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

《超級大國民》簡介:一個遠去的時代,一種不死的希望
《超級大國民》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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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仁於1996年的電影《超級大國民》講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在出獄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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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aron

在《悲情城市》裡面,侯孝賢透過林家的生活和遭遇,反映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反映時代的變遷以及台灣社會的變化。在《悲情城市》最大的一個問題,是電影將「二二八事件」和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之間的時間線和分野模糊。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是在冷戰格局下,台灣作為「雙戰基地」,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所建立的反共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部份,對所有認同「紅色祖國」或有左翼思想、甚至只是同情這些人的群眾全面肅清。

在韓戰爆發以後,蔣國府得以無顧忌的對在台左翼作出大規模的清洗。美國第七艦隊介入台灣海峽,造成兩岸的長期分裂,而美日台的關係得以強化和溫存,再配合蔣國府在台灣進行的反共教育,影響了數代台灣人,也是現今台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的來由。

相較於《悲情城市》,萬仁於1996年的電影《超級大國民》則是講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在出獄後的經歷。

《超級大國民》海報

在《超級大國民》的初段我們看到「陳政一」在馬場町被槍決的畫面。在後來的獨白裡,故事的主角因在審判時「出賣」戰友而終身自我責備的許毅生亦提及此事,「現在」的馬場町已成為了紀念公園、一片綠油油,有人在這裡散步、騎腳踏車,馬場町在台灣近代史裡面的意義、在這裡所發生過的一切,或可說成了被湮沒、遺忘的歷史。

八零年代,部份白色恐怖受難人陸續的得到釋放。在陳映真的小說〈趙南棟〉裡的趙老先生,出獄後,與同為白色恐怖的難友葉春美見面時,就曾感慨地說:「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台詞,叫我說些什麼哩?」按學者趙剛語,陳映真在其小說〈山路〉、〈鈴鐺花〉、〈趙南棟〉所寫的:「其實都是根據他七年牢獄中的經驗體悟,以及與其他左翼先行者的互動,他在多年之後把監獄中學習的東西轉化,處理他認為重要的歷史問題和思想問題。」

《超級大國民》劇照

當年的白色恐怖受難人在出獄以後,有的選擇了遺忘、避而不談,也有的因此而精神受創。政治而來的恐懼,深遠地影響著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電影裡,許毅生的女兒因自身經歷之故,對丈夫打算參選立委此舉感覺到不安。但隨後,她的丈夫卻坦白地對她說:他只視選舉和政治為一種長期投資。他搞政治並不像許毅生一樣,並不是要追求些什麼理想。

不論是小說裡的趙老先生,或是電影裡的許毅生和陳政一,甚至是在侯孝賢鏡頭下的林文清,他們皆是因為對當時的「紅色祖國」產生認同而遭到逮捕,更甚者因此付出生命。若迴避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與文化想像上曾有過的緊密連接,那必定無法理解到底是什麼支撐著趙老先生等人一直前行,反之亦然。

這也讓我想起在趙剛為《幌馬車之歌》第三版所寫的序裡,談論到在日殖時期潛回祖國(中國)參與抗日戰爭、後來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及其身邊的人所付出的愛:「也許一個時代真的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在那個時代里,有很多人知道愛是什麼、知道生活是什麼、知道他人是什麼,從而知道自己是什麼。然而,《幌馬車之歌》能夠出第三版,或許可以是希望不死的某種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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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電影語言Facebook專頁)。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曾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