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鄰國,台灣》:台灣不只定義了自己,更向世界重新定義了「中國」

《中華鄰國,台灣》:台灣不只定義了自己,更向世界重新定義了「中國」
Photo Credit:《中華鄰國:臺灣閾境性》封面照由 作者Kuan-Wei Wu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或許是解釋中國的一個重要參照點,由於關係敏感,在台灣發生了任何事, 中國的反應都大相逕庭,提供觀察家絕佳的機會,認識「中國人」如何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國家與國際地位。

文:Kuan-Wei Wu

里昂大學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教授是研究台灣知名、備受推崇的學者,以研究1949年後的台灣人,也就是隨國民黨從中國撤退到台灣的族群的演化,廣為人知。

2011年,高格孚教授在他發行的著作中,做了進一步闡述,並更著重在歷史的部分。在《中華鄰國:臺灣閾境性》一書中他將兩個曾統治台灣的政權做了比較:1680年末的鄭成功時期,以及21世紀初的馬英九與國民黨時期。

這兩個政權偶然(或許也不是那麼偶然)都是由失去中國統治權而被驅逐的人所建立,他們還必須面對在中國竄升的新政權。

當時清朝剛擊敗了明朝,鄭成功打著抗清口號在台灣打造了自己的疆土。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國民黨身上,國民黨遭中國共產黨擊敗後逃至台灣,設立了威權政府。

比較過兩個政權後,高格孚教授指出兩者終究不同:鄭克塽(鄭氏王朝第3任,也是最後一任統治者)向清朝投降,但相反的,2010年代逐漸茁壯的公民社會,卻已將台灣引導至另一個遠離中國威脅的發展軌道。

在第一章中,高格孚教授介紹了鄭克塽的投降書。鄭成功前部將施琅在1863年接受了鄭克塽的投降,鄭克塽在信中承認清朝是所有土地唯一的合法統治者,而清康熙帝是唯一統治者、天朝的天子,其中天子正是中國人認為至高無上、最不可挑戰的身份。

接下來兩章跨越數個世紀快速來到現代,檢視馬英九的國民黨政權與親中政策。高格孚教授詳述直到1971年都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國民黨政權如何以中華民國之名在台灣進行統治,而近來國民黨決定擱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爭議、並熱切地促進與中國的自由貿易。

但與鄭克塽逐漸向大中國俯首稱臣相比,馬英九就不能這麼輕鬆地無視反中民意,這正是1980年代以來在台灣公民社會所催生的台灣意識。

第三章,高格孚教授重新闡述了他對1949年後外省人「身分認同危機」的研究。他認為外省人是一群離鄉背井、遠渡重洋的台灣新居民,他們就算被迫來到中國邊緣的小島,仍認為自己是統治階層。

高格孚教授認為,他們在經歷數個世代的本土化或「台灣化」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非臺灣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消失殆盡。第三或甚至第四代外省人已經與他們懷有強烈中國情懷的父母不同,並不支持與中國統一,反而認為台灣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然而,雖然高格孚教授並沒有在最後一章提供他對台灣地理閾境性(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與是台灣是獨立實體之間的一個門檻)的明確結論,但他將閾境性的概念反過來應用,反對在中國天朝架構下台灣是邊緣地區此一概念,他認為:

「如果要說台灣幾個世紀以來與中國的關係,那麼台灣從來就不是邊疆而是只是中國的門戶:台灣不是罪犯或被貶官員的去處,而是一個培養多元世界觀的搖籃。將台灣視為一個「臨界點」可以更容易理解中國的想法。

在古希臘文中,「topos」(τόπος)可以解釋為「場所」(同法語的「toponymie」)或「概念」(同英文的「topic」),如同「topos」既是場所又是概念,台灣是解釋中國的一個重要參照點,由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敏感,在台灣發生了任何事, 中國的各種社會階層,從政府官員到軍官、從精英到一般百姓的反應都大相逕庭,提供觀察家絕佳的機會來認識「中國人」如何思考他們自己的歷史、身份認同、國家、領土、文化與國際地位。

高格孚教授以人類學者的角度,對台灣與中國關係提出了一個創新的看法。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實體,但同時也是反映出了對中國的錯綜複雜。

此書在馬政府2012期中選舉前發行,因此高格孚教授未能將隨之發生的社會運動,如太陽花運動納入考量,然而,或許他早已預料到,5年前剛萌芽的的公民社會,如今不僅自己決定了「台灣」該如何定義,這個台灣,更向世界重新定義了「中國」。

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