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邊出現「怪怪的人」,除了就醫,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作法嗎?

當身邊出現「怪怪的人」,除了就醫,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作法嗎?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的社會需要找到能夠從集體傷痛中修復的能力。而用正確的方式去處理精神或心理議題,真正地投入資源去面對問題,將是我們能否自我修復的關鍵指標。

以上這些作為,也許很難在台灣的社會精神或心理資源中看到。而這些教育與預防模式,可以稱為是一種消費者導向模式(可以參考類似《生命中的關鍵決定》一書)。在社會資源的建構上,我們應該更強調從消費者的觀點(這裡指思覺失調的相關個案)出發,去瞭解如何整合他們的觀點(價值觀與目標),用他們的角度讓他們重新融入健康照顧系統,或是更完善的社區介入體系中。

而這也許也能回應要如何讓社區中「怪怪的人」參與社區里民活動,並幫助他們穩定地走上康復之路。介入方案的目標在於,讓我們可以持續追蹤與影響這些隱身於社會的人,讓他們遠離暴力思維的影響,並且在生活中維持健康與穩定,甚至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許他們會被許多人貼上失敗者的標籤,但有效處遇這些失敗者,給予適當的機會,或許是一個社會是否成熟的關鍵指標。

好的介入方案與處遇,將能夠幫助早期適應社會不良的人,在惡性循環的開頭就有效地獲得好的處理。就算極端變態與違常的人,在這些狀態的開端,都有脆弱的階段,這便是最需要支持與協助的時候,而心理學介入方案就是在這樣的時機介入。但可惜的是,我們的社會一直缺乏資源去建構這樣的服務,而社會與政府也長期忽視這樣的問題與挑戰。

早在10多年前,我就參與過早期的衛福部減害計畫。為了提升服務的面向,當時的衛生署邀請了澳洲與美國專家,引進動機式晤談的概念(一種心理治療與處遇的方法,可以提升個人洞察自身問題,並強化改變動機的互動服務模式),作為打造社區資源的基礎。但這樣的照顧模式或社區的外展服務模式,對於依賴醫療機構的台灣社會,簡直是天方夜譚;而這樣的服務模式,當然在台灣的藥酒癮服務中也逐漸缺席了。單調與缺乏資源的服務,也讓台灣許多相關心理健康照顧變得消極,且抱持只求「沒出事就好」的心態。

再回頭想想小燈泡這個案例,兇嫌在他的人生中有多少機會是我們能夠介入,而讓他人生的方向稍加轉彎的?年幼時在學校裡的交友與適應,出了社會後對社會生活的適應,開始使用藥物時的積極藥物戒癮,過度用藥後的適當復健與追蹤管理⋯⋯甚至回溯他的生活中,如果家庭關係是他變成如此的關鍵,那在到達33歲的年紀之前,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介入他的家庭,讓他的家庭與他本人學習一個良性的互動方式,讓他能夠調適家庭所帶來的困難與衝突?

其實在他犯案之前,我們有太多機會可以介入與預防,但目前的社會沒有資源,也不重視這一切,只有很少數的人在推動著這些處遇方案,更別說大眾一直誤以為藥物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藥物處遇方案,也更需要其他多元、積極的教育與介入方案,讓個案在復原的道路上有更多選擇,而身邊想要幫忙的人有更多資源可選擇、利用。

台灣的社會需要找到能夠從集體傷痛中修復的能力。而用正確的方式去處理精神或心理議題,真正地投入資源去面對問題,將是我們能否自我修復的關鍵指標。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