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門前消失的密室：中華商場的拼貼美學，與一些不同氣味的外省人

中華商場南段區域的消費呈現出特定的外省空間，或說是中華空間；跟報導人的談話出現很多計算數字的描述。這些計算不是家庭的收支簿，而是謀取商業的利益。換言之，這裡的經濟理性表現出兩種特質：一是商人作為職業利益帶給他們的滿足與愉悅（當然也包含勇於冒險遊走於法律或是市場經濟邊緣的逾越感），其二，則是成功商人的形象，應具備的工作倫理以及家庭倫理。

以台生主席家為例開設茶館之初，除了怕博弈在店裡惹上事端，也知道如果做生意不清白，有暴利可圖時，派出所都有可能收取額外的保護規費。樸勤伯伯怕孩子可能因為家業複雜，受到同儕的取笑或異樣眼光。台生主席說，開幕後一段時間西門町的青幫帶人來砸店，砸店的兄弟知道老父親做的是「清白」生意，反倒是不打不相識。

這種與黑白兩道的交陪我們商戶經營的不只是商品的買賣，也考驗著經商者如何周旋期間於各種力量之間。換言之，在中華商場交換不只是商品，甚至是店主的社會聲望、經濟實力或是其人際網絡。

縱然中華商場的商戶，經驗到現在國家機器的暴力促使他們與國家保持距離，但是關於中華文化的民族意識卻沒有因為國家的施為從他們的商人倫理觀中逐出，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甚至傳承到了第二代的世界觀中。二代報導人多數認為政府的角色在於不介入商業行為的情形下，提供良好的建設與經商環境。從國家到公務體系，報導人非常理解意識形態運作的邏輯，並且甚至能以同樣的話語對國家或其代理人道德訓話。

但從父輩為商人這事情來看，對他們而言具有創業精神的職業才符合他們的工作倫理，對於官僚的科層化相當的不以為然。由於他們對於公務系統的行政失靈或介入，使國家意識形態召喚無法成為信仰，反而轉化為由個人與家庭為出發，而能否所賺得的金錢維持家庭生活的完整，似乎成為商人性格的華人頌讚的人觀（personhood）。

次者，經商幾乎就成為他們的日常，也包含對其他家人的分勞解憂，即使在數字計算表面上不合成本，但由共同工作的實踐，又返回到家庭的親密聯繫。台生主席爸爸送給他的這三句話特別有趣「我出社會父親送給我三句話，不可以吸毒、不可以賭博、不可以作保，你只要記住這三句話，你出去社會就不會吃虧了」。

他解釋道，作保和借錢如同負債和歸零一樣，負債額度一旦超出負擔，人會連鬥志；而賭博則是一種主動的負債風險，常常有人賭博就把家業都輸光了；而不可吸毒，像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轉喻，然而更積極的意義在於身體就是最重要的生產工具，當他們形容一個人聰明，經常是在稱讚一個人機靈的反應與清楚的記性。而我認為這個聰明不只是在思考上，甚至也展現在他們的語言行為上。

語言不可能有固定疆界，不能忽視語境的作用，不同語言的混雜甚至可以挑戰權威性的語言。我的報導人雖然都跟我說華語，但是他們在日常用語上卻使用福佬語，而不僅僅是針對母語是福佬語的人，這些「外省二代」彼此私下的對話間也是使用福佬語。我認為這些不只表現在他們不同語言（山東話、華語、福佬話）的轉換，也在於他們將官方的意識形態語言接合到了日常用語當中，甚至能用在兩種語言間都能夠應用自如。

換言之，這些語言行動的文化來源不只包含官方意識形態，也包含因為經商產生的跨族群接觸能夠使用民間語言，我認為這就是一種本地化（localization）的過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商戶的話語中，理解他們從商業的謀生之中企圖逃離國家的桎梏，國家象徵或是忠黨愛國榮民族群的日常消費都成為其販賣的商品。商人的特質與經濟上的獨立自主，讓他們在論述上，保有與其他仰賴國家奧援的軍公教外省族群，在追求成就上有明顯的差異。

然而，卻不能否認，以核心家庭倫理與工作倫理訴求的成功，仍然和戰後國民黨於臺灣建立的華人性文化控制，依舊息息相關。藉以發明國族共同體的寓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倫理觀，在國民黨統治慾望下，成為「做人」的準則－一切禮節皆由個人身體出發，藉由孝道促成家庭的團結，而家庭知道建立在對權威的服從，透過日常的操演拓展到國家的層次。

臺北市在1990年代經歷了民主選舉的洗禮，區域重心移轉往東區，此時規畫者與執政者，已經不滿足於臺北市是戒嚴時期的現代性之都，臺北必須是一個新的故鄉，新的社區，一個可以在日常的漫步間體會臺北生活感的城市。而新的城市想像，將城市的視角由鳥瞰地觀看移至身體感受，平面化做立體，生活的界域將從地上將延伸往地下具體空間的拓展。

回到中華路，臺北市西區的熱絡原本就奠基在城市的消費節奏上，從1999年臺北市西門徒步區落成，到2001年中華路林蔭大道的完工，西城區在空間上才重新回到一個可「行」的狀態。台生主席回憶這十年間，配合市容建設而拆掉中華商場並非不行，但需要適當的配套措施。

對中華商場的商戶而言，10年之間，有人搬到別的地方重新落戶了，有些人也換了行業，在地下街的安置，他強調商戶是用毅力和團結度過這10年，特別是地下街的權利是上一代留下來的家業，他們必須守住。這種信念和上一代來到中華商場的精神類似，是仰賴和政府靈活的折衝方能存活下來，對政府管理地下街的態度相當不以為然，才有以合作社模式經營，商戶互助管理才創造今日地下街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