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直接給付」取代「保價收購」,是否就能減緩全球化對農業的衝擊?

「所得直接給付」取代「保價收購」,是否就能減緩全球化對農業的衝擊?
稻米保價收購制度,保護稻農也保護台灣糧食安全。為了參與全球貿易,這項保障措施遭受質疑。攝影:廖靜蕙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若未來採取「所得直接給付」、鼓勵農民將作物直接投入於自由市場,但在未有關稅配額的情況之下,大量、廉價的他國農產進入市場之後,台灣農民在此自由市場之下,將落入極為不利的市場境況。

我無法接受的是:「台灣唯有自我拆除農業壁壘、解除所有對於農業的扶助措施,才能夠取得全球自由化談判的機會」的這種說法,因為那是一種藉由國外資本、在地資本與自由主義政府三者精心共構的論述圈套(一種經濟文化階級知識型),與階級宰制關係(參見Peter B.Evan的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一書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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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oben liao CC BY-ND 2.0

關稅配額才是關鍵所在,農民仍是犧牲品

倘若再回到減緩全球化對於農業衝擊的討論,必須要有個認知是,衝擊的產生具有外生、內生兩種邏輯(雖然兩者彼此牽連),但倘若無法藉由兩種邏輯,進行有效發問,便採用全球市場經濟邏輯(台灣多數時候是刻意地誤用,來達到國內資本增生的目標),那麼僅是將台灣農民推入更深層的階級剝削境況。

外生邏輯方面,顯而易見的是,未能稻農若將生產出來的稻穀直接投入於市場中,那麼能否維生的要素,在於「關稅配額」,其意味著被輸入國能否訂定進口配額,針對配額量之外的產品課徵較高的關稅。此種談判內容,在日本、美國的TPP談判為主要攻防所在(日本未依美國要求取消關稅配額,以特別貿易配額來行之),也顯見「關稅配額」的總量、種類才是貿易談判最重要的戰略位置。

反觀台灣當前狀況,若未來採取「所得直接給付」、鼓勵農民將作物直接投入於自由市場,但在未有關稅配額的情況之下,大量、廉價的他國農產進入市場之後,台灣農民在此自由市場之下,將落入極為不利的市場境況。

未有經營權管制制度,將催生出新型態的農村剝削巨獸

內生邏輯上,一如前述,稻米收購制度的存在,對於農作市場價格具有調節作用,在精準的管制之上,可以協調流入市場的稻米供應總量,以穩定稻米的市場價格,本身具有積極作用(反之,則有可能出現公糧過剩,淪為飼料的情況)。在未來,若無保障收購制度的情況之下,農產市場將由誰來進行調控(不同意放任於自由市場競爭機制)而不至於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是當前政策未能妥善回答的問題。

此外政府指出「所得直接給付」將可達到直接補貼於生產者,而非糧商的功用,但直接給付,是否真的能夠改變既得利益結構,答案是存疑的,因為在無相對應經營權管制被研擬的情況之下,利益來源便可能從糧價轉移到地租之上,大型資本密集農企,將可能取代糧商,建構新型態的農村剝削體系。

因此,我甚至無法同意直接補助農民的作法,可以消除既有的對於農民的多層剝削,因為在未有相對應的管制,或回答國家退位後,「誰」能取代國家避免市場失靈情況發生之前(這裡所指稱的「誰」若是以第三部門方式呈現,那相對應的法規為何,亦會是重點),我認為取得代之的是更為複雜化、細緻化的農業剝削體系。

農人找得回國家嗎?

之所以認為在討論所有農業政策之時,必須融入階級視角的原因在於:台灣所謂的「小農」意義從來不在生產土地面積的大小,而是因為不同於資本家,其生產的邏輯並非「資本」,而是係用地力、勞力來獲取微薄的生活所得(必須被認知為農業體系之中的被宰制階級,或是無產階級)。

甘地所說的:「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端看其對待社會最弱勢者的態度而定」,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國家與農民的關係。倘若無法以上述的階級認知來理解農人,那麼再多、再細緻的農業政策,不過就只是跨國資本、在地資本與國家三角聯盟的顯影,而農人仍然是犧牲者。

本文經環境資訊中心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