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史》流亡作者:習近平時代搞個人崇拜,造就「次文革」土壤

《文革十年史》流亡作者:習近平時代搞個人崇拜,造就「次文革」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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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認為,除了毛澤東,也須為鄧小平的失誤(包括六四),以及30年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作全面評價,中國才能向前走。

文:《信報財經月報》記者李澄欣

嚴家祺(原名嚴家其)今年74歲,依舊思想敏銳,語速驚人。他是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曾任趙紫陽的政改智囊,六四後名列中共通緝令榜首,獲「黃雀行動」營救,與妻子高皋經香港流亡海外,現居於美國馬里蘭州。

2009年他接受《蘋果日報》專訪,記者形容他家徒四壁,甚至好言探問他是否需要接濟。流亡海外並不風光,為的只是自由,20多年來他身在異鄉,心在故土,從沒停寫中國政治分析文章。

香港自由收窄 變相文字獄

國內大氣候,香港小氣候,本港言論空間收窄,他亦有留意。「文革把『文字獄』擴展到中國每個角落,對人實行高度的思想控制。香港回歸後,北京漠視《基本法》,不斷出現踐踏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事件,這就是變相的『文字獄』。」

1979年,他與妻子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在大陸出版,序言道:「一個不能從災難中總結並吸取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時隔50年,中國未吸取教訓,甚至任由文革火種死灰復燃。嚴家祺直言︰「到今天,文革的經驗教訓仍然沒有充分總結,也沒有法制化。所以類似文革的一些現象還存在,有人把前不久『圍剿任志強』稱為『文革十日』。」

理科出身 渴望理解文革

嚴家祺對文革的研究,始於一顆好奇心。他本科讀數學物理,從不關心政治,也沒學好歷史,1964年畢業後,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社科院前身),才轉攻文科,成為于光遠(著名經濟學家)和龔育之(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研究生。

1966年夏天,時年24歲的他在學部經歷文革,種種現象也讓這位社會科學新丁摸不着頭腦。「學自然科學的人相信,凡事都可以找到解釋,但文革後我很多事都不理解。學部的黨支部、黨委垮掉了,毛澤東發最高指示,就可以批評黨委、黨的領導人,發動運動,這怎麼回事?」腦裏一堆問號,引發他尋根究底。「我最大的興趣,就是要理解文革怎麼回事。」

同窗劉長林(現社科院哲學所教授)的一番話,更埋下寫書的種子。「他北大哲學系畢業,告訴我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時,美國記者約翰.里德(John Reed)寫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很有影響力。我就想,既然約翰.里德能寫十月革命的書,我為什麼不能寫文化大革命的書呢?」

於是,他動手刮料。文革初期,他是學部的少數派,毋須參加多數派和文革小組活動。當時多派之間鬥爭不息,沒人有暇管他,嚴家祺樂得清閒,每日到天安門附近逛街,甚至去龍潭湖游泳。他善用自由在街上蒐集紅衛兵的印刷品。「王府井和長安街的交叉口,是小報、傳單發行場所,大多免費,少數要一分錢,很多資料很厚,幾十頁紙也不夠5分錢。很多單位散發批判劉少奇的資料,厚得不得了。在王府井、長安街、西單走一圈,每天都拿到幾十份資料。」

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嚴家祺常晚上在王府井口和東單郵局一帶抄寫大字報和詩詞,抄到4月4日晚天安門廣場清場前半小時。這批珍貴史料曾擺滿一屋,如今下落不明,他萬千感慨。「六四前,我家裏有全套的文革資料,非常非常多,1989年逃出來,資料不可能帶着,感到非常遺憾。」

流失的史料,許多是批判文革的證據。「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是老紅衛兵,他們最早提出反對專制制度,這個言論很厲害,我當時很吃驚。他們在1967年元旦發出文件『中發秘字003號』,寫道:『堅決、徹底、全面、乾淨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幾個委員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這個紅衛兵組織很快被鎮壓了,因他們是反動組織,被謝富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取締了。這些資料令我大開眼界,怎麼有人敢講這樣的話呢?」若當年有言論自由,恐怕文革很快結束。

薄一波反對 胡耀邦拍板

好不容易捱過文革,嚴家祺與劉長林等人合著《四五運動紀實》記述1976年天安門事件,該書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8萬冊。同年,他的醫生太太高皋,每日下班寫《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收錄嚴家祺在文革時期蒐集的資料,嚴負責修訂增補,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曾遭薄一波(中共元老之一)異議,最後由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拍板,下令內部發行100多萬冊。

產生文革的三個條件

嚴家祺總結出文革產生的三個條件:

第一是高度公有制,黨和政府控制每個人的生活來源(工資和糧票),變相控制思想和言論。「工資都要從政府拿,你敢亂說亂動就失業了。公有制社會是不可能有言論自由的,所以毛澤東提倡發動文革,他說什麼,大家做什麼,以最高指示為綱。」

第二是極端個人崇拜,神化毛澤東,毛任何一句話都是最高法律,令全國陷入無法律狀態。「可以打、砸、搶,不用經過法院就隨意打死人。學生隨意打死老師,在農村隨意活埋地主、富農,湖南道縣大屠殺就是這樣,無法無天!」

第三是傳播工具,電話、廣播和報紙有利傳播毛思想,鐵路亦促成火車大串連,使文革蔓延全國。

基於以上三點,他認為50年前的文革不會捲土重來,中國已擺脫高度公有制,當權者不能像50年前那樣控制每個人的言論和工作。「像任志強批評『黨報姓黨』,也不可能把他這樣的人一個個關進監獄。他收入不靠單位,他不怕。」

然而,近幾十年無約束的資本主義也造成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化,促使民間毛熱再起。「毛澤東代表兩種力量,一是中國傳統社會『均貧富』的力量,這種思想讓老百姓懷念毛澤東;另一種是官僚、帝王統治的專制傳統。加強皇權有兩個辦法,一是殺功臣,包括打擊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二是鎮壓人民的反抗。」

批判毛澤東 中國才有希望

毛澤東幽靈今猶在,文革雖不會全盤複製至今天,卻有「次文革」土壤。「習近平時代有兩點與毛澤東時代相同,第一,有人又懷念起毛澤東來了,因為當時沒有兩極分化,沒有大量的失業現象。第二,個人崇拜的因素沒有消失,即使習近平本人不贊成個人崇拜,他下面還有林彪,包括詩人作家、文人,搞社會科學的人,還在提倡個人崇拜。中國社會還有長期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民的權利沒有保障。」

1990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由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比大陸版本增加七八成內容,分上下兩冊。「當時我們已離開中國,在書中講到文革產生的根源,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了,和毛澤東本人有關係,不只是林彪或者四人幫,總的後台是毛澤東。」

大陸版不能直批毛澤東,正是問題所在。被問及中國是否對文革有足夠反思,嚴家祺斬釘截鐵道:「沒有!文革之所以不能深刻反思,長期有一塊石頭擋住,就是怎樣全面評價毛澤東的一系列失誤。批判毛的失誤,中國才有希望。」「對毛進行評價,要求中共領導人有膽略。這一二十年內不讓大家議論,只發幾篇官方的文章就算,社會不可能進步,必須在言論、新聞自由下,共同找到大多數人接受的看法。評價文革是頭等大事,不解決好,反腐的成果有限。」

嚴家祺認為,除了毛澤東,也須為鄧小平的失誤(包括六四),以及30年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作全面評價,中國才能向前走。無奈現屆領導人開歷史倒車,中央甚至下發「七不講」,不能講的包括公民權利、新聞自由和中共歷史錯誤。

「文革是一個最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沒有言論自由,社會進步不了。」他感慨道:「胡耀邦是最相信人民的人,他不怕人民,老百姓找到他家裏都沒問題。一個人要是怕老百姓,那就要出問題了。」

嚴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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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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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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