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論》洗不盡、怨漬冤痕:被害人篇

《死刑存廢論》洗不盡、怨漬冤痕:被害人篇
Photo Credit:路透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討論死刑存廢之前,我比較關心的是,死刑的正當性是如何被證立,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文:鍾慶禹(律師)

(編按:原文發表於2015年6月7日)

寫在之前

我預計寫個幾篇文章討論死刑。這些文章想要討論的議題是台灣死刑存廢與否的一個「公共議題」,而不是我想不想、你想不想、或是他想不想讓鄭捷(捷運車廂殺人案被告)、龔重安(國小女童割喉案嫌疑人)或任何一個人死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建立這個前提?

現在的資訊來源「媒體」,報導內容多半傾向於訴求人們短期感官刺激的「感官新聞」,主要內容是用來促進閱聽人娛樂、感動、驚奇或好奇感覺的軟性新聞,訴諸感官刺激或情緒反應甚於理性,學者研究把犯罪或衝突、人為意外或天災、性與醜聞、名人或娛樂、宗教或神怪、消費弱勢族群等六類新聞歸類為感官新聞。媒體這麼做當然有其商業目的、政治目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公共議題需要的顯然更需要理性甚過於情緒反應、感官刺激,我想要展開的討論,並不是一篇被記者寫得驚險懸疑新聞底下的留言,而是以公民身份參與對國家政策進行的討論。

在進行認真、嚴肅、負責的討論時,除了一定要鎖定討論的客體之外,更必須確定好討論者自己所站立的位置。今天並不是檢討我們的情緒,因為情緒都是非常個人的事情:我即使再想要某人死,也沒有資格因為我的這個情緒要求國家去殺某人;同理,廢死聯盟即使再想要「救」一個人,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因為一小撮人的情緒,就去要求國家不准殺人。

因此,如果你想要討論的是現在湧上的情緒,或是對於某一則犯罪新聞的感想,那麼很遺憾,我的淺薄文字能貢獻得非常有限,建議不用再繼續瀏覽下去;而如果你想用公民身份關心死刑存廢的國家刑事政策,或許我們可以能夠有所交集而進行討論,誠摯邀請你和我一起思考,並請給我建議。

什麼是死刑?

死刑屬於刑罰的一種,是國家對於違反廣義刑法人民的一種處罰方式,被規定在刑法本文中。所以,死刑目前是合乎法律規範的。司法單位可以判決被告死刑,行政單位也有權去執行,也就是殺了經過司法特定的這個人民。

實際上在存廢這個領域討論的問題為是否「仍然存在著必須以將人殺死作為刑罰方式一種的必要」。在討論死刑存廢之前,我比較關心的是,死刑的正當性是如何被證立,而這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討論到死刑議題的時候,通常會從行為人的某種殘暴行為開始,然而行為人的行為只是一連串的起點。在殺人等重大刑案的過程當中,真正重新「被發現」的是被害人的角色。

無論在案件發生之前這個人有多麼的陌生或漠不關心,但是在蒙受苦難的連結下,卻產生足以感同身受的結果。對於被害人的同情往往成為支持死刑最動人且強而有力的理由,透過媒體的聚焦效應,被害人的力量也貌似強大了起來。

「因為被害人很可憐(無論是本人或者是家屬),所以必須要將行為人處死」的命題於是焉出現。這會是死刑正當性解答嗎?

此命題預設「必須將人殺死」的前提出自被害人的要求,或許可能再連結到「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種漢摩拉比法典式的古老應報概念,在理論上是可以說得通的。

可惜,理論上說得通,卻不切實際。

社會是任由「被害人」來決定刑罰嗎?

要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解構被泛指「被害人」的這個集合。

如果只從被媒體強力放送的重大刑案當作討論素材,我們不會聯想到被害人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想像。現在社會上媒體或是多數人在討論的被害人都是「被死刑犯故意殺死的當事人及其家屬」,這個判準的選擇,以及強烈聚焦的現象本身就已經流漏出了隱約和「因為被害人所以必須有殺人刑罰」前提相背反的訊息。

首先,被「故意殺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屬,範圍其實不只違反本國刑法所制定的「重大犯罪」。

簡單舉個例子,在死刑議題中,慣常以被害人加上正義擁護者之姿出現的白冰冰女士,她卻可以主持228音樂會。228事件是發生在台灣的統治階級鎮壓屠殺,白女士卻希望大家「放下仇恨,以寬容來撫平傷痛」,這種在死刑存廢議題中最被唾棄的寬恕論,卻似乎可以被社會主流(媒體)所接受,甚至將反對者貼上藍綠惡鬥的標籤,直接拒絕理性對話和了解其論述。同樣的情形或多或少出現在各種世界性的人權公共議題,如中國鎮壓圖博、法輪功,IS組織對統治區域人民的屠殺等等,我們關心對行為人處遇方式的強度,都遠遠不及發生在北投國小的單一殺人案件。

這裡我們漸漸掌握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同情-殺人」命題裡面的「被害人」是被挑選出來的結果,而不是一種廣泛的、有擴及全部「殺人案件被害人」的概念。

再來,我們縮小範圍,即使是重大刑案,也是有被害人家屬願意原諒行為人的可能。例如日前被媒體攻訐為「白痴媽媽」的涂媽媽,就選擇原諒殺害愛女的兇手,而不堅持要判其死刑;而在爭議甚大的馬曉濱擄人勒贖案中,即使「被害人自己」張國明,「被害人家屬」張榮發都願意原諒進行擄人勒贖的加害人,但是當時聲稱站在被害人立場的被害人人權保護協會卻發表強硬聲明,「反對馬曉濱等人獲得任何減免死刑的作法。」堅持只有進行擄人勒贖卻沒有撕票的馬曉濱等人必須要執行死刑。

縱使取得被害人原諒,原本依附在被害人之後,看似替其發出不平之鳴的社會大眾(站在被害人立場的被害人保護協會!),也不見得會原諒行為人。實際上,進行審判的法院只需要參考,但不受到被害人意見的拘束,這是我們在現實運作中的機制,卻罕見有人要求檢討機制本身,質疑其不符合「被害人決定受損害程度和加害人處遇」這樣的原則。最近在刑法學界新興並廣為討論的修復性司法實際上很難有介入重大刑案領域的可能,無論再怎麼「同情」刑案被害人,社會仍不可能任由被害人自行處分行為人,決定其處遇。

殺人一定會判死刑?判死刑一定有殺人?

由此可以掌握到一個事實,現代刑事司法和漢摩拉比法典已經大相逕庭,而最重要的關鍵恰好在於主導刑罰的權力被收歸到國家,以及其所實際代表的公眾(除了國家以外的私人都不可以使用暴力,否則「不合法」)。我們不再任由被害人去決定刑罰與否和刑罰的強度,而是假手法院適用法律。而法院和法律體系在廣義下絕對是一種社會機制,是由這個廣義的「我們」透過法院來評價所造成的損害,以及決定因此要施加的刑罰。

在這個挑選判準中,所謂的死刑犯其實是司法體系運作之後的產品,而社會給這個體系設定的規則其實是:「殺人並不一定被判死刑」。

刑法第271條的殺人罪刑度,除了死刑之外,還有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等等的選項,過失致死刑度甚至只有兩年以下。所以如果「因為被害人可憐值得同情所以要將行為人死刑」的命題存在著,而實際上故意殺人案件被判至死刑者的統計僅約占總數的1%,再把其他各種過失至死的情形算進去比例更為可觀。如果要說在司法上「未判死刑」即代表被害人及家屬不可憐、不值得同情,實在非常荒謬,顯然會和一般感情相違背。

再反過來觀察,「被判死刑的不一定有殺人」:諸如現仍存在的煙毒條例,在煙毒條例中,出現的「被害人」多半是行為人自身,涉人命者幾希,但是仍然能夠被判到死刑的刑度,這些人的被判死刑可能性,明顯和已經出現可憐且無法再發言的死去被害人欠乏關聯。

「殺人不一定會判到死刑」和「被判死刑不一定有殺人」,這些都是現行體制的現實,而顯然這兩個命題明顯牴觸「殺人償命」邏輯,卻沒有受到強烈的質疑,因此我們在此可以推定,這是我們社會所共同能夠接受的前提。這個司法運作現實,已經和漢摩拉比法典「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劉邦入咸陽的「殺人者死」這種單純從被害人反射出來的制度差距很遠,我們社會多數人,接受的就是這種已經複雜化、不再單純原始的制度,以國家、公眾的立場去決定是否有需要使用死刑。

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究竟是什麼?

討論至此,我們應該可以逐漸將社會公眾和被害人(及其家屬)的立場剝離,視之為兩個不同的群體。公眾有自己外於被害人的思考、想法,也不受被害人所拘束。

事實上,無論任何殃及人命的事件,被害人家屬都會有所怨憤,亦蒙受一般人難以承受的惡果,這種經驗絕對不可能被任意分類、定義。但我們卻聚焦在非常狹義下的被害人家屬,(媒體)不斷強調其處境之艱難,卻又從來沒有對遭受更慘待遇(大規模屠殺)、未遭受死刑判決行為人的被害人賦予相同的關注,亦未見主張應允被害人家屬自行對加害人進行處遇,而國家在制度上對於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屬補償和照護不足的問題,更非一日之寒。

當被害人及其家屬作為一個群體的處境,是在符合特定需要的情況下(社會討論廢除死刑與否的議題時),才被選擇性的提起(只有特定符合立場被害人家屬的意見才會受到重視),那麼在討論中,對這個群體的角色界定實際上更偏近工具,而不是主體。

進而,工具化的思考造成嚴重的惡果。由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個案觀察,社會需要的是對死刑犯深痛惡絕、痛不欲生的被害人家屬。當大眾的眼光如此期待,被害人家屬將更難從這種喪失至親的傷痛中走出,在這一波又一波的廢死爭議中,每一次都要在大眾之前重提往事,強調他們的傷痛和仇恨,用以激起群憤,群憤似乎無益於被害人家屬日後生活的開展。或謂,如果被害人家屬能夠透過這種被利用的管道能夠殺死行為人,也算「還彼等公道」。

但如前述,漢摩拉比法典式的同害報復已經被捨棄良久,所謂「公道」的概念實際上仍決諸社會(法律):然而做為少數的被害人家屬是十分弱勢的,在沒有主導刑事程序的地位下,通常是被動地接受社會力量加諸其身的處遇。

換個角度,更有可能是社會觀念認定行為人該處以極刑,才會賦予被害人家屬認為必須要殺人才是還其公道的想像。實際上,從歷史觀察,我們的所謂「極刑」不斷處於變動的狀態,如果現在社會還存在著公開斬首、凌遲處死一類的酷刑,或許被害人家屬也會認為其傷痛必須透過這樣的「極刑」才能還其公道,此時是否僅有秘密行刑,還可以先打麻醉的現行死刑制度又不足以彌補被害人了呢?這種思考如同死刑犯「因為被判死刑所以該處死」般,可能陷入套套邏輯的迷思。

實際上,不管被害人家屬被賦予何種想像,最終都不是透過他們的意志,都是由法院,甚至是大眾輿論去決定加害人的刑罰,那麼追根究底會造成「公道無法被實現」的痛苦者,更可能是社會本身(因為沒辦法放下權力,任由被害人處置加害人)。也許被害人群體中有部分成員會因為這個被利用的關係獲得希冀的利益(讓行為人被國家殺死完成復仇願望),但對整個被害人群體來說還是不脫是處於被利用狀態的本質,也使其不適宜在死刑存廢的討論脈絡中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不是被害人,公眾是否就失去要求執行死刑的正當性?

先說結論,我覺得不會。

從前面的脈絡拉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司法從來就沒有試圖透過被害人的願望、想法之類的方式去建立對人民施加刑罰的正當性。行為人必須負責的根據,在於他的行為違反了其所參加的社群(國家、社會)共同約定的秩序(法律),所以無論應報、答責的對象都是他所參加的這個社群,而非被害人。

所以,公眾即使不是被害人或和被害人相關的人,以身為社群的參與者身份,當然在這個基礎上還是有權制定、並要求執行在行為人進行行為前就已經約定好的刑罰。換句話說,死刑的正當性不是建立在有被害人之存在,而在於特定的加害人身為社群的成員,卻違反了社群對他的要求,社群因此認為有將其殺死之必要。這樣一個命題完整詮釋了現行體制,即使沒有受到被害人(或其親屬)的支持,仍然不影響死刑的正當性。

也許有人注意到,在這篇討論被害人的文章中,我遺漏了「正義」這樣一個關鍵又重要的議題,即我們是因為替被害人報仇去殺人符合正義,殺人償命也是一種正義的展現等等。實際上這些東西和前面的內容完全不衝突,是否有某種普世價值類型的存在,導致我們覺得「義所當為」,這些都可以是我們決定社群要如何評價加害人行為的輔助標準,但不會因此讓權力又回歸到被害人身上。社群真正的考量是什麼呢?社群決定動用死刑的正當性構築在哪裡呢?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被發現的起點,作為社會發見加害人的起點、發動司法介入程序的起點,但卻不會是決定刑罰處遇的終點。在中間的過程,我們填充進去更多不同的考量,是這些考量,決定了發動刑罰,乃至於死刑的正當性。

後篇 ►《死刑存廢論》怒難平、義憤填膺:法院與大眾篇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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