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林斯頓到烽火中東,發現自己的無知——25歲台裔獨立記者蘇奕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句話說「行動可以改變絕望」,如果我們只是僥倖生於安穩、幸運遠離絕望的人,是否更有能力行動、選擇改變?當我們看見那些絕望的面孔,又有什麼不伸出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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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世界微光|照片提供:蘇奕安

2014年12月,年僅27歲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Muath al-Kassasbeh)被「伊斯蘭國」(ISIS)擄作人質,成為「伊斯蘭國」與約旦談判的籌碼,談判最終破局,2015年2月,卡薩斯貝被「伊斯蘭國」關在牢籠裡活活燒死,並在網路上公開這段影片,震驚全世界。

卡薩斯貝出事後,許多人聚集在他家慰問和哀悼,在一片群情激憤的約旦人潮中,有一個華人面孔的長髮女生,在這之間穿梭。

她是蘇奕安,一位25歲的台裔獨立記者,待在中東已兩年。卡薩斯貝一家服喪的三天期間,她都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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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和「聖戰士」的家人在一起

「在飛行員出事之前,約旦國王宣布加入西方的反恐陣線,很多約旦人都對這個政策持保留態度,不想親近美國;因為,如果有個萬一,倒楣的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隔壁的約旦,而不是遠在天邊的美國。直到卡薩斯貝出事,全約旦都陷入激情,我搭計程車時,司機甚至一邊哭一邊對我說:『伊斯蘭國簡直不是人,他們根本不是穆斯林。』」

在伊斯蘭教法裡,穆斯林不能殺穆斯林,如果做出這樣的事情,那是大罪。對極端組織來說,他們自認信仰最純正、其他人都是異教徒,因此合理化大屠殺的行為,但是,一般穆斯林沒事不會宣稱別人不是穆斯林,因為他們認為那只有真神才能判斷,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代表情勢極度不尋常——就像此刻,約旦飛行員死了,全國大街小巷的電視、廣播、新聞報紙和政府,都在吶喊「『伊斯蘭國』不是穆斯林」。

「服喪第二天,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Bin Hussein)來了,他說卡薩斯貝不只是伊斯蘭的『shahid』,也是約旦的『shahid』。」這個「shahid」,意思是烈士、見證人,不是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能成為「shahid」,而是要為了伊斯蘭、為了崇高的信念而死,才能被稱為「shahid」。

「當國王在台上發表著宣言,卡薩斯貝的父親就站在他身邊,而台下一波波年輕人不停地向前簇擁,大叫著:『我們也要當shahid,派我們去開飛機,我們要殺死那些人!』在他們頭上那片天空,則掠過一架架飛機,他們是卡薩斯貝的飛行員夥伴,準備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報仇。」

「大家都很激動,只有兩個人不贊同卡薩斯貝是『shahid』,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妹妹。」

我不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正當國王和群眾在外群情激慨的時候,她倆坐在家裡,仍處於失落和心碎之中,親友圍在她們身邊,安慰她們:「感謝真神,卡薩斯貝成了『shahid』,現在已經上天堂了。」她們卻聽不進去,不停地說:「不要說他是『shahid』!我不想聽到他是『shahid』!」

卡薩斯貝的妻子告訴蘇奕安,她的丈夫是一個善良的人,也是位非常虔誠的穆斯林,每天早上開飛機之前,他都會很早起床,特地出門禱告:「神啊,請不要讓我殘殺無辜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孩子。」身為一個飛行員,卡薩斯貝似乎也不是很確定自己為何從事這樣的工作,他不想打仗,也不知道敵人是否真的邪惡,但這是他的職業,沒有辦法。

卡薩斯貝的死帶給妹妹很大的打擊,後來她看到日本記者後藤健二被斬首的影片,精神狀態更加不穩,「晚上她去廚房的時候,打開櫃子,會隱約看到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櫃子裡。半夜睡覺睡到一半,她會突然起床跟姊姊說:『姊姊,我覺得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我的床底下。』」

服喪期間,蘇奕安坐在一旁,看著這兩個女人互相安慰。「當她們安慰彼此的時候,不是說『還好,卡薩斯貝是shahid』,而是說『那個影片看起來很假,肯定是電腦偽造的,你是不是覺得他還活著?』『對!我覺得他還活著。』」

卡薩斯貝的妻子與妹妹,讓蘇奕安想到另一位「shahid」的母親。

我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這位母親的兒子吉哈德(Jihad Ghaban)騙她要出國旅遊,實則跑去敘利亞加入激進組織。一開始,他只是幫忙組織拍照、寫報導,上傳到社群媒體,漸漸地,他的發言越來越極端,臉書頭貼也從「自由敘利亞」(Free Syrian Army)改為「伊斯蘭國」的黑旗,一年後就加入了軍隊。

吉哈德從小就非常有正義感,八歲時,他看見路邊有人在虐待動物,就跑去對大人說教,成年後,他仍然看不慣不公不義,參與了阿拉伯之春,並在校園發起改革,要求學校幫助貧困學生,卻雙雙得到失望的回應。後來,他在約旦街頭留下一句塗鴉:「為什麼國王活在皇宮裡,而人民因貧窮而死亡?」吉哈德去敘利亞之後,朋友們仍常在他臉書留言,希望他返鄉,他卻回答:「你們都沒有作為,而我至少採取了行動。」

吉哈德的朋友對蘇奕安說,吉哈德是他們之中最真誠、最熱心的,誰都沒想到,他最後會被激進組織吸收。吉哈德加入激進組織之後,每週都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他的媽媽也不停勸他回家,直到某一天,她在電視報導恐怖份子的身亡清單時,看見了兒子的照片。

「在我面前,這位母親反而一直強調她的兒子是『shahid』,他是為了正義才加入極端組織的。」蘇奕安說:「我是個記者,所以我想知道真相,也想了解她的神學觀念,便一直問她:『但是約旦穆斯林都說這些極端組織不是穆斯林,甚至是異教徒,你怎麼確定吉哈德是shahid?』」

「問到一半,瞬間,我發現自己不該再問了,因為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哭著說:『他是shahid,我知道他是。』那一刻,我發現我不只是一個記者,她也不只是一位受訪者,她是一位母親,她很傷心。」

蘇奕安畢業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在這裡,學生的研究成果備受重視,有時甚至真的可以進入政府影響政策。她說:「當我還在學校、身處那種菁英環境的時候,我覺得世界很簡單,認為自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直到我去中東,才體會問題有多麼複雜,他們的故事絕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且充滿各種難受、難堪的悲傷,而我在這些故事裡,是多麽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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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蘇奕安搬到安曼,在當地廣播新聞機構實習,將約旦報導翻成英文,後來成為全職自由記者。期間她曾擔任英文老師、幫忙訓練敘利亞難民成為記者,也曾加入專門提供難民免費法律諮詢的NGO。
在普林斯頓看見中東,「發現自己很無知」

身為一個成長過程大致平順的女孩,蘇奕安形容第一次在學校認識中東世界時「發現自己很無知」。由於父親從事貿易,她從小就在台灣、美國、香港和中國之間來去,因此對中美關係特別有興趣。原本想專注研究中美關係的她,卻碰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教授們都突然開始談論中東國家。

「大二時,我修了一門國際新聞的課,老師是《紐約時報》駐開羅的記者,他談到茉莉花革命,為什麼這些人要起義、要自由,又看見監獄裡有人被虐待、毆打⋯⋯當下我就覺得自己好無知。談到埃及,我只知道聖經裡的埃及,好像有十災、法老王和金字塔,可是穆巴拉克是誰,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大二暑假,她前往摩洛哥,開始學習阿拉伯文、伊斯蘭政治和中東歷史,發現西方角度下的中東觀點相當偏頗,畢業後,她前往阿拉伯國家,第一年在阿曼(阿曼蘇丹國,Sultanate of Oman)學習語言,第二年就搬到約旦首都安曼(Amman)。

大家都對她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而在她心中,若說完全沒有掙扎,也不是事實。

「其實,我畢業前三週還在想是否該取消機票。」蘇奕安說:「我一直很想待在中東世界,但我其實不是很適應那樣的環境。我在摩洛哥時,不但食物中毒,走在路上還會一直受到騷擾,每次出門一定要穿長袖,也不能一個人行動,我不喜歡這麼封閉的社會——而且,前往中東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沒有收入來源。」

當時,朋友們問蘇奕安:「你要去約旦?找到工作了嗎?」她回答:「沒有,但我想先去實習,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留下來。」蘇奕安回想:「他們就覺得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普林斯頓畢業生要這樣?」

但是,蘇奕安的家人都支持她。「我的爸媽和教會朋友都鼓勵我,說這是上帝給你的呼召,你應該去。」蘇奕安從小在教會長大,一開始只是覺得去教會很開心、有很多朋友,直到十四歲時搬到中國,進入當地中文學校的她,一句中文都說不出來,英文考試也過不了關,交不到朋友更讓她感到孤單,「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救自己的時候,我能依靠誰?」

「世人」是誰?

決定是否要待在中東,對蘇奕安來說是一個關鍵時期,「身為一個基督徒,我當然可以大方地說我相信上帝,但我的相信基本上是來自一個舒服安穩的環境——我的家庭和樂、經濟穩定,學業後來也都很順利,似乎沒受過什麼大考驗,但每次為中東禱告,我的心都很激動,我相信這是上帝要帶我出去。」到中東之前,蘇奕安的信仰基本上還是以自己為中心,「我一直知道『神愛世人』,但那個『世人』就是我,我並不真正明白『神也愛其他的人』的意思,直到我身處一個充滿穆斯林的國度。」

在中東,蘇奕安並不想特別提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除了不想讓我的穆斯林朋友尷尬,也因為我看見許多虔誠的穆斯林,他們過得很好、很幸福,甚至比許多基督徒善良;又有一陣子,我突然不想擁有任何信仰,因為在中東,我看見所有的民族與國家,都打著上帝的名號互相殺戮,如果我的上帝也是那樣冷酷、看著人們自相殘殺,我該怎麼愛祂呢?」

後來,她讀到聖經中的幾節經文:「『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因為神差派祂的兒子來到世上,不是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為了世人因祂得救。』⋯⋯那時,我看到這些經文,好像一個鬱悶很久的人,突然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她回憶:「當所有人都堅持『我是正統的,你是異教徒,所以我要殺死你』的時候,耶穌說『你是異教徒,你不相信我,所以我要為你捨命』,我覺得自己好像重新認識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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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蘇奕安拜訪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族——這個信仰「孔雀天使」的民族,一向被穆斯林視為崇拜撒旦的族群而遭迫害——在雅茲迪的聖殿裡,這位因戰爭而失去兒子的老奶奶放聲哭泣著。

「現在當我面對穆斯林和各種恐攻消息,我都會想:『耶穌會怎麼做?』面對異教徒,耶穌不是以上帝之名將他們趕盡殺絕,而是為他們捨命,當我明白這點的時候,很多問題都不再令我困惑了。」

我很渺小,不代表我就和世界無關

2014年,蘇奕安成為全職獨立記者,她的足跡從戰地遺址、寒雨中的難民營、被半炸毀的大城市,到發生大屠殺的突尼西亞海灘,報導涵蓋中東、北非、阿拉伯半島,發表於《衛報》(The Guardian)、《BBC》(BBC New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大西洋》(The Atlantic)和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同年,她在「普立茲危機報導中心」(Pulitzer Center for Crisis Reporting)支持下,報導約旦和黎巴嫩的難民問題,獲潘基文親自頒發「聯合國記者協會」(UNCA)的「伊麗莎白紐弗紀念獎」(Elizabeth Neuffer Memorial Prize)金獎。

正式成為記者不過一兩年,就拿下關於這個身份的肯定,她卻早已將自己的身份反思了好幾遍。

「從小到大,我都是那種很典型的華人,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勤奮、努力』,拼命考一百分、進好學校、找好工作,到中東後,我用同樣的態度去面對難民問題,卻發現看起來沒有用。」她說:「我寫一篇報導,也許政策會改變,但難道我寫十篇文章,敘利亞戰爭就會停止嗎?寫一本書,蘇丹人就能全免於飢餓?這個世界的問題,不是我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不代表我就必須從此絕望、轉身,不再跟這個世界扯上關係。」

在蘇奕安的臉書上,有許多不同觀點的中東朋友,吉哈德的母親仍天天發文悼念兒子,她也看過不少極端份子的貼文,訴說聖戰帶給他們的意義和認同感。報導,是她讓世界看見這些人的媒介,看見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掙扎、矛盾和意義的追求,而反思我們回應、關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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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難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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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不只來自敘利亞,還有伊拉克、蘇丹、巴勒斯坦⋯⋯等地。此為逃到約旦的蘇丹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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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敘利亞難民其實都不住在約旦難民營,而是外圍的城區或邊境。許多人原本在家鄉就擁有知識學位或一技之長,只是逃難後找不到工作機會,曾有難民告訴蘇奕安:「如果給我們工作,我們自己可以解決一半的難民問題。」
行動可以改變絕望

聊到這裡,我問:「真切意識到這些極端青年存在於週遭,會帶給你壓力嗎?」她說:「如果我有機會去接觸這些極端青年的親友——像我之前的採訪一樣——對我來說,反而是減少壓力的方式。當這些事情對你很陌生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恐怖,但當你試圖找一種方式去了解、參與,你會覺得至少自己可以做什麼,而不只是無力地看著一切發生——我在行動的時候,心裡是最平靜的。」對蘇奕安而言,她腦海中的一百分仍然是這些問題能全獲解決,但如果自己拼盡全力只能做到一分、兩分,她知道那仍然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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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奕安說,的確有人從事專門觀察極端青年的工作,在各種社交媒體上與極端份子打交道,研究他們的發言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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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華人,蘇奕安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東亞和中東之間的橋樑,「華人想到中東就是戰爭跟沙漠,中東人想到中國就是成龍跟便宜的產品,更不用說台灣了。」

於是,我突然想起2015年巴黎恐攻時,她曾因美國為此改變難民政策而沈痛地寫道:「我完全沒想到,美國會走到這個地步,竟有總統候選人把敘利亞難民比喻成狗,要求入境時必須登記宗教,只讓基督徒進來,不准穆斯林進入。我不能理解,這個所謂建立於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國家,怎麼會說出這麼黑暗的話,還在眾議院通過了拒絕難民的法案。

兩年前,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就是那種美國精英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以為是的理想性年輕人,我跑到中東,以為自己可以去拯救世界,沒想到我所遇見的是超乎一切的黑暗、悲傷與痛苦。在那裡,我一方面深深學會了謙卑,另一方面認識了我一生中最欣賞、佩服、尊重、熱愛的人,就是現在西方國家最想排斥的難民,他們在飢餓、貧窮、受到全世界排斥,甚至看到自己最愛的親友被殘殺時,仍然堅強往前。」

「我想對世界各地生活平安穩定的幸福人民說,你知道嗎?我們不過是幸運而已,不過是因為上帝給了我們一份恩典,讓我們剛好在這個時代出生在美國、台灣、中國⋯⋯等沒有戰爭的地方。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好,不是因為我們上輩子做了什麼好事;我們並沒有比別人更有文化、更熱愛生命、更值得生存下去。我們完全只是僥倖,要不然你我都大有可能在戰地出生,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我們這些幸運的人,憑什麼去歧視、拒絕,甚至攻擊無路可走的難民呢?」

有句話說「行動可以改變絕望」,如果我們只是僥倖生於安穩、幸運遠離絕望的人,是否更有能力行動、選擇改變?當我們看見那些絕望的面孔,又有什麼不伸出手的理由?

從普林斯頓到中東現場,這是一個25歲女孩的選擇,你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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