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上帝會容許這種事?」一個小孩之死總是帶有世界末日的味道

「什麼樣的上帝會容許這種事?」一個小孩之死總是帶有世界末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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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些思想家看來,一個慈愛上帝會創造出一個充滿苦難和罪惡的世界並不奇怪。看似無理由的苦其實有深意存焉。

文:詹姆士.道斯(James Dawes)

編按:以下受訪者為作者到日本採訪的第二次中日戰爭戰犯。

金子君:

對小孩我從來下不了手……單獨一個人的時候,我從不會瞄準小孩開槍。用刺刀刺小孩——我單獨一個人的時候從未幹過。我就是做不出來。但對女人卻沒問題。

〔稍後再被問到同一個問題時〕

沒沒沒〔加重聲音〕。沒有小孩!我沒殺過。

〔靜默了一會兒〕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說說。只有一次。事情發生在我們進入一個村子之後……一票老鳥想要強暴女人,所以我們就去村子裡。在中國,有一種叫暖炕的東西,你們聽過嗎?在一個暖炕裡,我們找到一個女人。抱著小孩的,像這樣抱著。「這裡有個女人。金子,把小孩抱出去。我搞完之後再輪到你。」於是我照吩咐把小孩抱到外面。

那女人靠在牆角不停發抖。然後我們聽到那老鳥的聲音從背後傳來——很憤怒的聲音。他說︰「照我〔聲音不清楚〕……快〔聲音不清楚〕!」諸如此類。過了一陣子,那老鳥抓住女人的頭髮把她拖出屋外。「金子,跟我來。」他說。「遵命,長官。」我說,跟在後面。

中國每個村子總有口井,因為那時候他們還沒有自來水,所以總有一口井。他把女人拖到井邊,把她往井裡推,像這樣子,懂嗎?她的頭和頭髮都沒入了井口。「金子,你抓住她的雙腿。」我照辦了,兩人合力把女人扔到井裡。〔聲音變小〕

在當時,在當時,我……她小孩因為看見媽媽被扔到井裡,便圍著井邊跑來跑去,喊說:「媽媽,媽媽。」但他大概只有四歲大,搆不著井口。然後傳來格格格的聲音————我不知道是從我身體裡傳出的還是從哪裡。然後我看見他拖來一把椅子,當成腳墊。他爬了上去,喊著「媽媽」,然後〔停頓〕……跳到井裡去。

你們知道嗎,我們全都打起哆嗦來。「啊,這太慘了。」我們心想。你們知道嗎,這一幕一直一直敲擊著我腦袋。最後,那老鳥吩咐︰「金子,扔一顆手榴彈進去。」〔默然〕我們都隨身帶著手榴彈。我拔開手榴彈插鞘,扔進井裡,手榴彈隨即爆炸。母子兩人都死了。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這件事直至今日仍縈繞著我,怎樣都揮之不去。

〔稍後〕

我不想殺任何小孩。〔默然〕當我向小孩開槍,我會盲目亂射。我會閉起眼睛。我想如果他們被打中,只能說是運氣不好……我立意不殺小孩,但因為我用的是機關槍,而小孩就在前面……我閉起眼睛,心裡想︰「如果我打中你們的話原諒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女兒沒有眨眼。她定睛看著我,眼珠的顏色隨著光線變化,或是從藍變為灰,或是從棕變為綠,沒有停過。我在她鼻子前面舉起一根手指,她還是沒有眨眼。我的手指在她張開的眼前晃來晃去,直至快碰到她的睫毛。她的眼睛仍然張開,流露出倔強的信賴。我心想;她要經歷過多少的背叛才可能會失去那信賴,才會想要闔上眼睛,永不張開?

————諾拉.凱勒,《慰安婦》

據歷史學家杜蘭(Will Durant)統計,過去3500萬年來,人類只有268年沒有戰爭。格洛弗(Jonathan Glover)指出,從1900年以迄1989年,共有8600萬人在戰爭中被殺害:「換言之,在90年之間,每小時都有超過100人被殺。」讓人更不安的是,戰爭的殺傷力看來有增無減。

在二十世紀之初,接近95%的戰爭傷亡者是戰鬥人員,但到了世紀之末,這個比率幾乎倒轉過來:有90%傷員是平民。辛格(P. W. Singer)統計,在二十一世紀最初10年,戰爭讓600萬兒童嚴重受傷,100萬成為孤兒,2500萬流離失所,近30萬淪為娃娃兵。他說,在早前幾十年,最後一個範疇的數值還「近乎是零」。

回憶錄《長路漫漫》(A Long Way Gone)的主人翁畢亞(Ishmael Beah)從12歲起便流離失所——他位於獅子山一個村莊的家園在1993年遭叛軍摧毀。到了13歲,他便已是個對速度、「布朗布朗」(一種由火藥和古柯鹼混合而成的毒品)和藍波電影成癮的娃娃兵。他打了兩年仗,不管對平民和戰鬥人員一律開火。他弄不清自己殺過多少人。

就像我一個在國際紅十字會工作的朋友所說的:「小孩是最危險的人物,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會死,所以天不怕地不怕。」娃娃兵最有用之處是引誘敵人暴露位置:把一個高個子的小孩派到殺戮圈,讓他揮舞槍枝和謾罵敵人。當敵人對他開火,你就會知道他們躲在哪裡。

殺害小孩的行為讓人難以想像(為人父母者又特別難以想像)。部分困難是情緒面的。小孩那麼脆弱,會讓我們起惻隱之心想要保護。另外,小孩代表的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範疇,概念上既清晰又放諸四海皆準。例如,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何謂「士兵」、「日本人」或「女人」,但每個人都知道何謂「小孩」,親身經驗過孩提階段。

但對小孩難下毒手的因素除了是情緒面,也是存在面(existential)。因為當你殺死一個男孩或女孩,便等於是說:我不只是想摧毀既已存在的人,並且還想摧毀所有可能存在的人。一個小孩之死總是帶有世界末日(apocalypse)的味道。

在對「 凶殘」 最強索力探的一部文學作品裡,杜思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堅持要思考小孩。他也堅決認為,思考小孩不只是思考當前的悲苦,還是思考終極意義的問題,還是(至少對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思考神(divine)的問題。為指出「神義論」的荒謬,杜氏筆下的伊凡.卡拉馬佐夫告訴當僧人的弟弟,一個小女孩是如何被父母殘忍虐待。他們逼她吃屎,晚上又把她關在屋外冷冰冰的茅廁。

「你知道這個小生命甚至不明白自己受到什麼對待嗎?在又黑又冷的骯髒處所,她用拳頭捶打自己瘀痛的胸部,流著無恨和溫順的血淚,向『親愛的上帝』哭泣,求祂保護。我的弟弟,我的朋友,我虔誠而謙卑的見習修士,你明白這等荒謬事情是如何可能的嗎?」什麼樣的上帝會容許這種事?伊凡問道。你忍受得了嗎?什麼樣的上帝可以忍受這種事?

很多人相信上帝會在這類邪惡罪行發生的事後懲罰犯者,由此獲得情緒上的平撫。這信念可以修復我們受傷的正義感,修復我們相信世界必有公道可言的感情。但伊凡卻不能因此而釋懷。他指出,為惡人而設的永恆地獄完全不能減輕那個受虐小女孩的痛苦,而且這種設施只會增加受造物的痛苦總量。試問什麼樣的上帝會創造出一個充滿無意義痛苦和不成比例報復的世界?為什麼這樣一個世界應該存在?

詩人哈代(Thomas Hardy)提出過同樣疑問。他寫道:「是否某個廣大無邊的低能兒,彼有力量建造和混合事物,/卻無力照顧它們;/彼於嘻嘻哈哈中將我們塑成,之後卻將我們遺棄在危難中?」還是說有某個「復仇之神」,他從天上發出笑聲:「爾等受苦受難之人,/可知爾等之悲傷乃吾之大樂,/可知爾等之喪失所愛,正合消吾之不爽!」哈代認為,情況如果是後者,他還多少能夠忍受:

那麼我甘願平靜地收起不當的憤怒,
承受一切,咬牙堅持,直到死;
即使淚水長流,我也釋懷少許,
因為,那是在我之上的強者的旨意。

但他接著指出,我們的命運遠糟於此。因為我們的苦只是一種「偶然」、一種「無緣無故」,是由「半盲的命運之神」隨意擲出的骰子決定。為什麼這樣的世界應該存在?沒有理由。你我只是一種荒謬的存在,在一個明明沒有意義的世界裡拚命尋找意義。

戰爭常常是因為人有需要相信某種超在事物(transcendent things)引發——這超在事物有時是上帝,有時是神聖民族的觀念。我訪談過的日本老兵都相信,他們是為神聖目的而自願犧牲,浴血沙場:效忠天神的後嗣天皇。有時,這一類戰爭讓神聖信仰更加朝氣蓬勃——對戰勝者或安安全全生活在大後方的人尤其如此。

但有時候,戰爭會讓信仰(哪怕是最死心塌地的信仰)變得極難維持。我們的上帝觀念要怎樣才能在有那麼多無辜的人平白遇害之後還能存活?哈金小說《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的主角這樣哭喊:「主啊,你要何時才會垂聽我們禱告?你要何時才會展現你的憤怒?」

近年英美學界在討論伊凡.卡拉馬佐夫所提的「惡的問題」時,常常會引麥凱(J. L. Mackie)富啟發性的論文〈惡與全能〉(Evil and Omnipotence)做為起點。麥凱坦然主張我們不應該相信上帝,但理由不是(如歷來許多論者主張的那樣)宗教信仰缺乏理性支持,而是因為惡的存在顯示宗教信仰「十足的非理性」。哲學家蘇珊.尼曼(Susan Nieman)把麥凱的論證扼要歸納如下:

當你試圖把以下三個兜不攏的命題兜在一塊兒時,「惡的問題」便會發生:

  1. 「惡」存在
  2. 上帝慈愛
  3. 上帝全知

不管你怎樣混合、移動它們,它們都不可能並行不悖,其中一個命題必須去掉。

正如休謨(David Hume)質疑的:「祂是願意制止惡卻力有不逮嗎?那麼祂就不是全能的。祂是有此能力卻不願意出手嗎?那祂就是壞心眼的。那祂是既有能力又有意願嗎?那惡又是從何來?」

「惡的問題」常常被認為只是一種邏輯矛盾,但它的真正力量卻是來自情緒面。因為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可怕的世界是一位殘忍或無能的上帝所創造,但任何可理喻又全能的上帝都一定會預見現在這個樣子的世界會導致何種後果,不等開始動手創造便打消主意。一定還有更好的選擇。但如果沒有更好的選擇,讓「存有」存在又有何益?

Photo Credit: Wik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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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個世紀以來,凡是有信仰的人(認定上帝是盼望、意義或救贖之最後所寄的人)都致力於為人間苦難尋找一個讓人滿意的解釋。十八世紀初期,萊布尼茲(GottfriedLeibniz)鑄了「神義論」(theodicy)一詞來綜括各種為上帝辯護的努力——借米爾頓(John Milton)的話來說,這些努力是要「證明上帝待人類不薄」。萊布尼茲本人力主,世界的一切都是按著一個神聖的計畫展開,而任何看似不可理喻和不可忍受的罪惡疾苦都只是從我們的井蛙觀點看來才是如此。依萊布尼茲之見,我們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一個。每件事都有它的必然之理。

休謨曾提出一系列構想,認為上帝在創造之初若是依此而行,世界便會大大改善,但萊布尼茲相信,有鑑於宇宙無比浩瀚而我們的眼界無比狹窄,人類構想出來的任何改善都只會把事情弄得更糟。要不就是這些構想包含邏輯矛盾:一如上帝無法創造一個比自己身高更高的人,或創造出一個已婚的獨身漢,上帝也無法創造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能的世界。例如,祂無法創造出擁有自由意志又不會彼此傷害的人類。

與萊布尼茲時代接近的英國大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733)有相似見解。他寫道:「所有一切不過單一浩瀚整體的部分,/這整體的身體是大自然,其靈魂是上帝。」波普把萊布尼茲的神義論置於自己哲學長詩〈論人〉(An Essay on Man)的核心,主張就連歷史上惡貫滿盈的罪人仍然符合上帝的計畫:「如果瘟疫或地震不違背上天的設計,那為什麼一個波吉亞(Borgia)或喀提林(Catiline)會違背?」

整個大自然莫非藝術,只是你不知道;
一切偶然莫不有定則,只是你沒看出;
一切不協調莫非和諧,只是你不明白;
所有局部之惡皆是全體之善。
縱使你驕傲,縱使你一時糊塗,
這都是清楚不過的真理︰「凡存在者皆為合理」。

波普的神義論受到不少人(以伏爾泰最著)責罵,指他是膚淺的樂觀主義者。但波普深知苦為何物。他幼時罹患結核性脊椎炎,以致身體在青春期不會長高反而萎縮(他成年後身高四英尺半),讓他脊椎無力而彎曲,明顯駝背,終生為疼痛折騰。波普知道「苦」是一個他永遠弄不懂的謎——但問題只在人類目光如豆,而非上帝的設計有缺陷。

許多神學家和哲學家——從奧古斯丁(Augus t ine)到米爾頓到路易斯(C. S.Lewis)——都主張,人間苦痛的根源在於人有自由意志。受苦是我們為擁有自由意志付出的代價——自由意志是上帝為了讓人活出意義而賜予的禮物,但我們卻極盡濫用之能事。我們帶著我們的自由墜入了惡和苦的深淵。路易斯寫道:我們讓自己蒙罪,把自己變成一種「新的物種」,變成「上帝眼前的一種恐怖。」

但我們必不可認為我們的墮落會讓上帝驚訝(這是「無能上帝」論證的一種版本)。相反地,我們的墮落(還有隨此而來的一切悲哀),都是一種別有用意和有益處的悲劇。自由固然把我們帶入「惡」與「苦」,但它同樣會深化我們的存有,使我們——就像布雷克(William Blake)形容的——走出靈性童年的無知天真(ignorant innocence),進入有良知成年的「有歷練天真」(organized innocence)。

奧古斯丁則寫道:「一匹亂跑的馬要勝於一顆不會跑的石頭,因為後者缺乏自我移動力和感官知覺,所以,能利用自由意志犯罪的受造物也比因缺乏自由意志而不會犯罪的受造物優異。」一個充滿犯罪自由人的世界,要比一個充滿無罪奴隸的世界完美。

所以,在這些思想家看來,一個慈愛上帝會創造出一個充滿苦難和罪惡的世界並不奇怪。看似無理由的苦其實有深意存焉。我們的苦是上帝求全責備之愛的自然結果。「苦」是上帝的矯治工具,可以把我們淬鍊得更屬靈,讓我們獲得許多財寶(如勇敢、慷慨和在悲苦中經驗到愛的幫助及團結)——就此而論,「苦」大概甚至是「善」賴以存在的必要條件。事實上,瑪麗.阿當斯(Mary McCord Adams)便主張,「苦」是上帝的一個側面,所以,每個人若想體現與造物主靈性合一的無限至福,必得先體驗祂在十字架上承受過的劇烈痛苦。

早在西元二世紀,教會父老之一的聖依勒內(St. Irenaeus)便主張過,愁苦和人生的多艱正是可以把我們打造得肖似上帝的物事。詩人濟慈也說過,世界是「締造靈魂之谷」。但丁在《神曲.地獄篇》甚至表示,地獄之設不是為了公道,而是出於「原愛」(primal love),換言之,就連最後的刑房都是自由意志這份無限寶貴禮物的一個側面。而自由意志之所以無限寶貴,則是因為靈魂只能藉之得榮耀。

為苦難(包括最終極的苦難)找理據的論證所在多有,但否定這些理據的論證亦所在多有。例如,我們可以指出,如果人的存在意義要靠自由意志來維繫,那人所擁有的意志自由理應極為可觀,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受到遺傳基因、文化制約、歷史、家庭因素、資訊多寡、荷爾蒙和化學物質左右。我們擁有的自由意志看來相當貧弱,頗像瑪麗.阿當斯的「瓦斯爐比喻」裡的三歲小孩。

這個比喻說,一個媽媽把她的三歲孩子留在瓦斯外洩的廚房裡,但為防小孩會被瓦斯爐顏色鮮豔的開關旋鈕吸引,她事先警告他不可碰哪些旋鈕。這顯然是個不負責任的做法。萬一小孩真的點燃瓦斯,引發爆炸,她絕對無法以這是小孩的「自由」決定而開脫責任。上帝也無法。

這種所謂的「懲罰的神義論」當然還表現出道德上的不一貫。卡繆(Albert Camus)小說《瘟疫》(The Plague)裡的潘尼洛神父(Father Panelous)呼籲教眾以歡欣心情面對鼠疫:「歡欣吧,對,歡欣吧!……這肆虐你們的瘟疫也是為你們好……它是一根染紅的矛頭,指向一條狹窄道路:救贖之路。」很多合理化苦難的論證(包括剛剛提到的那些)都暗示著痛苦與罪息息相關,由此推而廣之,則快樂與美德亦息息相關。

撇開這種觀點違背經驗不論(例如有德之人並不是不可能被瘟疫傳染),其最大問題在於認為美德可以保護你免於受苦乃是牴觸於美德的觀念本身——至少康德(Immanuel Kant)是這樣認為。把美德視為神聖盾牌會把美德變成一種工具、一種自我保護,甚至一種自利盤算。當美德變成策略,它就不再是美德。基於此,康德認為神義論極端褻瀆上帝。

最後還有全知存有(omnipotent being)是一違反邏輯的觀念的問題。正如麥凱質疑的:「一位全能者有能力創造出一些最後不受其控制的受造物嗎?換一種方式問,一位全能存有可能創造出一些約束住自己的法則嗎?」所以,我們必須否定上帝全能之說,要不就是否定人類擁有自由意志之說。兩者不可能同時為真。

我希望自己可以相信上帝。這種希望是荒謬的,但我別無選擇:因為我是兩個小男孩的父親。而就像任何家長一樣,我不能忍受這樣的想像:我的孩子碰到了什麼可怕事情或受了傷而我無法幫助他們。我也無法忍受總有一天我會永遠離開他們的事實。同樣讓人無法忍受的還有他們的小小生命歸根究柢毫無意義。這是有時晚上我看著他們熟睡時會有的思緒。它們讓我黯然神傷,感到一陣噁心反胃。

在討論上帝和「惡的問題」時,休謨指出快樂與痛苦並不對稱。快樂的高峰總是難以達到,達到之後又會快速滑落,反觀痛苦的深淵卻是極容易進入又難以逃脫。他寫道:

假如有個陌生人突然降落在世界上,我會指給他看各種可做為人間疾苦的標本:住滿各種疾病病人的醫院,擠滿犯人和欠債人的監獄,屍橫遍野的戰場,在洶湧波濤裡掙扎求存的船隻,備受暴政、饑饉、疫癘煎熬的國家。

然而,若要轉而將人生歡樂的一面指給他看,讓他對何謂人間樂事有一概念,那我該往哪裡指呢?是舞廳嗎?是歌劇院嗎?是宮廷嗎?都不是。他也許會知道,我指給他看的不過是對不幸和哀愁的一時擺脫罷了。

在《倒不如從未活過:誕生人世的害處》(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Existence)一書中,當代哲學家貝納塔(David Benatar)把快樂與痛苦的不對稱性用作他反對生兒育女的論證︰「雖然你的潛在子嗣也許不後悔誕生人世,但他們斷然不會後悔不誕生為人。」

在在看來,人都是為了受苦而設。今日的心理學家主張,壓力比放鬆對人有更強烈的生理效果,對負面事件的預期心理比對正面事件的預期心理有更強烈的生理效果,壞的養育過程比好的養育過程有更強烈的效果,而更能夠激發我們生理潛力的大概也是負面事件而不是正面事件。

最讓人感到蕭瑟的是,並沒有「創傷的相反面」這回事。也就是說,在人類經驗的全範圍裡,論影響的持久力、全面性和深入性,沒有一樁正面事件比得上創傷。

我的兩個兒子(米基和托夫)害怕單獨睡覺。每晚他們都會同睡一張床,讓另一張空著。他們總是求我留下來,所以我會坐在地板上,手上捧一本書,就著床頭燈靜靜翻頁,直到他們身體靜止下來和呼吸變深沉才離開。我看著他們睡覺,心裡像伊凡.卡拉馬佐夫那樣渴盼著上帝的仁慈。

邪惡兇殘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人性?

書籍介紹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立緒文化出版

作者:詹姆士.道斯,劍橋大學哲學碩士,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哈佛大學院士學會青年院士,美國英語文學教授,擅長領域包括:反文化;人權:文學與語言理論;暴力與創傷;文學與哲學。

解開「邪惡」的真相:

邪惡,它長什麼樣子?它感覺起來是什麼樣子?它緣何產生?

邪惡的樣貌既不橫眉怒目,也非青面獠牙。

其特質不是大奸大惡,而是正常到可怕的「平庸」。

本書借鑒對中日戰爭中戰爭罪犯的第一手採訪,以夾敘夾議的方式,帶領讀者進入種種駭人聽聞的罪行。但這本書所問的並不是戰爭罪犯這回事,而是企圖去貼近他們,進一步思考暴行是如何被觀看、如何被感受?促使暴行產生的原因又是什麼?如何才能停止暴行?然而,最終我們可能被迫承認,人類擁有難以回答的問題,並承認這些問題可能沒有令人安慰的答案。

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
立緒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林佳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