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只能是極權主義的工具嗎? 由歐威爾的憂慮談起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足球是否真的如歐威爾的預言一樣,只能淪為消耗反抗意識、宣傳仇恨的工具呢?筆者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系列前言:
文人墨客,泛指作家、詩人等傳統的知識份子,大眾對於他們的印象都是溫文爾雅、謙謙君子,或者難以聯想到他們與足球的關係,但筆者認為文人墨客之所以是文人墨客,並不是在於他們給予大眾的形象,而是在於他們對於生活、世界有著獨特的見解,繼而透過文字表現出來。足球作為一種主流運動,不少文人都對這項運動有著與別不同的想法,透過他們的想法,或者我們能夠對這項風靡全球的運動有更層次的認識與理解。
文:吳能鳴@運動公社
有讀過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作《1984》的讀者都會深深感受到,被一個聰明而有效率的獨裁政權全面控制生活及思想的恐怖。在他筆下的世界,文字及語言被改造成控制思想的工具,就連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電視螢幕,都被改裝成既能監視觀眾、亦能發放訊息的裝置。
《1984》的殘酷事實
由此,我們不難想象在歐威爾筆下的足球會是如何的一回事,在《1984》有一段關於足球在這個極權社會的描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Winston Smith)把推翻獨裁政權的希望放在無產者身上卻赫然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
重體力活兒、照顧家庭子女、同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Heavy physical work, the care of home and children, petty quarrels with neighbours, films, football, beer, and above all, gambling, filled up the horizon of their minds. To keep them in control was not difficult.)(筆者按:中文譯法根據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董樂山譯本)
在《1984》中,歐威爾把足球描寫為當權者用來消耗低下階層反抗意識、分散社會矛盾及維持政權穩定性的工具。除了《1984》外,歐威爾的另一篇文章有關於足球更詳細的論述。
〈體育精神〉
時值1945年,來自蘇聯的莫斯科戴拿模開展其英倫之旅,雖然這次旅程他們以不敗的戰績告終(首場比賽3比3賽和車路士、10比1擊敗卡迪夫城、4比3擊敗阿仙奴及2比2賽和格拉斯哥流浪),但他們卻得到不公平的對待。英方代表為了贏出比賽不惜用盡各種手段,當中包括阿仙奴特意「借用」了史篤城的Stanley Matthews、黑池的Stan Mortensen等一眾國內頂級球星助陣。
在莫斯科戴拿模的英倫之旅結束後,歐威爾寫了一篇名為〈體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的文章,大力批評犬儒的民族主義及盲目的愛國主義透過足球比賽及其他體育運動在社會蔓延,他寫道:
認真的體育比賽與公平競技無關,它與仇恨、嫉妒、自吹自擂、無視所有規則、目擊暴力的虐待快感緊密相關;換言而之,這是沒有硝煙的戰爭。(Serious spor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ir play. It is bound up with hatred, jealousy, boastfulness, disregard of all rules and sadistic pleasure in witnessing violence: in other words 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從歐威爾的作品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對於體育被極權政權、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利用的憂慮。
足球曾被用作宣傳極權、種族歧視
事實上,他的擔心是正確的,歷史上確實有不少足球被利用作宣傳極權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例子。由球會層面的布加勒斯特星隊(Steaua Bucuresti)在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支持下「創造」的104場不敗神話,到國家層面的英格蘭與愛爾蘭之爭、以至球場內外的種族歧視問題(特別是黑人及猶太人)等等……
足球作為一種如此普及並受大眾歡迎的運動,立心不良的人利用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固然是非常容易達到顯著效果,但足球是否真的如歐威爾的預言一樣,只能淪為消耗反抗意識、宣傳仇恨的工具呢?
足球亦有光明一面
筆者相信答案是否定的。當歐威爾在《1984》中寫道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時候,現實卻剛剛相反,是我們看著Big Brother(筆者按:Big Brother是著名的電視真人show )。歐威爾的作品無疑有警世作用,但未必能百分百預言未來發展。
足球故然有其被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利用的黑暗面,但另一方面它卻有著宣揚美好價值、光明的一面。君不見早前敘利亞難民潮,不少歐洲球會率先表態支持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難民,而球星們聯合起來為扶貧而籌款舉辦的慈善賽亦屢見不鮮。
足球亦可以是推動民主進程的動力,由巴西名宿蘇古迪斯(Sócrates)牽頭支持的哥連泰斯民主運動(Corinthians Democracy)就是最佳例子。由此可見,足球與其他體育運動一樣,其本質並沒有善惡之分。
喬治.歐威爾是筆者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其對於社會現象批判的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但足球與體育最終未如歐威爾所言淪為極權主義、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工具。畢竟足球只是一個載具,從表面看,它只是一個載著空氣的小圓球,但實際上它卻是一個能夠承載意識形態與信念的大熔爐。至於內容的好與壞,往往只是由參與者用心主宰。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 The Sporting Spirit, George Orwell
- 種族與球場系列之一:英格蘭、愛爾蘭之爭
- 歧視源於誤解 — 猶太球會阿積士?
- 由區議會選舉談起蘇古迪斯的民主實驗
- The groundbreaking Dynamo Moscow tour of Britain in 1945 (These Football Times)
- Flowers, fog and George Orwell: How Dinamo Moscow conquered war-weary Britain (FourFourTwo)
- Dictators and Football (Foot Fair)
責任編輯:tnlhk
核稿編輯︰歐嘉俊
臺灣年輕科學家的幕後推手,李長榮教育基金會為優秀青年人才打造走向國際的舞台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的年輕人才值得更多機會與資源,李長榮教育基金會作為一個拋磚引玉的角色,除了舉辦李謀偉科學論壇,讓年輕科學家能和國際頂尖大師進行交流,更辦理多項獎助學金計畫,希望能喚起更多人對人才教育的重視,並共同參與其中。
出於對人才培育的重視,李長榮教育基金會自創立以來,就以推動創新研究思維、促進產業與學術領域的交流互動為核心,開辦各式獎學金計畫與李謀偉科學論壇來幫助年輕世代。其中由李長榮集團總裁李謀偉與李長榮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楊賽芬所贊助的「李謀偉科學論壇」(Bowei Research Conference, 以下簡稱BRC),更提供了讓年輕科學家能接觸到各國頂尖學者的機會,接受豐沛的知識洗禮。
李謀偉總裁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期間,模塑了自己對於教育、知識傳授形式的想法。在回國後,更對臺灣年輕學子,因為受限於環境、經濟等條件而無法進一步打開國際視野、接觸到更多領先知識,甚至與世界級專家學者進行交流等,感到可惜。因此李謀偉總裁運用自己的資源,透過主辦BRC,將國際頂尖的科學家,帶進臺灣。

最高度期待的科學盛會,BRC李謀偉科學論壇
2023年舉辦的第三屆BRC,邀請到國際間最重量級的學者群來到臺灣,並交由科學諮詢委員會(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以下簡稱SAB)負責推薦講者與規劃整個論壇流程。其中,SAB的主席,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化學家——Dr. Ehud Keinan,今年已是第二次參加BRC,他在談及論壇的意義,以及自己為此所投入的心力時,非常懇切地表示:「我人生中很大的一部分,都在為了幫助更多年輕科學家、為他們創造機會而努力,我不求取任何回報,只希望能夠為科學界與科學人才,打造一個更有活力的未來。」Dr. Ehud Keinan表示,當初他向李謀偉總裁建議,BRC應該要往更國際化、更高規格的形式發展,立刻獲得總裁的全力支持。
最初在廣邀國際學者參加時,由於是非常新鮮的嘗試,也不為人所知,許多專家學者們都是在再三請託之下才願意來到臺灣,但是經過了兩屆的經營與鑽研,成果逐漸發酵,BRC在國際間打響了名聲。「這些重要的學者,現在都非常樂意來參加論壇,甚至預約了明年(2024年)要再次來訪,這真的是非常令我們感到振奮和感動。」Dr. Ehud Keinan充滿期盼地說道。

李謀偉總裁也進一步說明BRC的目標,是希望臺灣年輕學子與世界最頂尖科學家的切磋能夠有更多靈感碰撞,並進一步發展為改善人類生活的關鍵。他補充說明,這樣的靈感碰撞,不是大家規規矩矩坐在會議室中就會出現,所以BRC從地點到議程的安排,都跟一般論壇不一樣,參考了美國戈登論壇的作法,選擇一個遠離都市紛擾的僻靜地點,讓所有與會者可以在這裡充分地放鬆、沈澱思緒。
在議程上,除了研討會之外,也會穿插安排休閒活動的交流時段。「我們邀請所有的學者和學生一起去健行、或騎自行車。在藍天白雲下,所有人都在很輕鬆自在的狀態中,自然而然地互動、談天。這是因為我相信,很多的靈感火花,就是在這個時候迸現。」李謀偉總裁認為這樣的安排,提供年輕學子一個跟大師們素面相見的絕佳機會,更是建立友誼、提高交流延續性的最好方法。

化學如何改變人類的生活,分子工程是科技新未來
第三屆BRC的主題為「The Magic of Chemistry」,議題聚焦在「New Frontier of Molecular Engineering – Electronic & Optical Materials(前瞻分子工程——電子與光學材料)」。針對這次的主題,Dr. Ehud Keinan分享,化學是事物的基礎,是滿足人類生活需求的科技中,最重要的元素。科學家發揮想像力,在自然生物、礦物,甚至化學元素中,找到可以模仿的靈感,再利用科學的方式重新整合這些素材,創造出了令人驚嘆不已的成果。
說到本次與會的科學家,Dr. Ehud Keinan興奮地介紹:「他們都是現今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包括諾貝爾獎、普里斯特利獎章(Priestley Medal)、威爾許獎(Welch Award in Chemistry)、沃爾夫獎(Wolf Prize)的得主們,或者擁有實力角逐這些獎項的科學家。
Dr. Ehud Keinan認為,對於年輕科學家來說,最好的刺激就是近距離的接觸這些大師,認識他們、了解他們的故事和思考的方式,從中獲得關於研究、科學、未來的種種啟發。「這是最高的學習,比起念任何理論,或者坐在課堂中記著一頁又一頁的筆記還要重要,你獲得的不只是知識,還有這個知識的發展過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屆BRC所邀請的其中兩位學者,在論壇這段時間分別獲得了國際級大獎。科學諮詢委員翁啟惠院士,以醣科學的開創性研究,榮獲以色列化學學會Medicinal Chemistry Section(MCS-ICS)Barry Cohen藥物化學獎;而Jackie Yi-Ru Ying教授,則是成功將奈米科技與技術醫學結合,榮獲費薩爾國王國際科學獎(King Faisal Prize),成為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女性科學家,Jackie Yi-Ru Ying教授在得知獲獎消息後,更俏皮地分享:「BRC is my lucky conference!」

多管道促進人才培育,讓世界看見臺灣年輕科學家
「我認為,對學生來說,不需要去要求他們有創意、有想法,因為這些事情並不是可以透過教導或學習而來的。對有志於從事科學的年輕人來說,只需要有自信,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與目標有信心。」自從15年前Dr. Ehud Keinan第一次訪問臺灣之後,他便時常因為教學或演講再次來訪。在他眼中,臺灣的學生們充滿了可能性,以及對知識的渴求。這就是為什麼他非常希望透過BRC,將大師們帶到臺灣,讓大師的身教和言教,給予學生們更多正面的鼓勵和刺激。
這樣的想法,和對於促進人才培育,無私挹注資源的李謀偉總裁不謀而合,因此這些年來,除了舉辦BRC,李長榮教育基金會也提供優秀人才更多獎勵管道,例如:優秀學生獎學金、李長榮博士生獎助學金計畫、李長榮碩士生獎助學金計畫等。李謀偉總裁特別提到:「教育是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改變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麼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將持續推動各種研究活動,提供獎項、獎學金,希望幫助臺灣的年經科學家與學子,在研究與學習的道路上,能夠走得更自在、順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