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林斯頓到烽火中東,發現自己的無知——25歲台裔獨立記者蘇奕安

從普林斯頓到烽火中東,發現自己的無知——25歲台裔獨立記者蘇奕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句話說「行動可以改變絕望」,如果我們只是僥倖生於安穩、幸運遠離絕望的人,是否更有能力行動、選擇改變?當我們看見那些絕望的面孔,又有什麼不伸出手的理由?

文:世界微光|照片提供:蘇奕安

2014年12月,年僅27歲的約旦飛行員卡薩斯貝(Muath al-Kassasbeh)被「伊斯蘭國」(ISIS)擄作人質,成為「伊斯蘭國」與約旦談判的籌碼,談判最終破局,2015年2月,卡薩斯貝被「伊斯蘭國」關在牢籠裡活活燒死,並在網路上公開這段影片,震驚全世界。

卡薩斯貝出事後,許多人聚集在他家慰問和哀悼,在一片群情激憤的約旦人潮中,有一個華人面孔的長髮女生,在這之間穿梭。

她是蘇奕安,一位25歲的台裔獨立記者,待在中東已兩年。卡薩斯貝一家服喪的三天期間,她都在現場。

1

當我和「聖戰士」的家人在一起

「在飛行員出事之前,約旦國王宣布加入西方的反恐陣線,很多約旦人都對這個政策持保留態度,不想親近美國;因為,如果有個萬一,倒楣的是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隔壁的約旦,而不是遠在天邊的美國。直到卡薩斯貝出事,全約旦都陷入激情,我搭計程車時,司機甚至一邊哭一邊對我說:『伊斯蘭國簡直不是人,他們根本不是穆斯林。』」

在伊斯蘭教法裡,穆斯林不能殺穆斯林,如果做出這樣的事情,那是大罪。對極端組織來說,他們自認信仰最純正、其他人都是異教徒,因此合理化大屠殺的行為,但是,一般穆斯林沒事不會宣稱別人不是穆斯林,因為他們認為那只有真神才能判斷,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代表情勢極度不尋常——就像此刻,約旦飛行員死了,全國大街小巷的電視、廣播、新聞報紙和政府,都在吶喊「『伊斯蘭國』不是穆斯林」。

「服喪第二天,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Bin Hussein)來了,他說卡薩斯貝不只是伊斯蘭的『shahid』,也是約旦的『shahid』。」這個「shahid」,意思是烈士、見證人,不是所有死去的穆斯林都能成為「shahid」,而是要為了伊斯蘭、為了崇高的信念而死,才能被稱為「shahid」。

「當國王在台上發表著宣言,卡薩斯貝的父親就站在他身邊,而台下一波波年輕人不停地向前簇擁,大叫著:『我們也要當shahid,派我們去開飛機,我們要殺死那些人!』在他們頭上那片天空,則掠過一架架飛機,他們是卡薩斯貝的飛行員夥伴,準備前往伊拉克和敘利亞報仇。」

「大家都很激動,只有兩個人不贊同卡薩斯貝是『shahid』,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妹妹。」

我不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正當國王和群眾在外群情激慨的時候,她倆坐在家裡,仍處於失落和心碎之中,親友圍在她們身邊,安慰她們:「感謝真神,卡薩斯貝成了『shahid』,現在已經上天堂了。」她們卻聽不進去,不停地說:「不要說他是『shahid』!我不想聽到他是『shahid』!」

卡薩斯貝的妻子告訴蘇奕安,她的丈夫是一個善良的人,也是位非常虔誠的穆斯林,每天早上開飛機之前,他都會很早起床,特地出門禱告:「神啊,請不要讓我殘殺無辜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孩子。」身為一個飛行員,卡薩斯貝似乎也不是很確定自己為何從事這樣的工作,他不想打仗,也不知道敵人是否真的邪惡,但這是他的職業,沒有辦法。

卡薩斯貝的死帶給妹妹很大的打擊,後來她看到日本記者後藤健二被斬首的影片,精神狀態更加不穩,「晚上她去廚房的時候,打開櫃子,會隱約看到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櫃子裡。半夜睡覺睡到一半,她會突然起床跟姊姊說:『姊姊,我覺得那個日本人的頭在我的床底下。』」

服喪期間,蘇奕安坐在一旁,看著這兩個女人互相安慰。「當她們安慰彼此的時候,不是說『還好,卡薩斯貝是shahid』,而是說『那個影片看起來很假,肯定是電腦偽造的,你是不是覺得他還活著?』『對!我覺得他還活著。』」

卡薩斯貝的妻子與妹妹,讓蘇奕安想到另一位「shahid」的母親。

我要我的家人是「Shahid」

這位母親的兒子吉哈德(Jihad Ghaban)騙她要出國旅遊,實則跑去敘利亞加入激進組織。一開始,他只是幫忙組織拍照、寫報導,上傳到社群媒體,漸漸地,他的發言越來越極端,臉書頭貼也從「自由敘利亞」(Free Syrian Army)改為「伊斯蘭國」的黑旗,一年後就加入了軍隊。

吉哈德從小就非常有正義感,八歲時,他看見路邊有人在虐待動物,就跑去對大人說教,成年後,他仍然看不慣不公不義,參與了阿拉伯之春,並在校園發起改革,要求學校幫助貧困學生,卻雙雙得到失望的回應。後來,他在約旦街頭留下一句塗鴉:「為什麼國王活在皇宮裡,而人民因貧窮而死亡?」吉哈德去敘利亞之後,朋友們仍常在他臉書留言,希望他返鄉,他卻回答:「你們都沒有作為,而我至少採取了行動。」

吉哈德的朋友對蘇奕安說,吉哈德是他們之中最真誠、最熱心的,誰都沒想到,他最後會被激進組織吸收。吉哈德加入激進組織之後,每週都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他的媽媽也不停勸他回家,直到某一天,她在電視報導恐怖份子的身亡清單時,看見了兒子的照片。

「在我面前,這位母親反而一直強調她的兒子是『shahid』,他是為了正義才加入極端組織的。」蘇奕安說:「我是個記者,所以我想知道真相,也想了解她的神學觀念,便一直問她:『但是約旦穆斯林都說這些極端組織不是穆斯林,甚至是異教徒,你怎麼確定吉哈德是shahid?』」

「問到一半,瞬間,我發現自己不該再問了,因為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哭著說:『他是shahid,我知道他是。』那一刻,我發現我不只是一個記者,她也不只是一位受訪者,她是一位母親,她很傷心。」

蘇奕安畢業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在這裡,學生的研究成果備受重視,有時甚至真的可以進入政府影響政策。她說:「當我還在學校、身處那種菁英環境的時候,我覺得世界很簡單,認為自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直到我去中東,才體會問題有多麼複雜,他們的故事絕對不是黑白分明的,而且充滿各種難受、難堪的悲傷,而我在這些故事裡,是多麽渺小。」

1bd4a693e6ac1ace12458d152b4c0788
2013年9月,蘇奕安搬到安曼,在當地廣播新聞機構實習,將約旦報導翻成英文,後來成為全職自由記者。期間她曾擔任英文老師、幫忙訓練敘利亞難民成為記者,也曾加入專門提供難民免費法律諮詢的NGO。

在普林斯頓看見中東,「發現自己很無知」

身為一個成長過程大致平順的女孩,蘇奕安形容第一次在學校認識中東世界時「發現自己很無知」。由於父親從事貿易,她從小就在台灣、美國、香港和中國之間來去,因此對中美關係特別有興趣。原本想專注研究中美關係的她,卻碰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教授們都突然開始談論中東國家。

「大二時,我修了一門國際新聞的課,老師是《紐約時報》駐開羅的記者,他談到茉莉花革命,為什麼這些人要起義、要自由,又看見監獄裡有人被虐待、毆打⋯⋯當下我就覺得自己好無知。談到埃及,我只知道聖經裡的埃及,好像有十災、法老王和金字塔,可是穆巴拉克是誰,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大二暑假,她前往摩洛哥,開始學習阿拉伯文、伊斯蘭政治和中東歷史,發現西方角度下的中東觀點相當偏頗,畢業後,她前往阿拉伯國家,第一年在阿曼(阿曼蘇丹國,Sultanate of Oman)學習語言,第二年就搬到約旦首都安曼(Amman)。

大家都對她的決定感到不可思議,而在她心中,若說完全沒有掙扎,也不是事實。

「其實,我畢業前三週還在想是否該取消機票。」蘇奕安說:「我一直很想待在中東世界,但我其實不是很適應那樣的環境。我在摩洛哥時,不但食物中毒,走在路上還會一直受到騷擾,每次出門一定要穿長袖,也不能一個人行動,我不喜歡這麼封閉的社會——而且,前往中東時,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沒有收入來源。」

當時,朋友們問蘇奕安:「你要去約旦?找到工作了嗎?」她回答:「沒有,但我想先去實習,看能不能找到工作留下來。」蘇奕安回想:「他們就覺得不可置信,為什麼一個普林斯頓畢業生要這樣?」

但是,蘇奕安的家人都支持她。「我的爸媽和教會朋友都鼓勵我,說這是上帝給你的呼召,你應該去。」蘇奕安從小在教會長大,一開始只是覺得去教會很開心、有很多朋友,直到十四歲時搬到中國,進入當地中文學校的她,一句中文都說不出來,英文考試也過不了關,交不到朋友更讓她感到孤單,「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連我自己都沒辦法救自己的時候,我能依靠誰?」

「世人」是誰?

決定是否要待在中東,對蘇奕安來說是一個關鍵時期,「身為一個基督徒,我當然可以大方地說我相信上帝,但我的相信基本上是來自一個舒服安穩的環境——我的家庭和樂、經濟穩定,學業後來也都很順利,似乎沒受過什麼大考驗,但每次為中東禱告,我的心都很激動,我相信這是上帝要帶我出去。」到中東之前,蘇奕安的信仰基本上還是以自己為中心,「我一直知道『神愛世人』,但那個『世人』就是我,我並不真正明白『神也愛其他的人』的意思,直到我身處一個充滿穆斯林的國度。」

在中東,蘇奕安並不想特別提到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除了不想讓我的穆斯林朋友尷尬,也因為我看見許多虔誠的穆斯林,他們過得很好、很幸福,甚至比許多基督徒善良;又有一陣子,我突然不想擁有任何信仰,因為在中東,我看見所有的民族與國家,都打著上帝的名號互相殺戮,如果我的上帝也是那樣冷酷、看著人們自相殘殺,我該怎麼愛祂呢?」

後來,她讀到聖經中的幾節經文:「『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因為神差派祂的兒子來到世上,不是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為了世人因祂得救。』⋯⋯那時,我看到這些經文,好像一個鬱悶很久的人,突然呼吸到一口新鮮的空氣。」她回憶:「當所有人都堅持『我是正統的,你是異教徒,所以我要殺死你』的時候,耶穌說『你是異教徒,你不相信我,所以我要為你捨命』,我覺得自己好像重新認識了上帝。」

DSC_0752
2014年,蘇奕安拜訪伊拉克北部的雅茲迪族——這個信仰「孔雀天使」的民族,一向被穆斯林視為崇拜撒旦的族群而遭迫害——在雅茲迪的聖殿裡,這位因戰爭而失去兒子的老奶奶放聲哭泣著。

「現在當我面對穆斯林和各種恐攻消息,我都會想:『耶穌會怎麼做?』面對異教徒,耶穌不是以上帝之名將他們趕盡殺絕,而是為他們捨命,當我明白這點的時候,很多問題都不再令我困惑了。」

我很渺小,不代表我就和世界無關

2014年,蘇奕安成為全職獨立記者,她的足跡從戰地遺址、寒雨中的難民營、被半炸毀的大城市,到發生大屠殺的突尼西亞海灘,報導涵蓋中東、北非、阿拉伯半島,發表於《衛報》(The Guardian)、《BBC》(BBC New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大西洋》(The Atlantic)和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同年,她在「普立茲危機報導中心」(Pulitzer Center for Crisis Reporting)支持下,報導約旦和黎巴嫩的難民問題,獲潘基文親自頒發「聯合國記者協會」(UNCA)的「伊麗莎白紐弗紀念獎」(Elizabeth Neuffer Memorial Prize)金獎。

正式成為記者不過一兩年,就拿下關於這個身份的肯定,她卻早已將自己的身份反思了好幾遍。

「從小到大,我都是那種很典型的華人,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勤奮、努力』,拼命考一百分、進好學校、找好工作,到中東後,我用同樣的態度去面對難民問題,卻發現看起來沒有用。」她說:「我寫一篇報導,也許政策會改變,但難道我寫十篇文章,敘利亞戰爭就會停止嗎?寫一本書,蘇丹人就能全免於飢餓?這個世界的問題,不是我努力就能解決的,但是,這不代表我就必須從此絕望、轉身,不再跟這個世界扯上關係。」

在蘇奕安的臉書上,有許多不同觀點的中東朋友,吉哈德的母親仍天天發文悼念兒子,她也看過不少極端份子的貼文,訴說聖戰帶給他們的意義和認同感。報導,是她讓世界看見這些人的媒介,看見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掙扎、矛盾和意義的追求,而反思我們回應、關心的方式。

IMG_4554
約旦難民的孩子。
SAM_1087
難民不只來自敘利亞,還有伊拉克、蘇丹、巴勒斯坦⋯⋯等地。此為逃到約旦的蘇丹婦女。
DSC_0047
大部份的敘利亞難民其實都不住在約旦難民營,而是外圍的城區或邊境。許多人原本在家鄉就擁有知識學位或一技之長,只是逃難後找不到工作機會,曾有難民告訴蘇奕安:「如果給我們工作,我們自己可以解決一半的難民問題。」

行動可以改變絕望

聊到這裡,我問:「真切意識到這些極端青年存在於週遭,會帶給你壓力嗎?」她說:「如果我有機會去接觸這些極端青年的親友——像我之前的採訪一樣——對我來說,反而是減少壓力的方式。當這些事情對你很陌生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恐怖,但當你試圖找一種方式去了解、參與,你會覺得至少自己可以做什麼,而不只是無力地看著一切發生——我在行動的時候,心裡是最平靜的。」對蘇奕安而言,她腦海中的一百分仍然是這些問題能全獲解決,但如果自己拼盡全力只能做到一分、兩分,她知道那仍然是有意義的。

DSC_0012
蘇奕安說,的確有人從事專門觀察極端青年的工作,在各種社交媒體上與極端份子打交道,研究他們的發言和行為。
DSC_0395
身為華人,蘇奕安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東亞和中東之間的橋樑,「華人想到中東就是戰爭跟沙漠,中東人想到中國就是成龍跟便宜的產品,更不用說台灣了。」

於是,我突然想起2015年巴黎恐攻時,她曾因美國為此改變難民政策而沈痛地寫道:「我完全沒想到,美國會走到這個地步,竟有總統候選人把敘利亞難民比喻成狗,要求入境時必須登記宗教,只讓基督徒進來,不准穆斯林進入。我不能理解,這個所謂建立於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國家,怎麼會說出這麼黑暗的話,還在眾議院通過了拒絕難民的法案。

兩年前,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就是那種美國精英學校培養出來的自以為是的理想性年輕人,我跑到中東,以為自己可以去拯救世界,沒想到我所遇見的是超乎一切的黑暗、悲傷與痛苦。在那裡,我一方面深深學會了謙卑,另一方面認識了我一生中最欣賞、佩服、尊重、熱愛的人,就是現在西方國家最想排斥的難民,他們在飢餓、貧窮、受到全世界排斥,甚至看到自己最愛的親友被殘殺時,仍然堅強往前。」

「我想對世界各地生活平安穩定的幸福人民說,你知道嗎?我們不過是幸運而已,不過是因為上帝給了我們一份恩典,讓我們剛好在這個時代出生在美國、台灣、中國⋯⋯等沒有戰爭的地方。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好,不是因為我們上輩子做了什麼好事;我們並沒有比別人更有文化、更熱愛生命、更值得生存下去。我們完全只是僥倖,要不然你我都大有可能在戰地出生,被迫逃離自己的國家。我們這些幸運的人,憑什麼去歧視、拒絕,甚至攻擊無路可走的難民呢?」

有句話說「行動可以改變絕望」,如果我們只是僥倖生於安穩、幸運遠離絕望的人,是否更有能力行動、選擇改變?當我們看見那些絕望的面孔,又有什麼不伸出手的理由?

從普林斯頓到中東現場,這是一個25歲女孩的選擇,你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JOHN8828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JOHN8773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大合影_(1)
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