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Do It:對殺人狂來說,殺人與被殺的界限是一樣

Just Do It:對殺人狂來說,殺人與被殺的界限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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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很清楚的是,不是每一個打電玩或受到電子刺激的人,就會變成大屠殺劊子手。在人類心靈突變的大趨勢中,大屠殺劊仔手只是一個能被突顯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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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四月二十日,科倫拜高中的高三學生哈里斯與克萊柏德,在一小時內就殺了一名老師與十二名學生,還造成二十七人受傷。這兩人隨後自殺身亡。

在很多人眼中,科倫拜校園大屠殺事件是一個轉捩點。根據這兩個男孩在大屠殺之前寫的日誌來看,他們對於準備工作一絲不苟,且煞費苦心,也就是說,這是一個有「場面調度」(mise-en-scène)意識的創作作品。這件事對美國電影產業也造成強烈衝擊,有兩個導演受到這件事的啟發,各自拍了描述科倫拜事件的電影。

大屠殺兩年之後,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發表了《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試著探討這個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這部影片的內容聚焦在:美國在外交策略與軍事行動上,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在公開市場與網路上,很容易取得槍枝;美國社會沉迷於恐懼與軍事上的好戰精神,以及逐漸瀰漫在北美日常生活的暴力現象。

雖然麥可摩爾的論述頗具說服力,但只談到故事的一部分。因為它只專注在社會環境,對犯罪者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缺少獨特觀點,也就是一個人在人格養成期間,暴露在過度刺激的電子資訊環境中的精神病理分析,因為這些人是在虛擬世紀中成長的第一代,特別脆弱的一代。

隔年,也就是二○○三年,葛斯范桑發表了他的電影《大象》(Elephant)。在這部片中,導演試圖深入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處理精神錯亂的主體性本質問題,並試著理解這兩名年輕人在犯下罪行時內心所承受的痛苦。葛斯范桑的電影不只描述他們兩人的攻擊性與暴力,也談到他們對尋求溫柔感受的困惑,他們的挫折與寂寞,一路開展到他們最後的自我毀滅行為。

很顯然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如此複雜的事件,簡化成只是整合社會、心理或意識形態的因果論述。在發生任何一連串後續發展的事件中,一定有超乎邏輯能解釋的原因。不過,不把精神病理學的形式看成單一現象,而是廣泛蔓延的受苦形式,也許是可行的。這也是葛斯范桑的電影如此耐人尋味的原因。

在哈里斯的日誌中,他寫到他對自然淘汰理論的推崇,而且他想把每一個人都放進電玩遊戲《毀滅戰士》(Doom)裡,這樣他就可以看見弱者死光光,只剩強者可以活下去。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兩名年輕人都對電玩成癮,也吸引了新聞記者、評論家與心理學家的注意。普遍的看法認為,長時間暴露在高度暴力的電玩中,可能會對像哈里斯與克萊柏德這樣的年輕人,產生敏感度鈍化(desensitization)的影響,但是這種只集中在電玩遊戲內容的粗淺觀察,並未考量到長期沉浸在數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與心理突變。其實不是遊戲內容,而是刺激本身,對親身體驗受苦與愉悅的敏感度,造成了鈍化效果。

很清楚的是,不是每一個打電玩或受到電子刺激的人,就會變成大屠殺劊子手。在人類心靈突變的大趨勢中,大屠殺劊仔手只是一個能被突顯的表現。

科技/語言的不穩定性

高德森(Rose Goldsen)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會秀、會說話的機器》(The Show and Tell Machine ,書名暫譯)一書中,提到由媒體轉化而來的下一代人類,主要的媒體是指電視與廣告,他還預言,這些人將在心理與語言上產生明顯的變化:「我們正在繁殖新一代的人類,他們的最初印象都是來自機器——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生的事。」

電視與隨後的數位革命,已經對人類心理開始造成強烈的變化。人類從電子產品學到的字彙,比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更多,因此一定會發展出新的感性。如果沒有適當考慮到新環境的衝擊,尤其是新的語言學習過程,就無法了解「大眾精神病理學」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發展而成的最新形式。

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中的兩個主要發展:第一,語言學習脫離有效的親身體驗;第二,對他人體驗的虛擬化。

第一個轉變特別有趣,致力於研究女性哲學觀點的義大利作家慕拉諾(Luisa Muraro)指出,學習語言與情感關係有非常重要的關連,而且是在學習者的身體與母親的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要深刻而有感地掌握語言的雙重意義,以及理解語言符號中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關係,靠的是值得信賴的母親,她那渾身富有情感的身體。

當這個過程簡化成機器與人腦的交流,語言學習就與親身接觸的情感作用分離,而意符與意指的關係變成只有操作性的意義,而沒有情感上的意義。語言不再掌握情感的意涵,意涵也不再深植於身體深處,而溝通也不再被認為是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只是一種操作指示的交換作用。我們可以預期,很快就會出現精神的折磨。

另外,第二種轉變其實已經發生在心理領域:年輕人把早年的人格形成階段,花在持續與資訊機器互動,卻越來越少體驗與別人面對面的親身接觸。兒童不再現身於其他兒童面前,卻常和遙遠的某人以虛擬形式溝通,而這個人的身體則存在於無法感覺、無法判斷的空間。

因此,感性已經瀕臨危急關頭。感性是人類的一種能力,讓人能理解無法簡化成語言的非口語表達的訊號。感性(以及敏感度〔sensitivity〕,是非口語表達能力的肢體與性欲面向,可以理解與交流意義)也是人際之間的感應膜,能對別人的知覺產生同理心。同理心並不是一種天生的情感,而是一種需要教化與改良的心理條件,缺少這種教化,同理心就會退縮,就會消失。

有很多證據顯示,溝通體驗的變化正在同理心(自閉趨勢)與感性(對別人的現身敏感度鈍化)領域,造成反常現象。而這種心理與語言互動關係的變化,也可能與當代生活的不穩定有關。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不只存在於去疆域化時代的全球勞動環境,也意味著社會整體的分裂、自我認知與時間認知的裂解。時間不再屬於每一個個人,資本家也不再購買每一個人的人生;更精確地說,人從工作場所中被移除,時間變得零碎且與個人無關,可以被資本家取得,也可以被以網路相連的機器重新組合。尤其是與資訊與想像力工作有關的認知工作者,特別受到不穩定性原則的影響。無形且純資訊性的工作,根本不必設置在實體的空間,而且,在網際網路的抽象空間中,也可以被轉移、拆解、分割,最後再重組。

超人一接近就喪失超能力的氪元素

超人不敢接近由氪元素興建的首都,在那裡,人們誤以為富足就是有錢,擁有的快樂就是幸福,人們過著非常光鮮的生活,那些未加工、原始存在的事物都已經被擦亮被拋光了;而且人們的靈魂已經獨自漫遊了非常久,久到已經忘記如何和人接觸;在這座城市中,電網只靠虛構的電力供電,仍能區隔男人與男人,也區隔男人與女人?

在槍擊事件不久之前,哈里斯曾經想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但他的申請被駁回。因為他在服用無鬱寧(Fluvoxamine)與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SRI)抗憂鬱藥物,因為法院要求他服用這些藥物,這是憤怒管理療法的一部分。驗屍報告也顯示,他死的時候身上有無鬱寧的成分。無鬱寧的作用是抑制神經元之間的神經傳導物質血清素,血清素被釋放之後,就不再回收。但這樣一來,在神經元之間就會產生更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會攻擊其他神經,並對它們造成刺激。

基本上,神經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並在神經之間的空間遊走,然後會連結在其他神經的感覺器官。很多專家認為,神經傳導物質不平衡是憂鬱症與其他精神疾病的原因。

但是,神經化學無法充分解釋憂鬱症與整個精神折磨。我們需要能包容文化環境與社會背景的更大想像。

現代的文化與政治想像,總是強調年輕、熱情與活力、積極進取與成長的優點,資本主義建立在開發人們的身體能量。然而符號資本主義的基礎,則是抑制社會的神經能量。在有關現代性的、浪漫的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追求不朽的浮士德式動機、對經濟成長與獲利永不滿足、完全否認有機限制的種種論述中,對於「筋疲力盡」的一直非常反感。成長不該只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應是一種文化概念︱關於未來會無限擴張的想像。

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 )一書中,羅馬俱樂部主張需要重新架構社會的生產活動,以符合地球自然資源的有限本質。資本主義對這項警告的回應是:從認知上改變生產的活動,並形成新形態的符號資本主義領域,進而打開似乎可以無限擴張的可能性。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以精神病理學術語來描述(興奮、衰退〔憂鬱〕、消沉、起起伏伏⋯⋯)經濟現象,但是,當大腦變成生產過程中的主要生產單位時,精神病理學就不再只是隱喻,而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經濟循環元素。在整個一九九○年代,整體的世界經濟簡直是興奮擴張。百憂解(Prozac)文化也成為網路經濟中不可分割的社會風景,當時的網路經濟被認為可以無限成長,數十萬的西方營運長、董事長、經理人,都處在一種化學興奮的狀態,他們在需要依賴精神藥物的頭昏眼花中,做出無數的決定。

雖然形成網絡的大腦生產力可能是無限的,但大腦活動的強度限制仍存在於認知工作者的身體:也就是有限的注意力、心理能量與敏感度。儘管網路在資訊領域的速度與形式上跳了一大步,但並未在心理接收能力的速度與形式上同步跳躍。接收者,也就是由血肉、脆弱的實體器官組成的真實的人類大腦,並未根據數位傳送系統的相同標準而格式化。由於資訊工作者要負擔越來越多心理任務,並占據每一個專注時間的片段,因此,資訊工作者可以取得的專注時間則持續降低。因為沒有時間好好醞釀上床的情緒,他們會吃威而剛。為了持續保持警覺,並能做出回應,他們也嗑古柯鹼。為了防止自己察覺到工作與生活根本毫無意義,他們只好服用百憂解。

這種不平衡的第一個徵兆,已經可以在新世紀的前幾個月看到:過度刺激與焦慮的精神錯亂現象。就像躁鬱症病人,一九九○年代的金融興奮榮景,接下來一定就是令人注目的衰退現象。在幾年的不理性繁榮(如同葛林斯班〔AlanGreenspan〕的說法)之後,社會有機體再也無法支撐這種因化學藥物引發的興奮,而帶來的競爭熱情與經濟狂熱。超飽和的集體注意力,最後終於造成社會與經濟的衰退與崩潰。

做就是了

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殺人狂」(running amok)的症狀是一種涵蓋不受控制的憤怒與深度憂鬱的反社會行為。

「running amok」這個字來自馬來語。馬來西亞有一名男子,他之前沒有任何暴力或憤怒的徵兆,但在拿到武器之後,卻忽然發狂,竟然殺害或傷害所有附近的人。殺人狂是一種重建個人聲望的途徑,他希望自己是一個受到眾人敬畏的人,但同時也是一種逃避世界的方法,因為生活已經變得無法忍受,慢慢地,終於以自殺結束生命。這是一種文化依存症候群,臨床表現深受文化背景及其期望影響。

這種症狀意味著,一個人的理性思考與行動失去連結。由於在充滿刺激的環境中,他想行動,也想應用精力,但他卻無法與人競爭,更無法取勝,於是這個人憂鬱纏身,且有罪惡感。因此,從憂鬱的癱瘓麻痺中逃脫的暴力行為,有時候似乎是唯一的脫身方法。這個行動不牽涉到反省,也不意味著未來,卻是一種具有存在、行動、活力的明顯跡象。暴力的行動化(acting out)通常與有意識的仔細思考脫節:做就是了(just do it)。耐吉(Nike)的這句標語,在憂鬱症、僵直症,以及最後導致謀殺式自殺行為奇觀的行動化循環中,是個很好的開始。

做就是了:暴力、爆炸、自殺。即使兇手可能意外活下來,殺人與被殺與這種形式的行動化有關。對殺人狂來說,自己的身體與周遭世界的邊界是模糊的,因此殺人與被殺的界限也是一樣。事實上,恐慌症是同時感知到全部的可能刺激,同時體驗到包括每一個過去與每一個未來的一切。在這種心理變化的狀態下,自我與宇宙的分別,也不復存在了。

在佛洛依德的時代,社會環境基本上非常壓抑,因此行動化的形式是不斷重複的強迫行為。強迫行為是否認與壓抑的神經病架構(neurotic framework)的一部分。但在今天,過度刺激與持續運用神經能量的精神病架構(psychoticframework)是莽撞的人,尤其是容易受到暗示而行動的年輕人、社會邊緣人與社會關係不穩定的人,行動化也有不同的形式,包括精力大爆發、肢體暴力行為,最後以攻擊性、謀殺式的自殺爆炸作結束。

書籍介紹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時報出版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

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從九一一事件、模仿蝙蝠俠電影「小丑」形象的戲院殺人魔、挪威布列維克殺人事件、科倫拜校園事件、趙承熙校園屠殺案,到日本與韓國的自殺潮。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接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在這本集四十年心智思考的著作中,貝拉迪依循德勒茲、瓜塔里的哲學結晶,提供當代民眾一條可供應對與改變的建言。原本是形而上的思想辯證,在貝拉迪細膩地旁徵博引下,翻轉成一條縱然悲觀但仍保有喜悅的行動策略。

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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