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門前消失的密室：中華商場的拼貼美學，與一些不同氣味的外省人

相較於被國家命定成為現代性建築地標的「中華」商場，與國家寓言的相互呼應，在商戶的日常生活實踐中，已經把中華商場從國家儀式的神龕挪下，「中華商場」是一個由八棟建築物所組成的社區，為商戶們共同生活的空間。中華（Chinese）在與市場（Market）經過30年的互動與拉扯間，市場的運作邏輯成為具體的維繫此區域是一個商場（a market）社會意義，國家的權力在市場間必須極小化干預與介入市場的角色。

而第一代商場的經營經驗，將延續到第二代，成為經營與管理地下街的準繩。第二代經營者，認為其具有意識及組織的商業模式，將拒絕國家代理人的收編，以免除私有化的制度與商業組織淪為公有、市有市場困境－在層層行政官僚的牢籠間，缺乏效率與彈性管理的狀態。

相較於商場外省社群的一代經歷從離開大陸原居地、在臺北落戶及返回大陸的家與在臺北的家被拆除的經驗，當流離社群憑著過去的記憶與文化維繫與家鄉的關聯時，不論是原居地或現居地現在的（present）經驗，都經歷了家園（homeland）崩毀，使過去與現在的想像經歷了與現實的落差，難免因為維繫共同體的實存消逝而產生失落的情緒。然而在二代身上，我們卻看到了另外一種想像與論述自己從何處來的正向肯認。

當中華商場拆除後，商場的精神並不會隨著商場崩塌，反而會成第二代經商者的集體記憶：商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不僅要保持與國家交手的敏感態度，也要理解市場是由商人社群的集體力量共同維持至今。然而在二代的身上而商業空間又是由於新的城市想像與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一個可行走的城市，在臺北市新商業區域實踐的成功，亦步亦趨的重新啟動西門區域與地下街的生活節奏。

在此我也須強調，台生主席地下街經營經驗，都是因為原本在商場的家業不繼續經營，而他們的家族記憶與生計與外省流離社群的物質與飲食又息息相關，當他們成為新地下街的管理者，把過去父輩的經商倫理與道德當作現在的經營精神，一方面為著表達地下街與中華商場的連續，一方面也可以推測一脈相承地宣稱也表達了曾經離開商場重新回來的正當性。

我們並不能只將中華商場的商戶，從軍人與平民的二元關係簡單切分。在此亦無法全然的描述出他們的全貌。我在這裡企圖以中華商場的商人性格來指涉不同氣味的外省經驗，並非只有在中華商場經商外省人的人才前述性格，以及經驗國家暴力或是具備與國家折衝的能力。

我以商人性格作為外省人走向民間社會的轉喻，這其中可能包含想要拒斥國家又選擇性地親近國家，也包含對於利益的追求，商人性格外省流離社群與民間社會互動時，什麼時候他的外省身分（不）重要呢？在他們的敘事中的確可以很策略的選擇本地化或是把外省身分作為解釋自我存有的原因。 商業不僅僅是做為流離人群謀生之道，也包含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去尋找、集結、建構與編織地方社群感的可能，

中華商場商戶也藉由商品建構自己的認同與生活世界，商品一方面是因應著國家圖騰的需求，卻也有大部分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協商出的結果，也包含商戶作為生產者在策略上的選擇，以及如de Certeau（1984）所述，即時的戰術回應。中華商場商戶的商品，雖然看似是具有特定的族群性，既也包納特定消費情景的任意性以及與在地接合的彈性。

換言之，中華商場的空間是揉雜的，人群之間也是揉雜的，商品也是揉雜的，沒有任何一段凝固歷史可以包納住由物質所展現出的揉雜性。我們可以看出，中華商場商戶對於國家的情緒清楚地展現在空間的更迭之上，我們會許可以把這些日常生活的實踐或是抵抗更具體地把中華商場的空間當作是流離人群的物質揉雜性（material hybridity）社群感的展現。

回頭看看十月的中華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依然插在天橋、和綠色的安全島上，這是中華民國當代的國慶美學。然而住在中華商場的外省商戶依靠著始終雜亂的中華路，重新賦予中華一種草根、在地與揉雜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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