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漢景帝何以讓漢陽陵的彩俑,能有如此安詳的微笑?

兩千多年前的漢景帝何以讓漢陽陵的彩俑,能有如此安詳的微笑?
Photo Credit: 朱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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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陽陵的「微笑彩俑」,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承平時代「文景之治」的最佳記憶:人民的微笑,乃是歷史的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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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漢陽陵出土大量彩繪裸體陶俑的消息傳出,震驚世界。當時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時代雜誌、法國費加洛雜誌等知名媒體相繼報導,國際間對漢陽陵有「裸俑」更是嘖嘖稱奇;在中國媒體方面,則稱這批兩千多年前的神秘客為「東方維納斯」、「東方大衛」。後續的考古發掘,解開漢陽陵彩俑的裸體之謎,並進而發現漢陽陵有世界上最早的宦官形象、有女騎兵的颯颯英姿,有大批動物與豐富的生活器用,補強了歷史的空白篇章。

不過,即便漢陽陵彩俑的問世,在中國藝術史上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但這批彩俑最大的身世之謎,關鍵在於它們臉上的那一抹「微笑」:是如此的祥和、迷人和神秘。甚至在你眼前端坐著的,也早已不是過去理解下的那種只有工藝價值的古文物,而是能夠穿越千古黃沙長卷,從薄霧中透出溫柔亮光的「微笑彩俑」。

「微笑」這個神態,不僅就藝術來說具有非常深刻且重要的意義,對於人生來說亦如是。像是悲劇藝術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說過一段形象非常鮮明的話:

只有我最明白,為何在各種動物之中,只有人才會笑?那是因為他所遭受的最為殘酷,不得不以笑來排解,於是發明了笑。

回想至今掛在法國羅浮宮的鎮殿之寶《蒙娜麗莎》(La Gioconda)的微笑,不僅標榜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最高峰,至今依然是許多藝術家和相關研究者,所致力於探索背後神秘的目標。作者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曾經解剖了三十幾具的屍體,還畫了好多張極為細緻關於人類臉部肌肉的草圖,就是想深入瞭解笑的原理是什麼,但同時達文西也在繪畫當中不斷提醒自己:微笑之所以微笑,絕不僅是肌肉的牽動,更多的是源於內心的一種喜悅,自然而然地蕩漾在臉上的一種狀態。

但以上在藝術品中「微笑」的意義,多半是就個人而言的,很難有一個更宏觀、高維度的視角來探討笑的意義。不過這件事情當然是有難度的,畢竟就中國來說,通常會面露微笑的要嘛是宗教,如彌勒佛或菩薩;不然就是看破紅塵的隱士,如魏晉的竹林七賢。所以通常「微笑」在中國藝術裡,意味著的不是「幸福洋溢」的一種情感,而是一種超脫世俗或大徹大悟後的灑脫與智慧。這份神態在藝術品中,尤其是由特定人士或族群所享有,非常難具有普世性——大規模地在市井小民的臉上展現。

中國上古美術史多是半抽象的動物造型,也就是傳統稱呼青銅器上的「饕餮」。和同一時期的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希臘幾個古文明比較,人物造型一直不是中國美術的主流,人像和人體藝術也相對不發達。所以在70年代以前,中國藝術學者的主流觀點指出中國的「人像美學」是來自於印度,此觀點是直到秦朝的兵馬俑出土後才被顛覆:中國其實自古以來,在本土就有原創的人像造型藝術。

當我們談到中國藝術史上的「人俑」,通常會很直觀地想到秦始皇的「兵馬俑」。其歷史的重要性更使得其光芒掩蓋了其他作品,像是漢景帝陽陵的「微笑彩俑」,就不如秦皇兵馬俑這般如雷貫耳,但是其作品在人像美學上所綻放的微笑,卻十分地迷人。

這也令我想到,哲學家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裡頭有個橋段,是描述作者本人在面對古希臘的雕像時,對其細部所感到不解時的困惑,並進而引發出許多發人省思且獨到的觀點。一位歷史思想家,在面對藝術品時,能在一件藝術品中彷彿看到了一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縮影。這也讓我不禁懷疑,漢陽陵中出土的「微笑彩俑」,其臉上的微笑意義,是否也能超越個人意義上的微笑,進而從中窺見漢朝時的面貌呢?兩千多年前的漢景帝,又何以讓漢陽陵的彩俑,能有如此安詳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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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Brücke-Osteuropa
漢陽陵 騎兵俑

西漢的「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甚至對比於整部歷史中的諸多「XX治世」中,也是特別的祥和與豐餚。當時人民的豐衣足食,在《漢書.食貨志》描寫得十足生動:70年間,無需全國動員的大事件;只要沒有水災旱災,老百姓都不愁吃穿;錢太多、糧太多,京師的中央銀行,因為長久不須支出,串銅錢的繩子都腐朽斷裂了等等。

但是此等現象其實得來不易,在《史記.平准書》中曾載:「漢興,接秦之弊。」秦末漢初民生凋敝,米貴到買不起,百姓被飢餓逼慘到「人相食」;「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那時很缺馬,將相只能用牛車代步,就連皇帝的車駕也挑不到體格、毛色近似的馬匹。漢初每石米貴到5000錢,「文景之治」時期每石只要數十錢。米價便宜、糧食充裕,漢文帝、景帝勸農、重農有很大的關係。

太史公司馬遷也描述,漢文帝時的人民安居樂業:「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遨嬉戲如小兒狀。」,意思是老人不用為生活奔波,可以像孩子一樣無憂嬉戲,這樣的社會,必然有足夠的財富與福利做到「老吾老」。社會令人安心,自然反映為漢陽陵彩繪陶俑的微笑,安詳動人。美學傳道者蔣勳讚歎陽陵俑的美,認為這些微笑驗證「四十年監獄都空了」的治世,正可以看見「文景之治」的美好。

「文景之治」是西漢黃老政治的輝煌時期。漢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竇太后,是推行黃老政治的核心人物,她「好黃帝、老子言」,在他的督促下,景帝及其諸竇子侄,不敢不讀《老子》進而尊其術。

在《老子》一書中,「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這段話譬喻治大國應當無為——不擾民,是清靜無為的大原則。所以在「文景之治」的時候,降低課稅,以減少人民負擔;減少徭役,讓百姓可以專心種植、生產。甚至還廢除了連坐罪,文帝認為用不公正的法律懲罰人民,又怎麼能起到法律禁止殘暴的警示作用;同時也廢除了詛咒妖言之罪,文帝認為不應箝制言論,才能廣開言路、活絡思考。之後的景帝,更是在力求司法公正上,建立了更為完善的上訴制度;也為了力行勸農,更以身作則的下田耕作。

不過,傳統史學家對於漢景帝的評價,通常認為漢景帝不如父親漢文帝仁厚,也比不上兒子漢武帝有開疆大業。這點在司馬遷的著作《史記》中,就已看出端倪,他對漢文帝其人一唱三讚的做法,相比於對漢景帝只是平鋪直述的大事紀要,連明代的學者董份都說司馬遷「意固有在」,可見大家都看得出來司馬遷的故意。

促使其褒貶不一的最大爭議,莫過於就是在於漢景帝的「統治藝術」,縱使漢景帝是一代明君,也被不少人稱為是「心狠手辣的一代明君」。可是歷史學者黃仁宇在論「文景之治」時,引了義大利哲學家馬基維利(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在名著《君王論》一書中的所言:「執政者的恩怨,與個人的恩怨,不可一概而論。」

無論如何,「為君難,為臣不易」在《論語.子路》篇中早有明訓。雍正皇帝愛「為君難」三字,愛到刻成璽印;漢景帝對「為君難」的道理,更當刻骨銘心。

匈牙利的藝術家豪瑟(Arnold Hauser),他同時也是藝術社會學的奠基者,還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學生。豪瑟著名的藝術哲學思想,即是反對藝術作品應該是「純粹」的,他認為藝術非但不應該脫離世俗,更應該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著緊密的連結。在豪瑟生涯中的最後一部著作《藝術社會學》中,詳細探究了藝術中的社會與經濟等決定因素。此書中,他所說的:「藝術不僅反映社會,而且也與社會相互影響。」現今已在學界乃至民間被廣泛地接受。漢陽陵的「微笑彩俑」,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承平時代「文景之治」的最佳記憶:人民的微笑,乃是歷史的證物。

當然,任何時代的政治現實都不天真,亦複雜且殘酷地考驗著人性。即使歷史的真相,未必如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即使史書對君王的歌功頌德,也還有不為人知的內幕。關於這點,義大利的歷史哲學家克羅奇(Benedetto Croce)曾說過一句如雷貫耳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可不謂為十分精闢且深刻的見解。

那麼,要是連「歷史」都不足以為真的時候,又有什麼前人留下的紀錄能夠足以為真呢?古希臘三哲之一的亞里斯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有句名言:「美,比歷史還真實。」提醒著當我們凝視漢陽陵的微笑彩俑時,可以從動人的微笑中反映出人心之美。

微笑,才是時間顛簸不破的真理。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