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控管、雙面外交：《新聞不死》X《伊朗全面噤聲》雙導演對談

無名氏：伊朗在1979年發生過政權移轉，推翻美國支持的王室政權，但這正好給了執政黨藉口，變得更保守壓制。伊斯蘭教推翻王室貴族政權，當時開始就維持多黨制，包括左派政黨、共產黨，但後來發生戰爭，政黨就變少了，即使1990到2000年時是改革派執政，進行政治改革，但當時的所有政黨都是伊斯蘭教，也都是保守派。即便憲法規定不能一直連任，但掌權15年也無法真正改變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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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伊斯蘭政黨也會出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伊朗晚上會檢查喝酒的人，有次半夜兩點，我跟朋友喝了酒走在路上，被攔下檢查，但可能因為我們穿著乾淨，於是被放行。當國家政黨全都是伊斯蘭教，對於人民的管制反而比較鬆散。

馬列克：阿爾及利亞的總理現在已經連任四次了。

無名氏：即使過去有過改革，但伊朗現在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都差不多，因為宗教仍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反對黨也一樣。對於「民主」，我是存疑的，因為我在法國，當他們認為你是恐怖份子，也可以破門闖入民宅逮捕你。即使是民主國家，只要執政者覺得有危險，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制。

拍片時有立即遭遇危險嗎？

馬列克：我想先解釋紀錄片的狀況。紀錄片的拍攝本身就在測試國家民主的程度。不管國內看不看得到，還是一定要拍。只有拍攝才能測試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和行動，所以我認為影像創作是與民主互動很重要的一環。

阿爾及利亞政府其實對導演不錯，你甚至可以申請國家層級的許可證，甚至出動警察保護，然而影片不能夠在國內放映，只能在國外播放，理由是會破壞當地風俗。例如《新聞不死》可以來台灣播放，是因為政府認為台灣人是成人，阿爾及利亞人是小孩。

無名氏：伊朗的電檢制度非常嚴格，我們到家庭中進行訪問，是被禁止的，因此這部片等於是偷拍。伊朗國內，例如德黑蘭大城市裡有非常多的電影院和電影製作，不論劇情片或紀錄片都有，唯一的前提就是不能挑戰政府。在電視上，你看到的也往往是那幾張臉，人們常常拿這些政治人物來開玩笑，就像影片中看到的一樣。

《伊朗全面噤聲》因為大部分都在室內空間拍攝，比較不會有立即的危險，但因為準備拍攝、採訪時需要在外面跑，很容易會遇到拍攝許可的問題，但申請許可非常耗時。因此我必須製造假文件。我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文件，並攜帶非專業的爛機器、假裝成學生拍片以應付盤查，如果真的被審問，我還會準備假的母帶，必須做很多假動作。如果真的騙不過，就必須隨時準備逃跑。因為拍攝量很龐大，剪輯工作也花費了很多時間。

馬列克：劇情片有取景需求當然需要申請，但紀錄片許可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即使在美國、非洲都可以拿起機器直接拍的。申請許可本身也是很分歧的，在阿爾及利亞，即使你拿到政府許可，但若到了鎮上，當地鎮長可能會不接受許可證，甚至警察也可以隨時終止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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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聞不死》來說，我主要的工作是跟報社成員協商、溝通，取得他們的信任和保護他們，因此拍片之前我花了三、四個月讓他們習慣我的存在，就像蹲點，不管有沒有事發生都要去。但這不是說讓他們沒有意識到攝影機存在，只是比較適應，需要很多準備工作。我真正的工作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想呈現出他們的人格樣貌，在我的影片中，也很多空鏡頭是很重要的，比如沉默、遲疑的時刻，都必須進行拍攝。

為何選擇這樣的題材？如果只能在國外放映，想對國外的觀眾傳達什麼？

馬列克：1962到1990年，阿爾及利亞有單一的紀錄片頻道，但也只看到的政宣片。我現在拍攝的影片即使無法立刻給國內的人看，都還是很重要，因為政治總是會改變的。拿起機器進行拍攝就是為了保留當代的記憶，我們的現狀是不民主的，但不論是作家、導演可以用創作民主化，我相信民主的狀況未來會改善。有朝一日，當阿爾及利亞人擁有自由民主，總要有過去的東西可以看，看見這些記憶的紀錄，藉由這些東西了解過去。

無名氏：伊朗的狀況有點不一樣，我一開始和朋友拍攝短片，也想要發展成長片，但會碰到很多困難，因為政府對於拍片限制還是很多，特別是政治議題。你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標準在哪裡，影片可能被卡掉，導演可能隨時被盤查，各種狀況都有可能遇到。

這次來台灣，有許多觀眾關注細節和訊息，我也期待台灣觀眾可以直接主動表達感覺。

馬列克：我們最容易看到的是暴力、動作，但紀錄片比較多是關於國家的歷史，我希望觀眾不要害怕看不懂的影像或不了解的事情，因為一部電影追求的並不是國際性的理解，有時區域性的了解更重要。電影不是給出什麼樣的訊息，而是我們在裡面感覺到什麼，例如他們的努力與鬥爭。希望先讓觀眾感覺到一些感受，接著就會想去了解更多資訊，了解阿爾及利亞的歷史。

本文獲放映週報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曾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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