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邪惡》:若人類的行為受基因影響,黑暗面真的會遺傳嗎?

《複製邪惡》:若人類的行為受基因影響,黑暗面真的會遺傳嗎?
Photo Credit:Andrew Dobos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位神經科學家意外發現自己的腦造影影像和暴力罪犯很相似,但他是位成功的學者,只是為人處事比較有侵略性一些而已。同樣的基因和大腦,真的會讓一個人的一生從此注定了嗎?

戴維斯・穆爾17歲的獨生女遭人強暴,並被殘忍地殺害,警方卻始終破不了案。自從他女兒的命案發生後,他和妻子從此活在痛苦的深淵⋯⋯但他不甘心,他立誓要找出殘殺女兒的凶手。一年半後,他逮到一個機會,就是當從警方手上拿回女兒的遺物時,他能夠弄到凶手的DNA。

穆爾本人就是專門為不孕夫婦複製小孩的醫師。他利用了凶手的 DNA,複製了一個男孩給來尋求小孩的一對夫婦。年復一年,他跟蹤這個家庭,想要從小孩長大的模樣中,看到凶手該死的模樣,並且將凶手人肉搜索出來⋯⋯。

醫學驚悚小說《複製邪惡》(Cast of Shadows)講述了這個寫實的故事。這真的是一本讓人難以放下的小說,有引人入勝的懸疑劇情,不斷吊讀者胃口。

《複製邪惡》說的不只是一個復仇的故事,還是一個科技被濫用的倫理故事。它讓人不禁思索和瞭解,我們有多少行為,是受到基因的影響?邪惡,會遺傳嗎?我們出生時是一張白紙嗎?還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們最終會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人?

這本小說要讓我們窺看到另一種邪惡,就是一個來自「上帝之手」組織的殺手,深信複製技術是種罪惡,決定獵殺那些從事複製研究的相關人員,戴維斯‧穆爾就是他的目標之一,但他從死裡逃生了。

一個堅信人不該扮演上帝操弄人命的邪教徒,自己卻扮演起了上帝來奪取人命,這種邪教在政壇上,我們也見多了。

《複製邪惡》並沒有談到複製科技的細節,雖然在理論上,在可見的未來,是可行的。可是,這個故事卻用一場又一場的佈局,讓讀者思考科技,在我們的社會中該扮演的角色。因為,作者不直接談科技本身,但也突顯了科技對我們來說,真正該有的意義。

除了複製,作惡還談到電腦裡的虛擬世界,那虛擬世界裡,人們可以盡情完足慾望,那還有現實世界中的倫理道德嗎?

書中舖的梗實在太精彩了,讀完真的不禁要喝彩,大呼過癮!雖然涉及了宗教、哲學、科學三股力量,可是《複製邪惡》卻不生硬,反而是用一個很寫實的故事,讓實際讓我們思考,說不定《複製邪惡》也適合當生物倫理學課的指定課外讀物。

Photo Credit:The Sky of Gene

Photo Credit:The Sky of Gene

大家記得第一隻複製哺乳動物「桃莉羊」嗎?

桃莉羊(Dolly,1996-2003),是用細胞核移植技術將哺乳動物的成年體細胞培育出新個體。牠由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羅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的伊恩‧威爾穆特(Ian Wilmut)和基思‧坎貝爾(Keith Campbell)領導的小組培育的。

桃莉是由移植母羊的乳腺細胞到被摘除細胞核的卵子細胞中發育而成的,證實了哺乳動物的特異性分化細胞也能發育成一個完整的生物體。按照伊恩‧威爾穆特的說法,因為桃莉羊是由乳腺細胞發育而來的,所以用胸部異常豐滿(40DDD)的美國鄉村音樂天后桃莉‧巴頓(Dolly Parton)的名字來命名。

桃莉羊的問世,引發了大眾對於複製人的想像,在受到讚譽的同時,也引來了不少爭議。桃莉羊一生都待在羅斯林研究所。她與一隻威爾斯山羊交配,先後產下六個羊羔。2003年2月14日,桃莉羊因肺病和關節炎而死亡,只活了不到7年,而綿羊的正常壽命應該是12年左右。病理解剖顯示,桃莉得了一種在綿羊中常見的由反轉錄病毒引起的肺癌。

羅斯林研究所的科學家稱這並沒有證據顯示癌症和複製有關,因為長期在室內圈養的羊容易得這種癌症,而桃莉是一直被養在在室內的。

我在2011年到過羅斯林研究所參加研討會,那是世界最頂尖的動物科學研究機構,當然也到了愛丁堡的蘇格蘭國家博物館去朝聖,瞻仰製作成標本的桃莉羊!

桃莉羊之前,科學家普遍認為哺乳動物的複製是不可能的,可是桃莉羊的成功後,激勵了許多科學家,重燃了熱情與希望,於是許多多別的哺乳動物的複製也獲得了成功,如馬、牛、狗、猴。

因為技術的缺陷,複製胚胎的死亡率極高,桃莉是 277 個胚胎中唯一存活下來的,複製狗實驗中3千多顆受精卵只有3顆成功長成胚胎,最終只有1隻狗存活。在許多國家,複製技術,尤其是與人類有關的複製被嚴格管制。

Photo Credit:The Sky of Gene

Photo Credit:The Sky of Gene

桃莉羊之後,最有名的複製哺乳動物科學家是韓國的黃禹錫,他曾經擔任首爾大學獸醫系首席教授,他成功在 1995 年成功複製牛,2004年他首次成功地從人類的體細胞中製作了胚胎幹細胞,接著宣稱把人類的體細胞成功移殖到人的卵子細胞,並成功把細胞培養成為胚胎。2005年8月,成功複製了狗。

黃禹錫在幹細胞的研究一度令他成為韓國人的民族英雄,甚至被視為朝鮮族摘下諾貝爾獎的希望。可是2005年11月24日,他由於在研究中爆出倫理醜聞,被指控使用了女研究員的卵細胞,並有細胞買賣的行為,辭去了在首爾大學的一切公職。

2005年底,他被揭發偽造多項研究成果,韓國舉國嘩然。首爾高等法院二審判黃禹錫有期徒刑 18 個月,緩刑2年。在2005年初到 年末,一個科學家,從全世界萬眾矚目的巨星到殞落成過街老鼠,讓科學界充滿了戲劇化的高潮迭起。

黃禹錫從被捧為國寶到貶為國恥那年,已過了10年。我有韓國友人近來透露說,韓國會發生這樣的事,事後諸葛地看,似乎是種必然。因為韓國甚至比台灣更重視論文發表,他們可以把大量資源投注在最有希望的科學家身上,給予至高無上的榮耀,但也緊盯著他們的進度,讓科學家成天惶恐進度落後,於是在強大的壓力下造假。

不合理的自卑成了自大,成天想抄捷徑超英趕美,造成的也是一種複製的邪惡吧!

邪惡,真的會遺傳嗎?

過去,曾有遺傳學家認為染色體異常,是導致暴力犯罪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帶有「XYY」性染色體的人,被認為特別容易犯罪。科學家曾認定,他們有特別高的身高和暴力傾向。

這個觀點曾被遺傳學教科書廣泛引用,可是事實上卻缺乏科學證據,基本上就是標準的以訛傳訛。後來反而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XYY性染色體的男人確實長得較高,可是卻沒有特別具暴力傾向。

當科學界漸漸認識到這個對染色體異常的認知偏見後,就把注意力轉移到基因突變上。大量研究顯示,暴力行為的遺傳因素大約5成,而環境因素則可能為另外5成。

暴力行為也非單一基因或少數基因的變異就能夠完全解釋的,而是一個數量性狀遺傳,就像身高和體重一樣, 姑且不論環境的影響,其遺傳因素也是由好幾個,甚至大量的基因變異所決定的。

基因之間也存在著複雜的交互作用,稱作「上位效應」( Epistasis),例如有研究發現一個基因對暴力行為的影響,也受到另一個基因的控制。雖然在實驗鼠進行的研究發現了近20個基因可能和侵略性行為有關,可是在人類的研究中,僅發現其中少數幾個基因變異可能和侵略性行為有關。

在阿茲海默症病人中曾發現載脂蛋白E的「ε4對偶基因」和侵略性行為有關, 其他的研究也發現色氨酸羥化酶、血清素等基因的多型性和暴力行為有關; 兒茶酚-O-甲基轉移酶(簡稱 COMT)的一個突變,也被認為和精神分裂病人的暴力行為有關。

後來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等神經傳導物質,被陸續發現和侵略行為的遺傳相關;也有研究顯示, 飲食以及血糖濃度也和暴力行為有關,因此造成「血糖過低」的基因;另外,與暴力行為有明確關連的基因突變,發生在單胺氧化酶(簡稱 MAOA) 。

在研究一個大型荷蘭家族的遺傳後, 科學家在90年代發現,該家族有暴力、縱火、性侵等犯罪記錄的男性中, 皆找到一個突變, 導致MAOA活性的缺失, 這也顯示了生物胺的代謝,和侵略性行為息息相關。後來的研究也發現 MAOA 的多型性和人類、老鼠、恆河猴的暴力行為有關。

科學家後來發現, 血清素受器和MAOA基因對侵略性行為的影響,是受到「童年的經驗」決定的。MAOA基因的一個多型性對暴力行為的關連,取決於帶有該多型性的個人,童年時是否遭到虐待。帶該多型性的受虐兒童會比一般兒童更容易發展出反社會行為。更進一步的研究也發現,這樣的基因型-環境互動和性別有關。

事實上,以上提到的遺傳因素,僅是冰山一角。已知許多基因型的表現和生活經驗息息相關,也有成千上萬帶有同樣基因型的人們過著正常的社交生活,遺傳學頂多也只能夠解釋部分因素。

近年就有位神經科學家意外發現自己的腦造影影像和暴力罪犯很相似,但他是位成功的學者,只是為人處事比較有侵略性一些而已,這說明同樣的基因和大腦,並不見得讓一個人的人生從此注定。

更多的科學研究也可能對人類行為的遺傳有更深入的理解,不過這仍不會改變人性,還有人性面對科技進展的反應,《複製邪惡》這本書可以讓你我好好思考。

本文獲授權刊登,文章來源:The Sky of Gene

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