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不該遺忘歷史 ：奧斯卡忽略的印尼紀錄片《沈默一瞬》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印尼仍處於後威權時代，即使在官方禁止上映的困境，仍透過非公開的放映活動，讓更多印尼人能重新思考這段記憶。因此，即使奧斯卡沒有肯定其普世性，這部片的政治性所開啟的政治場域，仍使印尼往社會轉型的方向邁進。
文：黃恩柏（台大城鄉所碩士生）
中心與邊緣存在於不同層次及面向的議題中。第88屆奧斯卡獎獲獎影片裡，媒體焦點集中於主流大片的得獎情況，尤其是李奧納多如願以償地拿到最佳男主角。主流媒體論述形成一種階序，排除了其他得獎者。而得獎者名單的再現，則排除了未得獎者。若我們無法抗拒這種階序，那就必須指出奧斯卡的得獎名單，有其「普世性」及「權威性」，卻可能因政治結構的文化影響力，而無法在「社會轉型」上有一定的作用力。
紀錄片就是個例子，在奧斯卡所有獎項中，紀錄片經常被忽略。但紀錄片卻是直接指出，這個社會正在進行的真實的電影形式。今年入圍的五部奧斯卡紀錄片，除了《艾美懷絲》（Amy）及《妮娜西蒙》（What Happened, Miss Simone？）是人物傳記外，其他三部片《無主之地》（Cartel Land）、《沈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及《凜冬烈焰》（Winter on fire）都屬於正在進行的真實。而在真實的背後，能夠對社會有作用力的，就是這些影片具有的「政治性」。
在此，我想談的是《沈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這部電影。此片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繼 2012 年《我是殺人魔》後，再次以1965年印尼在930運動後的大屠殺為主題的作品。雖然同樣講述當代印尼社會如何面對大屠殺記憶，兩部片的視角卻截然不同，但又互相補充。前者以受害者遺屬為主角，描述他們如何在記憶被權威論述規訓下，生活在害怕、恐懼中。後者則以加害者為主角，描述他們如何將殺人行為合理化，但又得另尋排解道德衝突的管道。
Photo Credit：Corbis/達志影像
透過這二部片，能夠見到印尼逐步邁向現代化地景的過程，及看似民主化的政治下，蘇哈托舊體制所產生的論述依舊存在，並透過層層社會網絡，透過日常互動修改、規訓地方的真實記憶，以官方建構的論述代之。因此，這部片的主題，在印尼極為禁忌。從兩部片的片尾工作員名單便可發現，許多當地工作人員都是匿名，以免遭到擁權人士的追殺。就連《沈默一瞬》這部片的受害者眷屬，因為拍攝了這部片，而必須遷居異地，這又牽涉到另一層面的倫理問題。
在此，我想先肯定Joshua Oppenheimer在印尼長時間田野，並且有政治野心與道德感，使印尼底層記憶能夠再次浮現。但Oppenheimer的美籍身份，可能忽略了60年代美國冷戰脈絡，是如何牽動這場大屠殺事件，反而只處理了社會的記憶政治。指出冷戰背景是重要的，畢竟沒有美方的允許與支持，蘇哈托何能引導這場政變，將傾共的印尼國父蘇卡諾趕下台，並將一切禍源指涉共產黨，從而導致以華人為多數受害者的屠殺事件。未指出這個背景，只是持續了冷戰時期，第三世界國家夾雜在強權之間的處境。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另外，2014年《我是殺人魔》首次叩關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失利，飲恨《伴唱人生：聚光燈外20呎》（20 Feet from Stardom）；今年《沈默一瞬》也敗給了《艾美懷絲》（Amy）。雖然給予了以印尼大屠殺為主題的電影，入圍的機會，但在這五片中，奧斯卡影藝學院選擇了最安全、最保守的名人傳記作品，而Oppenheimer也兩次都敗給了音樂題材的紀錄片，這現象似乎有「新文化冷戰」的意味。
雖然奧斯卡評審有其專業性，也不禁得懷疑政治無孔不入。印尼大屠殺事件在冷戰結束後，其記憶政治仍在二大國際強權，美國拒絕承認介入，及中國對當年共產勢力的置之不理，無法真正獲得翻身機會，更顯現議題的「普世性」。
然而，電影作為當代傳播媒介，的確提供一個能夠與全球接觸的場域。在新自由主義下，被資本宰制的全球化空間，依然有著反叛主流的可能性。相對於奧斯卡，柏林影展和威尼斯影展反而給予這二部片大獎的肯定。而這也激起了國際和國內人權團體的注意，並要求相關政府（印尼、美國及中國）承認在這場屠殺事件的角色，並且公開相關檔案。
印尼仍處於後威權時代，即使在官方禁止上映的困境，仍透過非公開的放映活動，讓更多印尼人能重新思考這段記憶。因此，即使奧斯卡沒有肯定其普世性，這部片的政治性所開啟的政治場域，仍使印尼往社會轉型的方向邁進。
影評人郭力昕教授曾指出：「紀錄片最重要的倫理，不僅在於鏡頭的權力，更在於紀錄片的攝製者是否有能力和意願政治化其紀錄的題材。」即使Oppenheimer未清晰指出大屠殺後的冷戰脈絡，但它仍願意記錄這段極具政治性的市民記憶，用以顛覆了在美、中噤聲下，蘇哈托時期對於大屠殺的論述。如果導演都願意這樣做了，我想奧斯卡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影響力，透過肯定讓第三世界能脫離新文化冷戰的框架。
《沉默一瞬》曾在台灣的遊牧影展上撥放，希望這部片能在台灣上映，或許能夠給台灣228事件帶來一些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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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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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