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勝過深淵的東西——記那些在汶川大地震中的台灣人

文：世界微光｜照片提供：陳鴻、蘇琪、史詠

「當你凝視著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尼采

在走向世界需要的過程中，
並不會從此踏入一個與黑暗隔絕的烏托邦，
也不會永如那些閃閃發光的愛和善意，
一路美好、鮮花齊放。

2016年，中國汶川大地震8週年，我們抵達大廈林立的台北精華地段，走進信義區的國泰金融大樓，史詠出現在面前。

曾在四川災區長駐的他，2011年因工作告一段落返台，現在是任職於微軟的工程師，2016年初，整個社區工作圓滿結束，但他從未與四川斷了聯絡。

說要聊聊他在四川的故事，他大方打開手機，一張張描述照片背後的意義，「那時認識的國中生，現在幾乎都大學畢業、成家立業了。」有人在微信群組上祝他生日快樂，有人向他報告考上北京大學研究所的消息，「有次回去拜訪重慶的學生，他的爸媽把床讓給我睡，還有一次大家全擠在一張床上，好像回到過往的時光。」他滑著手機，突然說：「等一下，我先回個他們訊息。」

如果不是先前聽說，不會看出眼前滑著手機的年輕男子表情有何異狀，更不會知道由於長期待在災區的高山，冬天溫度驟降至零度，他的顏面神經從此失調。

「喔，一切都很突然，某天早上起床，覺得嘴巴和眼睛怪怪的，後來臉越來越糾結、吃飯時東西會掉出來、眼睛閉不起來一直流眼淚⋯⋯」他解釋：「現在狀態雖然好多了，還是必須用意志力去控制其它肌肉。」

聽起來，這個故事不像俗諺所說的「好心有好報」，但他並不在意。

不在意的，還有同時期和他一起參與災區工作的一對台灣宣教士夫妻，陳鴻和蘇琪。2012年，當工作告一段落，蘇琪回到台灣，才發現因長期投入重災區的心理輔導工作，她得了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常常夢到災區情景、緊急危機事件、被追被跟蹤，還有揮之不去的自殺意念，持續治療2年4個月後，才恢復健康。

搬到四川7個月，遇上汶川大地震

2007年，成為宣教士的陳鴻夫妻，搭上飛往四川的班機時，還不清楚會在何處落腳。

「雖然已經為這一步準備了10年，當時，我們手上卻只有一組機構介紹的Email和電話號碼，完全不知道會有什麼等在前方。」第一天，他們站在飯店前，因銀行打烊付不出訂金，第二天，蘇琪錄取了一場心理諮商師的面試，第三天，就找到了落腳的房子，一切都充滿未知與意外。

得到PTSD也是意外，事實上，會碰到規模八的汶川大地震本就在預料之外。

「我記得很清楚，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我們家住在15樓，剛走出電梯，突然天搖地動⋯⋯」陳鴻回憶：「晃了2分半鐘，卻覺得好像過了一輩子。」

那時，他們才搬去四川7個月，但曾和教會參與台灣921災後重建的他們，很快反應過來，3天後就跟著救災團隊到訪重災區，在一週內了解情況、運送物資、培訓心理諮商人員。

汶川大地震，是中國自唐山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地震，至少近7萬人喪生。震央雖然在汶川，但災情最嚴重的是附近地區。陳鴻夫妻訪視的重災區，近5千人遇難，是人數最多、堰塞湖也最多的地方，80％房屋倒塌，16個鄉鎮被夷為平地。當地居民告訴他們：「地震那一瞬間，大地裂成兩半，噴出一堆土石，掩埋整個村莊，地平面立刻高了100公尺⋯⋯」

中國政府親自帶他們進去最嚴重的其中一個災區，接著2個月，他們與志工團隊在瓦礫堆中建立帳篷學校，訓練從世界各地來的志工，一家一家探訪，投入災區心靈重建。

短短2分半內，失去一切

「有個家庭，原本是月收入近1萬人民幣（約新台幣5萬元）的小康家庭，地震將房子震垮了，一家人在廢棄的車底睡了一個月；大地就是床，汽車車底板就是棉被，下雨了就拿塑膠布擋雨⋯⋯短短2分半內，失去了一切。」

然而，最叫人寒心的還不是物質損失，而是人心炎涼：「一個10歲女孩，震後成了孤兒，本來有親戚來認她，大家都為她高興，沒想到，親戚領完補助款就走了。」許多人的財產僅剩隨身攜帶的手機，未來一片茫然，更多人因著見不到親友最後一面而徹底心碎。

到了8月，一切仍然百廢待舉，此時因著奧運，中國政府下令要帳篷中的災民回老家重建——但是，所謂的「老家」，都還一片荒涼，甚至流傳著瘟疫和狂犬病，「當地志工只好不顧危險，陪村民翻了5座山頭，回到堰塞湖積水剛退的家鄉，徒手蓋起了簡易房。」

基礎建設大致穩定後，2009年，政府開始請出志工團體，陳鴻夫妻則因著專業以及參與當地長期助學計畫的緣故，得以留下。他們隔週到災區探訪、鼓勵，並培育當地志工，有時當天來回成都與災區，開11小時的車，只為載一批又一批訓練有素的新志工進駐。

在災區裡，他們和災民一起忍受沒電的生活、不良的衛生條件、惱人的蚊蠅，以及不知何時會來的餘震，到第3年的時候，居民開始好奇：「為什麼你們會這樣做？這是什麼力量？我們的親朋好友都不聞不問，為什麼你們現在還在這裡？」

靠人的愛，能愛多久？

「靠我們自己的愛，怎麼有辦法？」回想初到四川之時，陳鴻和蘇琪其實很不適應，「待了4個月，我們的四川話才聽說流暢，但更令我們困擾的，是與台灣的安逸溫良完全不同的社會氛圍。」

三不五時，陳鴻夫妻就會遇見巧取訛詐、貪小便宜的情況，令他們防不勝防，「其實有時候對方佔的便宜，也不過是多幾塊錢，但那種被欺負、被硬拗的感覺，就是讓人很不舒服。不知不覺，自己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

陳鴻說，蘇琪懷孕時，有次兩人在等計程車，當一輛計程車緩緩駛來時，突然一人衝過來攔車，他不禁略微動怒：「當下我心想，這真的太誇張了，這裡有孕婦在等車，竟然還過來搶搭。」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想幫蘇琪攔車，只是以往的經驗讓兩人反射性以為對方不懷好意。「其實，這些人也有苦衷。文化大革命至今，社會仍然充滿猜忌，交際充滿戒心，因為下一個背叛你的，很可能就是身邊的人。人與人之間如此不信任，他們也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