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身邊出現「怪怪的人」，除了就醫，我們可以有更好的作法嗎？

以上這些作為，也許很難在台灣的社會精神或心理資源中看到。而這些教育與預防模式，可以稱為是一種消費者導向模式（可以參考類似《生命中的關鍵決定》一書）。在社會資源的建構上，我們應該更強調從消費者的觀點（這裡指思覺失調的相關個案）出發，去瞭解如何整合他們的觀點（價值觀與目標），用他們的角度讓他們重新融入健康照顧系統，或是更完善的社區介入體系中。

而這也許也能回應要如何讓社區中「怪怪的人」參與社區里民活動，並幫助他們穩定地走上康復之路。介入方案的目標在於，讓我們可以持續追蹤與影響這些隱身於社會的人，讓他們遠離暴力思維的影響，並且在生活中維持健康與穩定，甚至追求自己的幸福。或許他們會被許多人貼上失敗者的標籤，但有效處遇這些失敗者，給予適當的機會，或許是一個社會是否成熟的關鍵指標。

好的介入方案與處遇，將能夠幫助早期適應社會不良的人，在惡性循環的開頭就有效地獲得好的處理。就算極端變態與違常的人，在這些狀態的開端，都有脆弱的階段，這便是最需要支持與協助的時候，而心理學介入方案就是在這樣的時機介入。但可惜的是，我們的社會一直缺乏資源去建構這樣的服務，而社會與政府也長期忽視這樣的問題與挑戰。

早在10多年前，我就參與過早期的衛福部減害計畫。為了提升服務的面向，當時的衛生署邀請了澳洲與美國專家，引進動機式晤談的概念（一種心理治療與處遇的方法，可以提升個人洞察自身問題，並強化改變動機的互動服務模式），作為打造社區資源的基礎。但這樣的照顧模式或社區的外展服務模式，對於依賴醫療機構的台灣社會，簡直是天方夜譚；而這樣的服務模式，當然在台灣的藥酒癮服務中也逐漸缺席了。單調與缺乏資源的服務，也讓台灣許多相關心理健康照顧變得消極，且抱持只求「沒出事就好」的心態。

再回頭想想小燈泡這個案例，兇嫌在他的人生中有多少機會是我們能夠介入，而讓他人生的方向稍加轉彎的？年幼時在學校裡的交友與適應，出了社會後對社會生活的適應，開始使用藥物時的積極藥物戒癮，過度用藥後的適當復健與追蹤管理⋯⋯甚至回溯他的生活中，如果家庭關係是他變成如此的關鍵，那在到達33歲的年紀之前，我們有多少機會可以介入他的家庭，讓他的家庭與他本人學習一個良性的互動方式，讓他能夠調適家庭所帶來的困難與衝突？

其實在他犯案之前，我們有太多機會可以介入與預防，但目前的社會沒有資源，也不重視這一切，只有很少數的人在推動著這些處遇方案，更別說大眾一直誤以為藥物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藥物處遇方案，也更需要其他多元、積極的教育與介入方案，讓個案在復原的道路上有更多選擇，而身邊想要幫忙的人有更多資源可選擇、利用。

台灣的社會需要找到能夠從集體傷痛中修復的能力。而用正確的方式去處理精神或心理議題，真正地投入資源去面對問題，將是我們能否自我修復的關鍵指標。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