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的社會透過泯滅一個人的自我,達成所謂的「和諧」?

怎麼樣的社會透過泯滅一個人的自我,達成所謂的「和諧」?
Photo Credit: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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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大「搖搖哥」事件來看,我認為是國家因應反廢死論述而進行的「精神病獵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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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鈞冠(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這幾天社會很不平靜,先是有當街隨機砍殺女童,又發生數起隨機砍人案。學者指出,再不處理社會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這種隨機殺人發生的頻率只會愈趨頻繁。對社會學者而言,「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奠基在社會福利、家庭照護與教育等制度的缺失;然而對另一群人而言(通常是反廢死者),「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則是死刑的判決與執行率,與潛在殺人者的追蹤與矯正。

在大多情況下指出權威/主流者的問題,通常並不會被重視。權威/主流者彷彿總有一套SOP,首先從檢討外部開始做起,從國民黨自九合一以來節節敗選的檢討中即可發現這種傾向。於是,在這種檢討他人的行動開始時,「標籤」被暴力地貼上位居社會邊緣的人,即不被核心(所謂正常人)了解的一群。

「搖搖哥」已在政大常駐十年以上,據說晚上是有家可歸的。據政大同學的說法,「搖搖哥」以其走路經常搖搖晃晃、手舞足蹈而得名。他的衣服總是破破爛爛的,看起來就像遊民一樣,雖然有時候蠻正常,但偶爾仍會在路上尿尿、罵人吼叫甚至當街打手槍。聽說「搖搖哥」曾經送醫治療過一次,那一陣子的他喪失了活力,看起來完全「正常」,之後卻「故態復萌」。有些學生會主動與「搖搖哥」互動(可能是基於無聊),而他的精神狀況是足以與他人交流溝通的。

在此事件發生之後,有政大同學執電台北市社會局,詢問「搖搖哥」送醫的詳細情況。社會局給出的說法是,據文山健康服務中心與政大駐警隊的追蹤,「搖搖哥」已經長時間未進食,因於健康理由而將他送醫。這引起了許多質疑:姑且不論服務中心或駐警隊如何嚴密追蹤一個人到知道他的進食狀況,解決未進食問題的方式應該是給予食物,而非送醫。甚至,「搖搖哥」還有家人照顧?

我看到搖搖哥被送醫的影片感到莫名的憤怒與哀傷,「這個國家怎麼能讓一個人無故地在路上被抓走?這個社會中怎麼有另一群人能對此高喊萬歲?」那一瞬間的怒火讓我幾乎要失去理智,對象為了平撫反廢死情緒,而犧牲社會邊緣的那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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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下一個瞬間,我完全同理了反廢死者的心情。「這個國家怎麼能讓一個人無故地在街上被殺死?這個社會中怎麼有另一群人能高喊赦免?」當然,對於「赦免」一詞在此處有不同的解釋,但大致是於此無誤。我願意在某種程度上相信,他們的憤怒也是基於對國家的,只是我們看到的癥點不同、對於社會運作狀態與其理想狀態的理解不一樣。但是,這樣的癥點在表象的爭議之下,卻始終沒有對話。

然而指出這點之後,下一步該問的是:我們該如何進行對話?死刑作為當前主流,廢死作為倡議者,應該有主動作為,便是從撕下標籤、促成理解開始。這樣的促成理解取徑,不該只是所謂的「報導文學」,彷彿只要看見了湯英伸(或是搖搖哥)的故事,就可以理解他們為何有此作為。這是一個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像,重點應該如上段結論提到的:找出兩造對於社會運作狀態理解的認知差異,並對理想狀態做出描繪。

Photo Credit: Corbis/達志影像

從政大「搖搖哥」事件來看,我認為是國家因應反廢死論述而進行的「精神病獵巫」。政大內部也發起兩方論戰,一方已經適應了「搖搖哥」的舉措,另一方則對於「精神病患」的不理解表示恐懼。根據政大同學的觀察,大部分對「搖搖哥」發表負面意見的是女性。原因在於「搖搖哥」經常跑到廁所以嚇人為樂。男性對「搖搖哥」跑到廁所嚇人的處理方式,通常以玩笑帶過,但女性的恐懼則非然。

這第一步顯示出的是女性對男性的刻板印象,就我個人在校的經驗為例,曾有女性宿舍長表示,只要有男性經過女性曬衣場,就會造成女性的心理壓力,彷彿男性就是暴力、色情、衝動而未經「馴化」的。這已經幾乎近於歧視,但我們社會對於性別的刻劃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幾乎沒人發現這點。

因此要怎麼解除政大女同學對於「搖搖哥」進入廁所的恐懼?只得從「真正的」性別平等推廣開始做起,一方面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一方面推行性別友善廁所或男女混宿的宿舍,從實務開始做起。雖然這種工作應由學校的性平會推動,但事實上,學校的性平會反而是阻礙性平推廣的組織。

第二步要解決的是,如何解決「正常人」對「精神病患」的恐懼?沒有人能夠保證這種「表現不正常」的人哪天會不會做出傷人的舉動。但事實上,也沒有人能夠保證這種「表現不正常」的人哪天真的會做出傷人的舉動。

小則如「搖搖哥」的偷竊行為,可以被社會照護組織的良善運作解決。大如「人身傷害」呢?在處理「潛在的傷人者」(而非「精神病患」)應該被如何處置之前,其癥點應該是先理解所謂「精神病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無論是哲學的精神現象學或是心理學,從佛洛伊德以降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即是「什麼是人的自我」「人的自我如何發展」。對於「正常人」而言,「自我」是藉由與他人的互動,在某種「你跟我一樣」的「互為主體」的情況下發展而成,才會形成今日主流所謂的「正常人」。

然而「精神病患」的自我形成並不完全遵循這樣的機制,他們的自我有另一套形成的取徑。當前的「精神醫學」根本無法掌握「精神病患」的自我,因此在面對「精神病患」的「不正常」行為時,經常是施以用藥,透過抑制「精神病患」的自我來達成所謂的「正常」。

舉過動兒的例子而言,醫生藉由「試藥」來安定過動兒的過動舉止。而對於過動兒本身而言,「服藥」讓他變得不像也不再是他自己,他的心靈與行動在經過藥的「治療」或抑制彷彿缺了一塊,他的自我面臨了某種喪失,從而讓他進入某種看似安定的「恍惚」狀態。

我們是期待一個怎麼樣的社會,透過泯滅一個人的自我,以達成所謂的「和諧」?回到政大「搖搖哥」的例子,當政大裡的一群人逐漸適應了「搖搖哥」的存在,另一群人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而對搖搖哥始終不理解?在這些癥點沒有被指出並釐清之前,我想直截武斷地探討「精神病患」應不應送醫,或者死刑該不該廢除,這種表象的爭論都不具有太大的意義。

我認為美好的社會應該是促成彼此理解,而無論反廢死或送「搖搖哥」進醫院的人都還沒有做到這點,便開始談論如何剝奪一個人應有的權利,這合理嗎?我想我們都應該在更深入地思考這些事件,並透過政治(撰寫文學亦然)的行動實質地改變或闡述我們的意見。

我們都期望社會更好,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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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