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只能是極權主義的工具嗎? 由歐威爾的憂慮談起

足球只能是極權主義的工具嗎? 由歐威爾的憂慮談起
Photo Credit: David von Blohn / NurPhoto / Sipa USA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足球是否真的如歐威爾的預言一樣,只能淪為消耗反抗意識、宣傳仇恨的工具呢?筆者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文人墨客的足球世界》系列前言:

文人墨客,泛指作家、詩人等傳統的知識份子,大眾對於他們的印象都是溫文爾雅、謙謙君子,或者難以聯想到他們與足球的關係,但筆者認為文人墨客之所以是文人墨客,並不是在於他們給予大眾的形象,而是在於他們對於生活、世界有著獨特的見解,繼而透過文字表現出來。足球作為一種主流運動,不少文人都對這項運動有著與別不同的想法,透過他們的想法,或者我們能夠對這項風靡全球的運動有更層次的認識與理解。

文:吳能鳴@運動公社

有讀過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作《1984》的讀者都會深深感受到,被一個聰明而有效率的獨裁政權全面控制生活及思想的恐怖。在他筆下的世界,文字及語言被改造成控制思想的工具,就連日常生活最常接觸的電視螢幕,都被改裝成既能監視觀眾、亦能發放訊息的裝置。

《1984》的殘酷事實

由此,我們不難想象在歐威爾筆下的足球會是如何的一回事,在《1984》有一段關於足球在這個極權社會的描述,當故事的主角溫斯頓(Winston Smith)把推翻獨裁政權的希望放在無產者身上卻赫然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

重體力活兒、照顧家庭子女、同鄰居吵架、電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賭博,就是他們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們並不難。(Heavy physical work, the care of home and children, petty quarrels with neighbours, films, football, beer, and above all, gambling, filled up the horizon of their minds. To keep them in control was not difficult.)(筆者按:中文譯法根據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的董樂山譯本)

在《1984》中,歐威爾把足球描寫為當權者用來消耗低下階層反抗意識、分散社會矛盾及維持政權穩定性的工具。除了《1984》外,歐威爾的另一篇文章有關於足球更詳細的論述。

〈體育精神〉

時值1945年,來自蘇聯的莫斯科戴拿模開展其英倫之旅,雖然這次旅程他們以不敗的戰績告終(首場比賽3比3賽和車路士、10比1擊敗卡迪夫城、4比3擊敗阿仙奴及2比2賽和格拉斯哥流浪),但他們卻得到不公平的對待。英方代表為了贏出比賽不惜用盡各種手段,當中包括阿仙奴特意「借用」了史篤城的Stanley Matthews、黑池的Stan Mortensen等一眾國內頂級球星助陣。

在莫斯科戴拿模的英倫之旅結束後,歐威爾寫了一篇名為〈體育精神〉(The Sporting Spirit)的文章,大力批評犬儒的民族主義及盲目的愛國主義透過足球比賽及其他體育運動在社會蔓延,他寫道:

認真的體育比賽與公平競技無關,它與仇恨、嫉妒、自吹自擂、無視所有規則、目擊暴力的虐待快感緊密相關;換言而之,這是沒有硝煙的戰爭。(Serious spor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ir play. It is bound up with hatred, jealousy, boastfulness, disregard of all rules and sadistic pleasure in witnessing violence: in other words it is war minus the shooting.)

從歐威爾的作品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對於體育被極權政權、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利用的憂慮。

足球曾被用作宣傳極權、種族歧視

事實上,他的擔心是正確的,歷史上確實有不少足球被利用作宣傳極權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例子。由球會層面的布加勒斯特星隊(Steaua Bucuresti)在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Nicolae Ceausescu)支持下「創造」的104場不敗神話,到國家層面的英格蘭與愛爾蘭之爭、以至球場內外的種族歧視問題(特別是黑人及猶太人)等等……

足球作為一種如此普及並受大眾歡迎的運動,立心不良的人利用它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固然是非常容易達到顯著效果,但足球是否真的如歐威爾的預言一樣,只能淪為消耗反抗意識、宣傳仇恨的工具呢?

足球亦有光明一面

筆者相信答案是否定的。當歐威爾在《1984》中寫道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時候,現實卻剛剛相反,是我們看著Big Brother(筆者按:Big Brother是著名的電視真人show )。歐威爾的作品無疑有警世作用,但未必能百分百預言未來發展。

足球故然有其被極權主義、民族主義利用的黑暗面,但另一方面它卻有著宣揚美好價值、光明的一面。君不見早前敘利亞難民潮,不少歐洲球會率先表態支持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難民,而球星們聯合起來為扶貧而籌款舉辦的慈善賽亦屢見不鮮。

足球亦可以是推動民主進程的動力,由巴西名宿蘇古迪斯(Sócrates)牽頭支持的哥連泰斯民主運動(Corinthians Democracy)就是最佳例子。由此可見,足球與其他體育運動一樣,其本質並沒有善惡之分。

喬治.歐威爾是筆者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其對於社會現象批判的態度是非常值得學習,但足球與體育最終未如歐威爾所言淪為極權主義、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工具。畢竟足球只是一個載具,從表面看,它只是一個載著空氣的小圓球,但實際上它卻是一個能夠承載意識形態與信念的大熔爐。至於內容的好與壞,往往只是由參與者用心主宰。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本文經運動公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tnlhk
核稿編輯︰歐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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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整理數十萬張空拍影像,就像一場馬拉松: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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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柏林畢生在做的事,也是看見・齊柏林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讓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得以傳承世代,「數位典藏」計畫需要你我一同支持響應。

2017年,《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匆匆離開這個世界,留下無數珍貴空拍影像資產;這些跨越1990年代到2017年、長達25年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變遷的真實紀錄,不只保留了台灣之美,更在學術研究、環保倡議和環境教育上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然而,龐大的影像素材需要經過「數位典藏」才能被有效應用,因此「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承接數位典藏的使命,讓齊導畢生的心血,能夠世代傳承,發揮永續的影響力。經過兩年的摸索,基金會最終研擬出最合適的數位典藏計畫,不只將齊導作品數位化、分類歸檔,更要建置線上影像資料庫,並將繼續記錄台灣的使命傳承下去。

根據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統計,齊柏林導演在空中拍攝超過2500小時所累積的影像,約為10萬張空拍底片、50萬張數位照片,上千小時的空拍影片;要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建檔與整理,勢必耗費許多金錢、時間與人力。不過,只要能集結眾人之力,這一場數位典藏人員及專業志工接力的馬拉松,將會是美麗而撼動人心的一段旅程。

「數位典藏」做什麼?

數位典藏(digital archive),意思是將有保存價值的實體或非實體資料,透過數位化(諸如攝影、掃描、影音拍攝、全文輸入等)與加上屬性資料等詮釋資料(Metadata),建立數位檔案的形式,作為永久保管儲存。

而看見・齊柏林基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可分為三大工作線,分別為:

  • 傳統底片組:挑選底片→掃描成數位檔案→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數位照片組:挑選照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 空拍影片組:挑選影片→建立屬性資料→歸檔

除了要將齊導留下來的影像作品數位化歸檔,數位典藏計畫還包括改版建置「iTaiwan8影像資料庫」,也就是建設完整的線上影像資料庫系統,讓齊導作品更便於靈活運用,也能讓更多世人看見。

飛行2500小時累積的空拍影像,怎麼整理?

  • 整理底片/數位掃描

數位典藏組專員詹宇雯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傳統底片。即便存放在防潮櫃中,傳統底片仍面臨逐漸老化褪色的壓力,需要與時間賽跑進行數位化保存;然而大多未經篩選的10萬張底片,有些因為直升機震動導致些微的畫面模糊,也有因飛行路線連續較重複的地景構圖,而詹宇雯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並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整理底片最常發生的問題就是人工出錯,因為以前留下的資料可能是齊導或其他志工整理出來、用手寫的,貼紙可能貼錯或資料寫錯。」詹宇雯說起某次經驗,當時有一張台北車站的照片被貼了很多年份,為了找出正確年份,她試圖辨識照片裡招牌跑馬燈上的氣溫、股市市值等資料,交叉比對推斷出正確年份。雖然偶有這種偵探辦案一樣的趣事,但大多數時候是耗費專注度與眼力的過程。

完成底片挑選的階段,接著進到底片掃描數位化。然而,這步驟並不容易,除了整體的影像品質控制與檔案管理,齊柏林導演留下的底片最遠距今至少11年,老化褪色的底片容易出現色彩偏誤,須進行色彩還原,再修掉畫面上的髒點、存成解析度高的數位影像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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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整理傳統底片的過程,必須拿著放大鏡一一檢視精挑,標註定位和勘誤照片資訊。
  • 建立屬性資料

所謂「建立屬性資料」,其實就是為影像添增各種描述紀錄的資訊,有了這些資訊,龐大的影像資料才能被有效率的搜尋、管理。數位典藏組副組長陳宣穎表示,以齊導拍攝的影像為例,包含:拍攝主題、地點及詮釋地景的關鍵字都屬於此範疇;而其中投入最多時間的便是「定位」和「建立關鍵字」這兩項任務。

「定位」指的是找出拍攝主體所在地點和座標,有時可透過既有的飛行軌跡紀錄來推測,但更多時候是在沒有軌跡紀錄的狀態下,憑藉地理知識及照片上的蛛絲馬跡判讀位置。如果影像拍攝年代久遠,或是地景變化很大,就需要運用更多歷史圖資或佐證資料去搜索、推論。

「我們要一張一張照片判讀,建立屬性資料。像是早期的傳統相機沒有定位功能,常常看到照片中只有一大片山稜線,此時我們就要仔細比對地圖、衛星影像,想辦法查找,盡可能貼近正確。」陳宣穎說。

「建立關鍵字」看起來似乎相對輕鬆,然而事實上,光是決定有哪些關鍵字可以使用,就是一門功夫。第一步必須辨認影像中的景物,例如一塊農田種植的是什麼作物,就必須蒐集其他資料輔助判斷;其次,由於空拍照片尺度不一,在畫面中佔比多大的景物需要設立關鍵字,也需要經過討論訂定規則;最後,還必須從使用者的角度思考,依據一般人的搜尋習慣設立關鍵字。

因此,在建立屬性資料的過程中,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也特別諮詢多位專家,共同研究規劃出適合台灣空中影像的關鍵字建置邏輯,並以此基礎進行分門別類、校正檢核,確保影像被妥善歸納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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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建立屬性資料時需要大量對比地圖,並依照訂定好的規則建立屬性資料,使歸納邏輯一致。
  • 影音資料典藏

相較於照片整理,動態影片的典藏工程更為多元複雜。首先,要針對近千小時空拍影片進行盤點,接著進行特殊格式轉檔與備份,再逐步建立邏輯編碼、標示檔案管理方式,以推動後續屬性資料建立。

「影片整理最大的兩個挑戰,其一是影片內容橫跨的範圍很大,導演可能是台中起飛、屏東降落,因此要去判斷每個影片節點的地景定位;其二是飛機上升的垂直範圍很大、晃動又劇烈,有時候會遇到『果凍效應1』致使內容失真。」影音製作組專員鄭宇程說明,由於各時期的影片拍帶檔案格式、影像內容品質、影片時長都不同,大大增加了管理建檔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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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NL Brand Studio
影音資料的典藏,需要讀取大量的檔案,逐格檢視、分段建立屬性資料、調色等。

加入數位典藏的馬拉松,傳承接棒台灣之美

從一步步定義操作流程、統一色彩管理語言、購置影像處理設備等,到培訓志工與實習生、讓人力支援一步到位、避免巨量資料的協作過程中出現錯誤,都是數位典藏計畫的範疇。多元內容創意部副總監王俐文表示,「數位典藏」四個字說來簡單,但過程繁複龐雜,需要所有人一致的專注、耐心、細心、以及熱忱。

「iTaiwan8影像資料庫」作為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數位典藏計畫的目標之一,改版上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除了完成龐大影像資料的典藏,更大的挑戰是要繼續記錄台灣,讓影像不會只停留在2017年。

「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是齊導畢生在做的事,也是基金會要接力做下去的事。而數位典藏計畫,就是齊導生命的延續,也是基金會動力的源頭。要打造一座把台灣存起來的影像資料庫並不容易,看見・齊柏林基金會亟需各界的支持,共同建置屬於台灣最美的影像資料庫。讓我們一起守護齊柏林留下的影像資產,讓土地脈動的珍貴影像得以傳承世代,發揮更多價值。

捐款支持看見・齊柏林基金會,透過影像為環境發聲


註1:果凍效應(rolling shutter)是數位相機CMOS感光元件的一種效應,當使用電子快門來拍攝高速移動的物件時,原本垂直的物件拍攝出的畫面卻為傾斜甚至變形。(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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