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直接給付」取代「保價收購」，是否就能減緩全球化對農業的衝擊？

文：施柏榮（自由撰稿者）

《江湖在哪裡？》一書初起，吳音寧給予台灣農人一段極為深刻的註解「歷史，輕輕踩過農人集體彎駝的背，像踏過稻浪和水面」回顧台灣農業史，在不同殖民政權體之下，各類的農產品曾是經濟出口主力，而農業也在台灣「由農轉工」的時期之中，為「初級工業」提供極為廉價的原料與土地，甚至在國土養育思考上，農地的存在，相對於水泥化的工業園區，也為台灣國土提供發展轉圜的空間。

2016年5月，農委會針對1974年實施迄今的「稻米保價收購制度」提出了改革，預計藉由今年度二期稻作為試辦為「所得直接給付」和「保價收購」雙軌併行制，當前對此改革的主要論述有二：第一，保價收購制度，是種政策干預的手法，而長期以來政府的收購支出，有進一步撙節與改革的必要；第二，制度行之多年，本身存在弊端，糧商可以在其中進行操作，而糧商成為保價收購制度之下的主要受益者，而非生產的稻農，因而採取「對地的直接給付」將可直接補貼予農民，而農民生產的稻穀，可以直接投入於市場進行販賣。

當前農業應投入什麼樣的階級批判視角？

上述兩種主要論述，一者是以政府財政為立場，一者則為制度設計本身，但兩者都有一個共同的思維前提，那就是在下一波高強度的經濟整合發生之前（即TPP、RCEP等自由貿易協定）農業作為「弱勢產業」必須加以進行結構性調整，否則將成為台灣加入這些協定的障礙。換言之，當前支撐保價收購制度改革論述本身，某種程度上，都接近（或接受）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濟發展意識，將全球化經濟整合視為無可避免，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要求政府篩除特定產業的扶助計畫，否則將難以取得進入他國市場（關稅）的門票。

「稻米保價收購制度」的出現，與1970年代石油危機的時空背景有關，在糧食安全的思維，因而設計出該制度來保障糧源。時至今日已四十餘年，時空環境確已有非常劇烈的變化，也確有重省的必要。而筆者也無意將對該制度的論述化約自由化、反自由化的辯論之中，因為實際的台灣農業發展境況，不僅有歷史性的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e），更涉及農人、地方農會、中盤糧商、農政官僚系統等如棉花球等複雜的共構關係。

一個更有意義的發問是，是不是可以從左翼的思考之下（尤其是階級視角）來針對制度理念（idea）與其預期達成的效果間，提出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農業是聖城，還是必須拆除的堡壘？

首先，農委會當前的論述，多以保價收購制度已落後，必須藉由市場的改革以及直接給付的方式提高農民收入等說法，來提高政策正當性；不過1974年「稻米保價收購制度」被提出的初起，其內涵與當前所理解的「農業補貼」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是國民政府為穩定糧價、控制糧源（通貨）以穩定政權的一種作法；而當前將該制度單純扣合在WTO之全球市場競爭邏輯之下的「農業補貼」，主動將其制度歸納於WTO所認列的「農業補貼」，卻可能在坐上談判桌之前，便先自我限縮了貿易談判的話語權與詮釋權。

因為無論是WTO為首的多邊貿易協議，或是諸如TPP等高強度的雙邊貿易協議，其內涵是各國按特定貿易規則、法律的角力過程，諸如與農業最為相關的《農業協議》（Agreement on Agriculture），甚至是1980年生效《貿易技術壁壘協議》（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換言之，國際談判雖多依循WTO規範，但這些規範中仍有相當多的「縫隙」可供國家進行詮釋與操作（這也就是為什麼詞語意涵，甚至翻譯等文字作業，在相關談判中會如此關鍵），尤以開發中國家，或國內有特定弱勢產業者，尤須擁有此一法律論述的能力。

必須看見國外資本、國內資本與國家的三角聯盟關係

其次，農委會與部分輿論提出改革保價收購制度，係按綠色措施（Green Boxes）的國內補貼來進行調整，認為此舉可以規避未來談判過程被視為是自由化談判下的「琥珀色措施」（Amber Boxes；直接介入市場價格）之外，還能夠減緩全球化對於農業的衝擊，關於採取何種措施（Boxes）能夠取得談判門票，正如前述，它涉及政經角力過程，也必非台灣先行自拆「堡壘」便能取得效果，這還有賴於更多相關國際法律、海外派駐人力與資源的整合與投入。

此外，如何減緩全球化對於農業衝擊，確實是相對較佳的發問（但這同樣是放置在全球自由化的語境）。然而去除保價收購、直接給付給農民的作法，是否能達到減緩全球自由化對農民的衝擊，則有必要進一步探究：

第一，稻米保價收購制度僅限於稻農，而其他廣義之下農業從業者，如果農、菜農等的減緩衝擊措施為何，目前尚未明見，而不同農業的市場特殊性極為不同，如何提出適應性高的政策將會是主要的挑戰；

第二，若完全取消保價收購制，農民將農產直接投入於市場時，能否與他國傾銷農產品進行競爭，才是「如何減緩全球化對於農業衝擊」有意義的發問情境，而直接所得給付農民的作法並無法回應此一問題，反而有可能衍生出其他情況，如豐收年稻穀大量流入市場造成稻價下降，或是農地租任成本提高、小農生存空間壓縮、資本密集農業大量出現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