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邊出現「怪怪的人」,除了就醫,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作法嗎?

當身邊出現「怪怪的人」,除了就醫,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作法嗎?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的社會需要找到能夠從集體傷痛中修復的能力。而用正確的方式去處理精神或心理議題,真正地投入資源去面對問題,將是我們能否自我修復的關鍵指標。

從小燈泡的不幸之後,台灣的多數人想必陷入不安與憤怒之中。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樣的悲劇真的令人無法理解,也深感台灣社會的變遷是否已超出我們想像太多了。

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的隔天,小燈泡的媽媽談到希望用「教育」讓這樣的人消失於社會,而我們的社會也都陷於檢討之中。這幾天柯文哲市長也提出要里長辦更多活動,好讓社區裡那些「怪怪的人」能夠現身,讓這樣的人能夠顯現於社會體制的雷達中,以防他們做出任何傷害人的事情。顯然,對於我們來說,如何在未來預防任何類似的事件,更是我們所關心、在意的,而想必多數人都同意,積極預防才能夠減少這樣的慘劇再次發生。

既然預防很重要,那現階段我們做得如何呢?在一個高度發展的社會下,這樣的內容足夠嗎?了解我們現階段會如何預防這類事件,以及我們要預防的對象到底又是誰,是我們回答這類問題的根本。而唯有回答過去的預防做得如何、教育做得如何、社會針對心理議題所建構的制度做得如何,才是我們得以回答「為什麼這類事情不斷出現」的根本原因。

首先,我想要談談我們預防的對象到底是誰。如果從現象來判斷,多起殺害兒童案件的嫌犯,在表述上與實際的講話上,都顯現出精神狀態的不穩定,而隨後這些嫌犯多被判別成精神障礙的個案。即便是那些冷靜殺害捷運乘客的人,或是憤怒之下瘋狂殺害女友的人,我們也常常把其認定在一種心理與人格上的違常,因此,心理問題與精神議題,依然是這些犯罪個案最核心的問題之一,當然這也就反映出為什麼我們會連帶檢討這些人的家庭與過往環境。

根據過往的研究顯示,一個人當下的人格與心理狀態表現,或多或少會受到過往家庭互動經驗與成長背景的影響。如果要尋找責任,這些過往事物必然是很重要的,但也不會是唯一的因素,因為人生活的全貌不只有家庭,必然會與社會接軌。而社會的資源如何回應他們,也將影響著這類人生命的發展,與是否會出現暴力行為的可能。

顯然,我們要預防的是人的心理狀態,預防人走向極端的病態,而展現出病態的暴力與傷害行為。在這個目標明確後,我們就可以回頭討論該如何預防,或是現階段的預防措施到底做得如何;我們現階段對於所謂「怪怪的人」該怎麼辦?會怎麼做?如何讓這些人被發現後,社會有能力與力量去消彌可能發生的暴力?以及給予這些人一條更好、更理想的生命道路?或是單純地讓他們的生活稍微好過一些,而不會隨時處在失去控制的邊緣。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機會發瘋,而我們的社會是否已準備好讓一個「發瘋」的人避免因瘋狂而產生暴力,讓他能夠在自己的不適應下,依然安定地生存於社會之中呢?如果你去問相關的職業工作者(精神科醫師、社會工作者、臨床心理師、公衛護理師等),你會發現,答案會比你想像中的空洞許多。

我們的社會其實在這方面做得很差,甚至毫無策略可言。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當你從一個心理調適困難者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問題所在。你可以考量以下的流程:

  1. 有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開始產生不穩定。
  2. 身邊的人或社區的人發現了這件事情。
  3. 在組織裡或社區裡的人會開始標籤化這樣的人,然後尋找解決方案。
  4. 要求就醫,或個人因為觸犯危害他人的風險,而被強制就醫。
  5. 就醫或強制就醫後,個案走向康復的道路,或是沒有。
  6. 個案開始使用藥物,並且在一定期間內於醫療院所內治療,進行以藥物為主、心理與職業復健為輔的醫療處遇(intervention)模式。
  7. 個案可能轉送長期照顧的精神醫療院所(如果有資源輔助,或家人可以負擔的話),或是離開醫療院所,進入社區型的復健單位;又或是回到自己的居所。
  8. 如果在慢性的精神醫療院所,個案會長期被關在醫院之內;如果進入社區型復健單位,將以職業功能附件為主;回到居所將倚賴家人給予一段時間的照顧。
  9. 個案需要對醫療介入有高度的順從,才能持續協助自己在精神狀態上穩定;但對於多數個案而言,長時間的順從醫療處遇是很困難的。
  10. 個案可能因為生活環境中的壓力、過往人際狀態、家庭互動模式等等,繼續累積相關調適上的壓力。
  11. 如果過度承受壓力後,個案可能再次出現精神不穩的狀態。
  12. 個案重新進入上述的循環之中。

如果你覺得這樣做就夠了,那顯然社會所形塑的框架,已經蒙蔽了我們對於心理健康照顧可能性的想像。許多我們社會中的現實是,我們有地方社區的個案管理員,或是基層員警,但很少發揮作用。即便我們知道這些在精神上可能處於不穩的個案,存在於社區的各個角落,但我們依然沒有積極的介入方案。多數時間我們只能放任這一切,消極等待有天個案情緒爆炸了,做了不被允許的事情後,我們就有理由讓他強制就醫,或是將轉送到另一個地方。

但就算如此,過了一段時間,個案穩定後,依然會回到社區。而在同樣的心智條件下,面對相同的環境壓力,他們依然會在未來的日子中再度爆發。這樣的生活就像不斷循環一樣,社會機制的冷漠與袖手旁觀,讓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或許今天是殺了人,讓社會注意到了,但更多時候是對家人、或其他非家人的暴力(只是受傷,還非導致死亡)。

由於精神狀態的脆弱,個案很容易因為單純的壓力而產生不適的回應,而再次讓自己的精神狀態進入不穩,甚至產生極端暴力性的解決手段。

在上述的流程之中,可以發現社會所能有的解決方案,從步驟3以後就是真空狀態。我們的照顧很單一化,也只有很簡單的醫療處遇模式。我們過度依賴藥物作為穩定精神狀態的手段,但卻忽略在個案精神狀態穩定後,還需要面對社會種種處境與議題。而那其實是非常心理層面的,它牽涉到許多個人的調適能力與技巧,並非藥物可以賦予(試想,你吃了感冒藥後,能夠讓你下一次比較不容易感冒嗎?如果你不想要那麼容易感冒,也許你會多運動、注意飲食來提升免疫力。)

即便是當我們發現身邊的人是一個「怪怪的人」,我們甚至無法想像得到有任何醫療院所以外的介入單位、或是策略可以協助這些人。社會上或許存在著許多精神復健單位,他們可以針對自己收進來的人盡到預防的責任;但未在這些單位內的個案,我們基本上是冷漠以待,毫無作為,甚至沒有建構任何資源,讓他們獲得適當的處遇與照顧,以預防因為精神狀態問題而導致的暴力事件。

社會不能只是列管這些人,然後不給予任何積極協助,卻又想像他們能在毫無後續教育與介入的狀況下,突然間找到人生之道,或是過去損傷的腦部突然產生了奇蹟式復原。這也顯現「教育」,或說適當的「介入」在我們社會中的匱乏與不被重視。從衛福部把心理健康與口腔衛生當成同一個單位(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就可以知道政府有多不重視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