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不爭,還會力爭上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爭勝之心當然可以是進步的動力,不過,假如重視的只是要勝過別人,也許便會因為怕輸而不願嘗試,爭勝之心反而變成了進步的阻力。
在中文的成語中,「力爭上游」算是顯淺常見,用來形容人發奮圖強、力求向上;這個成語一般是用來表達讚賞,可是,其中那個「爭」字,似乎與中國傳統思想推崇的「謙讓」有抵觸。
孟子學說裏的四端,「辭讓之心」是其一,是「禮之端也」,孟子甚至認為「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孫丑上》)!孔子的學生子貢指出老師在品德上的過人之處時,便包括了「讓」(他列舉了「溫、良、恭、儉、讓」,見《論語•學而》)。由此可見,儒家是何等重視謙讓。謙,就是不驕,讓,就是不爭,兩者可說是一事之兩面——謙者自然會讓,讓應該基於謙。如果不爭只是表面的行為,而非出自不驕之心,便是虛偽。
然而,假如凡事不爭,還會力爭上游嗎?假如不力爭上游,豈不是難有大進步?這些問題令我聯想起多年前一位美國朋友的說話,那時我剛讀完博士學位,跟他談起將來的發展。我提到自己不是爭勝心重(competitive)的人,也沒甚麼宏大的志向(ambition),他的反應正正是:「如果爭勝心不重,甚至完全沒有爭勝之心,便不容易有進步了!」這位朋友當然不能代表大部份美國人,但據我多年的觀察,不少美國人的確認為有爭勝之心是好事,是進步的動力,只要不過分便成了。
爭勝之心當然可以是進步的動力,不過,假如重視的只是要勝過別人,也許便會因為怕輸而不願嘗試,爭勝之心反而變成了進步的阻力。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爭勝之心是進步的必要條件——有些人不必與別人爭勝,也自然而然有動力不斷改進自己。因此,中國傳統思想推崇的「謙讓」,是可以與「力求向上」並存的。
那麼,「力爭上游」的「爭」,又應該如何理解?如何能夠力求向上而不爭呢?這裏,我們應該將「爭競」和「爭勝」分開。「力爭上游」的「爭」是「爭競」,不必包括「爭勝」之意。只要給自己一個目標,便可以參與爭競。「力爭上游」的目標就是上游,雖然有其他人參與爭競,但只要到達上游,即使不是最先到達,不是「勝出」的那一位,也可以有很大的滿足感,尤其是當上游很難到達,而且自己以前失敗過——這次到達,已是進步,已是成就。
根據這個理解,謙讓之人的「不爭」,不是完全不參與爭競,只是沒有許勝不許敗之心,不需要力壓其他人以顯出自己優勝。
其實,說到「不爭」,道家的看法與儒家的有異曲同工之處。且看《道德經》這幾句:「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不自我標榜,不自我誇耀,不自高自大,便自然沒有爭勝之心。「天下莫能與之爭」,不是天下無敵,而是由於沒有爭勝之心,便不會計較成敗,誰勝誰敗,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原載於國泰航空機上刊物《Discovery》,2016年4月號)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魚之樂。
責任編輯:tnlhk
核稿編輯︰歐嘉俊
Tags:
【圖解】在台灣,等一項癌症救命新藥需要等上超過700天,而日本最快只需要60天!台灣人,你真的有「命」等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等一項救命的藥物,需要多久時間?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健保正式給付生效,如癌症創新新藥等重大疾病藥物,平均需等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日本,則是60-90天內。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生了病,想要用到新研發的救命藥物,病人需耗時等待。台灣人,真的有「命」能等嗎?
2022年中,余苑綺因癌症過世,不僅讓演藝圈許多粉絲與親友不捨與難過,也讓許多同是癌症病友的患者與家屬,感到忐忑不安。余苑綺從2014年罹患直腸癌後,立委余天耗費數百萬就為替女兒挽命,甚至四處奔走希望爭取美國最新的抗癌藥物,可惜最終未能等到就已離世。
看得到卻用不到的救命新藥

事實上,類似遺憾在台灣時有所聞。即使國外屢有救命新藥問世,台灣人卻不一定能使用得到。根據數據顯示,在日、韓、以色列、加拿大等11個高所得國家中,台灣的肺癌存活率在高所得國家排名倒數第四,只有日本的一半;攝護腺癌存活率為倒數第一、乳癌倒數第二,胃癌則輸日本、韓國。若以平均餘命來看,台灣也比日本短少三年。
國人平均餘命、癌症存活率等指標,落後其他國家,健康投資不足也是一大原因。若與鄰近的日本比較,日本整體醫療支出佔整體GDP比例為11%、其中強制性醫療保險支出8.3%、藥費支出2.3%,而台灣則是6.1%、3.5%、1.2%,三者占比皆低於日本。
慢性病、罕見疾病甚至是現今新興癌症治療趨勢,如免疫療法、精準醫療等,亟具突破性、療效更佳的治療,在健保資源有限下,被限縮給付,導致病人只能自力救濟,自掏腰包使用。

為什麼新藥新科技導入台灣那麼難?

健保業務也包含引進新藥及新科技,但為什麼仍讓新藥新科技導入受阻?首要原因就是健保財源不足,進而排擠新藥引進。雖然每年的健保預算相較25年前開辦時的2000多億元,已成長到8000億元,但醫療費用年年成長,仍跟不上如雨後春筍增加的治療項目。台灣整體藥費支出早已偏低,新藥預算更是嚴重不足,不但零成長,甚至還負成長。
財務衝擊下,造成新藥給付審理流程頻頻卡關,許多國外原廠新藥因台灣議價空間小,使得引入時程拉長、健保給付條件越趨嚴格。許多效果良好的藥品,卻因支出費用高,在健保現有預算限制下,只得限縮藥品的給付範圍,讓可使用的病人族群也連帶限縮。
無法與國際治療標準接軌的台灣

新藥納入給付前都得先進行「醫療科技評估」(HTA),意即評估新藥引進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但常常因財務衝擊大,在醫療科技評估(HTA)這關就被擋了下來。依據2019年藥品查驗中心醫療科技評估(HTA)報告顯示,僅3成癌症患者所需用藥能獲得健保給付。
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減少延長生命機會,也讓台灣用藥標準大幅落後先進國家。根據統計,台灣新藥從申請日到入健保給付生效,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創新藥物,平均審查需超過700天;而鄰近國家的日本,則是在60-90天內。
尤其,相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的藥品適應症,台灣健保給付的藥品適用範圍,因為預算相對限縮,僅部分適應症可以納入健保,未納保之適應症的病人必須自救苦等審核通過。換句話說,台灣人一旦患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三個殘忍選擇:一是使用既有治療控制病情苦等新藥納保;二是賣車賣房自費使用藥品換取生命延續;三若金錢耗盡最後只能放棄治療。反觀日本,新藥給付不僅時間快速,甚至是依照仿單所有的適應症都給付,民眾可以使用到依照仿單給付的最新藥品。
環環相扣下,台灣標準治療早已和國際嚴重偏離。政府對於台灣醫療政策要有前瞻性的思考,應全面檢討醫療資源利用效率,增加新藥預算以加速新藥新科技納入給付,為台灣民眾謀求新藥可近性及最佳醫療選擇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