存在著平行世界,在那裡,住著一群名為「獨身者」的反叛軍。這群人在野生樹林中生活,但彼此間嚴禁可能滋生情感的任何舉措,否則,這群人中的領袖(蕾雅瑟杜飾演)會施行懲罰。於是,《單身動物園》的故事主要分為兩部分:旅館內45日尋情記,以及獨身者的拒愛生活。

劇本由尤格蘭西莫與長期合作的編劇艾浮堤米思‧菲利普(Efthimis Filippou)共同創作。劇情設定明確,並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架構出一個婚姻至上的極權社會:城市/自然、婚姻/單身、尋情/拒愛。對立的二者之間,沒有可以令人逃脫的模糊地帶,唯一的臨時轉運處,就是在45日鐘響進入宿命前的豪華安置所。

如果這個社會令人感到戰慄,是因為無論決定進入婚姻體制還是決定叛逃,兩個世界中仍以教條抑制人類的情愛自由。演員們以精湛的表演,將形成社會血肉應有的矜持與順服,不慍不火的將社會荒唐貼合在他們所吐露出符合「常規」的情緒及話語中。如果感受到影片中所創造的社會荒謬可笑,那是因為我們將現實世界的社會規範作為指涉物,觀影情緒的反應就在影片敘事空間與現實社會的相互指涉、對應間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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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指導巴卡塔奇思(Thimios Batatakis)影像上的處理也極為精美,在《非普通教慾》及挪威電影《》(Blind,2014)都可顯見出自其手筆的唯美影像風格。導演似乎意圖藉由優雅的影像風格去襯托獨裁世界那看似正常,卻又荒唐、暴力的道德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似乎便能理解在幾場戲中(獵殺與城市購物場景),導演刻意使用慢動作效果。一方面,這個效果可將某些暴力與平庸日常的場景唯美化,以維持影像(也是片中世界)「和諧」的整體感。另一方面,慢動作的延時效果,也延展了身體動作與面部表情的情緒,使情緒均質;讓暴力不那麼血腥、讓平庸也不顯得過於無趣。

整體而言,《單身動物園》證明了導演調和、調度各項電影專業的能力,並讓觀眾能藉由這個他所創造的極端世界,對現實生活產生迴響。然而,在看完電影時,我總覺得好像還缺少了些什麼。事實上,在目前才華輩出的電影世界中,影像、聲音、表演、劇本、後製技術等整體而言水準都已大幅提昇的情況下,只有這些似乎稍嫌不足。

如果我們不只是將電影作為一扇理解某一陌生世界的窗、或追求感官上的滿足為限,那麼面對以影像作為思索媒介的電影藝術,我們更應細細思索畫面中所有能見物,究竟為何必須被看見。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心中的缺,就存在於這部電影中動物與人的關係。

這部電影的英文原名為「龍蝦」(Lobster),也是劇中主角如果尋情失敗所要化身的動物。動物在影片中無所不在,無論是旅館內大衛的狗、後來變成馬的金髮女孩,或是在樹林裡的山豬、駱駝、鶴。然而很可惜的,這些動物就只是作為裝飾性的陪襯出現在人類身邊,或是作為推展劇情的功能性角色。

我們從劇本設定很清楚的了解到,這些動物多數是由人類所變的。也就是說,劇本潛在地假定一種「人類型態學」(anthropomorphisme)的敘事邏輯與敘事傾向。動物不只是與人類平行存在的他者,動物也是失敗物種-單身者的演化。這種動物擬人式的設定,卻幾乎沒有在電影中作進一步發展,觀眾頂多知道誰變成什麼動物,或是動物最後會被放逐於自然、被豢養,或是關到動物園內。影片也沒有試圖提昇動物主觀,以不同角度提出觀察,或是產生能觸發觀者的認同線。

我們當然不認為導演必須拍出如布列松《驢子巴達薩》(Au Hasard Balthasar,1966)式的電影,以驢子的主觀見證人事社會的變遷。但是,如果從片名到影片內容都在暗示人與動物的關聯,以及二者在不同空間中所遭遇的權力關係,卻不在影像上作更進一步的詮釋,不免令人惋惜片中所設定的社會結構,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劇本設定,而角色只是必須完成這些設定底下的任務與生存。影像意義就只停留在由劇本所建構的第一層表徵,無法擴及或內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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