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勝過深淵的東西——記那些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台灣人

Photo Credit: 世界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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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中國汶川大地震8週年,從災區回來的三個台灣人,一個得了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一個從此顏面神經失調。然而,因著這這群台灣人,八八風災時,四川深山小學一個班上最窮的學生捐出存了許久、全身僅有的70元人民幣,而養雞維生、從未出過遠門的白髮爺爺賣掉半數的雞,湊了400元人民幣,全給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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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世界微光|照片提供:陳鴻、蘇琪、史詠

「當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尼采

在走向世界需要的過程中,
並不會從此踏入一個與黑暗隔絕的烏托邦,
也不會永如那些閃閃發光的愛和善意,
一路美好、鮮花齊放。

2016年,中國汶川大地震8週年,我們抵達大廈林立的台北精華地段,走進信義區的國泰金融大樓,史詠出現在面前。

曾在四川災區長駐的他,2011年因工作告一段落返台,現在是任職於微軟的工程師,2016年初,整個社區工作圓滿結束,但他從未與四川斷了聯絡。

說要聊聊他在四川的故事,他大方打開手機,一張張描述照片背後的意義,「那時認識的國中生,現在幾乎都大學畢業、成家立業了。」有人在微信群組上祝他生日快樂,有人向他報告考上北京大學研究所的消息,「有次回去拜訪重慶的學生,他的爸媽把床讓給我睡,還有一次大家全擠在一張床上,好像回到過往的時光。」他滑著手機,突然說:「等一下,我先回個他們訊息。」

如果不是先前聽說,不會看出眼前滑著手機的年輕男子表情有何異狀,更不會知道由於長期待在災區的高山,冬天溫度驟降至零度,他的顏面神經從此失調。

「喔,一切都很突然,某天早上起床,覺得嘴巴和眼睛怪怪的,後來臉越來越糾結、吃飯時東西會掉出來、眼睛閉不起來一直流眼淚⋯⋯」他解釋:「現在狀態雖然好多了,還是必須用意志力去控制其它肌肉。」

聽起來,這個故事不像俗諺所說的「好心有好報」,但他並不在意。

不在意的,還有同時期和他一起參與災區工作的一對台灣宣教士夫妻,陳鴻和蘇琪。2012年,當工作告一段落,蘇琪回到台灣,才發現因長期投入重災區的心理輔導工作,她得了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常常夢到災區情景、緊急危機事件、被追被跟蹤,還有揮之不去的自殺意念,持續治療2年4個月後,才恢復健康。

搬到四川7個月,遇上汶川大地震

2007年,成為宣教士的陳鴻夫妻,搭上飛往四川的班機時,還不清楚會在何處落腳。

「雖然已經為這一步準備了10年,當時,我們手上卻只有一組機構介紹的Email和電話號碼,完全不知道會有什麼等在前方。」第一天,他們站在飯店前,因銀行打烊付不出訂金,第二天,蘇琪錄取了一場心理諮商師的面試,第三天,就找到了落腳的房子,一切都充滿未知與意外。

得到PTSD也是意外,事實上,會碰到規模八的汶川大地震本就在預料之外。

「我記得很清楚,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我們家住在15樓,剛走出電梯,突然天搖地動⋯⋯」陳鴻回憶:「晃了2分半鐘,卻覺得好像過了一輩子。」

那時,他們才搬去四川7個月,但曾和教會參與台灣921災後重建的他們,很快反應過來,3天後就跟著救災團隊到訪重災區,在一週內了解情況、運送物資、培訓心理諮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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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個洞、幾塊木板和一片帆布,就搭起當地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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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的兒童心理輔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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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震無法上學的孩子,每天大排長龍來輔導站上課。

汶川大地震,是中國自唐山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地震,至少近7萬人喪生。震央雖然在汶川,但災情最嚴重的是附近地區。陳鴻夫妻訪視的重災區,近5千人遇難,是人數最多、堰塞湖也最多的地方,80%房屋倒塌,16個鄉鎮被夷為平地。當地居民告訴他們:「地震那一瞬間,大地裂成兩半,噴出一堆土石,掩埋整個村莊,地平面立刻高了100公尺⋯⋯」

中國政府親自帶他們進去最嚴重的其中一個災區,接著2個月,他們與志工團隊在瓦礫堆中建立帳篷學校,訓練從世界各地來的志工,一家一家探訪,投入災區心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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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探訪時,看見孩子獨自睡在組合屋(當地稱為「板房」)。陳鴻夫妻訓練的志工,必須生活在上萬災民之中,跟著住帳篷、睡地板、吃泡麵一個月,或一起在偃塞湖潰堤時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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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畢業自政大哲學系,蘇琪是專業心理諮商師,曾和教會參與台灣921災後重建的他們,3天後就跟著救災團隊探訪重災區。他們的女兒跟著進災區時,還不到一歲。
短短2分半內,失去一切

「有個家庭,原本是月收入近1萬人民幣(約新台幣5萬元)的小康家庭,地震將房子震垮了,一家人在廢棄的車底睡了一個月;大地就是床,汽車車底板就是棉被,下雨了就拿塑膠布擋雨⋯⋯短短2分半內,失去了一切。」

然而,最叫人寒心的還不是物質損失,而是人心炎涼:「一個10歲女孩,震後成了孤兒,本來有親戚來認她,大家都為她高興,沒想到,親戚領完補助款就走了。」許多人的財產僅剩隨身攜帶的手機,未來一片茫然,更多人因著見不到親友最後一面而徹底心碎。

到了8月,一切仍然百廢待舉,此時因著奧運,中國政府下令要帳篷中的災民回老家重建——但是,所謂的「老家」,都還一片荒涼,甚至流傳著瘟疫和狂犬病,「當地志工只好不顧危險,陪村民翻了5座山頭,回到堰塞湖積水剛退的家鄉,徒手蓋起了簡易房。」

基礎建設大致穩定後,2009年,政府開始請出志工團體,陳鴻夫妻則因著專業以及參與當地長期助學計畫的緣故,得以留下。他們隔週到災區探訪、鼓勵,並培育當地志工,有時當天來回成都與災區,開11小時的車,只為載一批又一批訓練有素的新志工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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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區裡,他們和災民一起忍受沒電的生活、不良的衛生條件、惱人的蚊蠅,以及不知何時會來的餘震,到第3年的時候,居民開始好奇:「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做?這是什麼力量?我們的親朋好友都不聞不問,為什麼你們現在還在這裡?」

靠人的愛,能愛多久?

「靠我們自己的愛,怎麼有辦法?」回想初到四川之時,陳鴻和蘇琪其實很不適應,「待了4個月,我們的四川話才聽說流暢,但更令我們困擾的,是與台灣的安逸溫良完全不同的社會氛圍。」

三不五時,陳鴻夫妻就會遇見巧取訛詐、貪小便宜的情況,令他們防不勝防,「其實有時候對方佔的便宜,也不過是多幾塊錢,但那種被欺負、被硬拗的感覺,就是讓人很不舒服。不知不覺,自己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

陳鴻說,蘇琪懷孕時,有次兩人在等計程車,當一輛計程車緩緩駛來時,突然一人衝過來攔車,他不禁略微動怒:「當下我心想,這真的太誇張了,這裡有孕婦在等車,竟然還過來搶搭。」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想幫蘇琪攔車,只是以往的經驗讓兩人反射性以為對方不懷好意。「其實,這些人也有苦衷。文化大革命至今,社會仍然充滿猜忌,交際充滿戒心,因為下一個背叛你的,很可能就是身邊的人。人與人之間如此不信任,他們也很痛苦⋯⋯」

在災區,陳鴻夫妻和當地志工陪著災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變動,原本對人性充滿懷疑的居民,在長期駐留災區的志工身上,看見從未經歷的愛和信任,漸漸願意敞開心門建立友誼;而對陳鴻夫妻而言,他們看待這些「需要援助」的居民,也有不同於他人的角度。

「表面上,他們是接受幫助的一方,但上帝讓我們看見,和我們比起來,吃過這些苦的他們,才是未來可以幫助更多人的人。這些災民看起來是軟弱的,但在我們眼中,他們才是堅強的。」如今,許多災區的下一代年輕人,因著在低谷時認識這群人,立志要到更偏遠的地區幫助其他人。「與其說我們幫助他們,不如說我們有幸得到這個機會,可以看到他們有能力走得比我們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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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詠看見的也是這樣一個未來,而且如今已實現。當時,許多離鄉背井的學生和青年回到災區幫忙,現在,災區的孩子幾乎都屆雙十年華,不少人選擇留在家鄉,擔任中學老師或政府官員回饋鄰里;前往外地的,不是嚮往城市,而是想服務更需要的地方——災區還有不少居民,一生沒出過遠門,卻特別關注台灣。

只是「看到」了

在四川的深山村落,車子在小路上前進,一條條小徑,一片片翠綠,有人從石磚房裡探出頭來,有人挑著扁擔經過,路邊山舍倚著隨處可見的農田,即使是石牆竄出的雜亂長草都成了景致。

再往裡走,有間養雞人家,竹條交錯編織成門,所謂的「雞舍」,其實就在自家瓦灶旁。「本來養了10幾隻,現在只剩下5隻。」為什麼?「賣雞的錢都給台灣了。」

原來,一口鄉音、足不出戶的白髮爺爺,和兒子湊了400塊人民幣(約新台幣2,000元),全捐給了當時台灣的八八風災,只因汶川大地震那天,他成了受災戶,而素昧平生的台灣人扛著大米,走進他家。

地震那年,史詠29歲,偶然和陳鴻夫妻在重災區住帳篷住了兩週,返台後就決定辭掉工作,長駐四川。身為一個自覺是「無用僕人」的基督徒,沒有什麼偉大的理由,只是覺得自己「看到」了。

「到處都是失去家人的人。有間幼稚園,原本有100多個孩子,只剩下5個,還有村子幾乎全村消失,上游埋了快700人,以前夏天都會在河裡喝水、洗澡的村民,再也不敢靠近河流。」他加入基督教救助協會的工作,在青川縣、綿陽市各待了半年,後轉到雅安市中峰鄉,住進一間台灣蓋的社區重建中心,睡舖是簡單的鐵架上下舖,整個社區只有他一個台灣人。

「中峰鄉大約有一萬多人,類似台灣偏遠山區,我們的工作涵蓋全鄉,從一開始地毯式家訪,了解他們的需要,到後來可以組織鄉民辦活動、送物資,甚至招聚很多年輕人從外地回來,服務自己的社區。」

史詠的工作包含社區營造和扶貧扶弱,尤其是弱勢家庭和無法上學的孩子。社區重建中心的牆上,貼滿了各種社區活動的照片,還有一間擺滿書籍的圖書室,十多坪的教室,就是孩子的課後輔導班和活動中心。

「深山裡有間小學,全校學生不到20人,大家都在同間教室一起上課。校長和老師各一位,還要煮飯給孩子吃。」地震後,重建中心跟當地大學談合作,每年都有許多社工系學生來到學校和中心教學、帶活動,凝聚社區氛圍,讓孩子平假日都有事做。

台灣八八風災時,一個弱勢家庭的孩子捐出自己存了很久、全身僅有的70元人民幣(約新台幣350元),變成全班捐款最多的人,只因為經歷過台灣人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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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陣子顏面才剛出狀況,史詠也照常送物資到「五保戶」家裡。在中峰鄉,物資贈送的對象大多是單親家庭或「五保戶」——中國在農村地區實施「五保供養制度」,對符合條件的人民提供「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五項生活保障措施,若是學齡少年則還包括「保教」,這樣的人家被稱為「五保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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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峰鄉的道路常泥濘不堪,每次台灣的車子卡在半路時,全村都會出來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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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詠(左一)辭掉工作到四川災區,當地工作站每月會提供他人民幣800元(約新台幣4,000元)補貼,一個開雜貨店的村民曾開他玩笑:「我整天坐在門口賣香菸,月收入都比你高。」 史詠出生於彰化,說話時不時冒出流利台語,是典型北上打拼的離鄉青年。他一路從事資訊業,原本已準備轉換工作到晨星半導體,沒想到一趟四川行,不但讓他放棄了新工作,還向舊東家辭職,家人都十分吃驚。 問到他的顏面徵狀時,我說:「所以,你都不覺得自己犧牲了什麼?」「犧牲喔,會啊!當時晨星的配股比現在外商薪水優渥很多,想到自己現在沒車沒房,會覺得有點犧牲啦!」即將結婚成家的他大方地開玩笑。
能勝過深淵的東西

雖然職稱是「社工督導」,史詠還是認為自己沒做什麼,只是跟當地人一起生活。有電的時候,大家會一起窩在某人家裡看電視、聊天;沒電的時候,夜晚特別長,他就到處家訪、串門子,還因摸黑掉進水溝而腰椎突出——和他的顏面神經一樣,直到現在仍未痊癒。

「這些身體狀況,你的家人不會心疼嗎?」
「一開始他們很不捨,但久了其實也沒什麼大影響,只是不方便而已。」他說:「這也是一種記憶啊,臉抽一下就想到四川。」

眼前的男子一邊開著玩笑,一邊仍專注地滑著手機找出四川資訊。螢幕上的畫面不停變動,突然,他停格在滿是簡體字的微信對話:「你看,他們這樣回答⋯⋯」

那瞬間,彷彿向我揭曉了這群人之所以雲淡風輕的答案。在走向世界需要的過程中,並不會從此踏入一個與黑暗隔絕的烏托邦,也不會永如那些閃閃發光的愛和善意,一路美好、鮮花齊放。尼采說:「當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他們心中,卻擁有比深淵更大的東西。

此刻,無論是世人眼中維持世界運轉必需的「好報」,或是外人以為的煎熬與痛苦,對他們而言,都因著眼光從未移轉的定睛之處,宛如螢幕上不斷更迭的無關緊要的畫面,毫無地位地被抹去了。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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