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化、英語授課的發展趨勢下,重申本土學術傳承的重要性

在國際化、英語授課的發展趨勢下,重申本土學術傳承的重要性
科學的進步是主流科學家帶動的,還是邊陲科學家反叛的結果?如哥白尼?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如何在世界的學術領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與影響?其中,鑲嵌於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各具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是否有助於擴大台灣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還是應該寄望於普遍性較高的自然科學?

文:黃厚銘(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人們常說,科學發展日新月異,但這是怎麼一回事?究竟科學進步是累積而來、還是不連續斷裂的?而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是由主流科學家所帶動的,還是邊陲另類科學家反叛的結果?乃至於,是一些在歷史上留名的偉大科學家的個人成就,還是代代相傳或團隊合作而成?

這一類問題,放置在台灣學術發展的脈絡中,還顯得更具現實意義。像是所費不貲的頂大計劃究竟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政策,未來應如何調整修正?在國際化、世界大學排行,以及流浪博士日益增多的趨勢下,國內博士班的維持與開設還有沒有必要?既然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為何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不乏所謂的理論課程,仍然致力於精讀幾十年前或上百年前的經典之訓練?閱讀經典著作的意義為何?自然科學中所定義的進步,能否適用於社會科學?

最後,台灣如何在世界的學術領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與影響?其中,鑲嵌於各國社會文化脈絡而各具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是否有助於擴大台灣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還是應該寄望於普遍性較高的自然科學?凡此種種,因為牽涉到經費資源的分配,也牽涉到人才的培養,進而也影響到個人在教育升學上的選擇,所以應該也是不分自然或人文科學、不論是學者專家或一般社會大眾都會感到好奇的問題。

林宗弘教授在五月底的「巷仔口社會學」網站中,發表了一篇紀念剛過世的台北大學社會系黃樹仁教授的文章。文章主要是以黃樹仁教授多年前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論文〈小國的學術困境: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教學與評量的反省〉為「爭辯」對象,指出這篇論文在分析單位上過於強調國界的疑難,並質疑其中有關典範轉移的設想,缺乏時空因素的考量,以致提出類似近年頂大計劃資源集中的政策建議。

小國學術魔球的驚豔想法

相對於此,林宗弘教授則引入諸如魔球理論等等,主張國內的社會科學學術發展應該仿效美國職棒小聯盟的模式。先承認在英語等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再以此為前提,以統計分析等強項,跨領域地結合「能寫、能算、能在學術界有廣泛社交、或能與審查人糾纏到對方受不了而讓文章刊登」的量化研究者、理論研究者與質化研究者,從一些並未受到西方古典社會學關注的同志權益、氣候變遷、全球傳染病、環境破壞等問題著手,由「學術邊陲的革命份子來推動典範轉移」。

林宗弘教授也主張,不要再鑽研經典社會學文獻或古典社會學著作,因為這等於接受「西方常態科學典範」或「偉大傳統」,而以己之短與西方學界的強項競爭。甚至在教學上也應該削減古典訓練,並打破封閉的師徒制以利網絡的開放性、乃至於包括在遴聘新人時,也不要再堅持得具「傳統社會學的理論深度」,而應該著重跨領域的橫向連結能力。最後,林宗弘教授還根據前面的討論,提出五點具體的政策建議。其中各點都可見到諸如「快速」、「迅速」、「效率」等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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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21世紀了,還要讀150年前的老東西嗎?

我個人很欣賞林宗弘教授的這篇文章,其中有很細緻的論證分析,也有很具體的制度建議。並且,既不刻意迴避提到自己的研究,卻也不會變得自以為是(像是從中研院、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到科技大學等評鑑標準的差異化,我就很支持他的主張,雖說我覺得在落實為制度時還是得謹慎為之。簡單說,在教學與服務指標無效的現況下,不管研究表現在升等或評鑑上是佔10%還是90%的配分比重,都仍會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與100%無異)。此外,以美國職棒為例的說明,更是令人驚艷。

不過在有關於典範轉移、理論研究教學在典範轉移中的地位,以及師徒傳承的作用等等,我希望提出幾點不同的看法,供大家討論。

林宗弘教授所提出的諸多政策建議,是在既有台灣學術發展政策的框架下,試圖更快速、更有效率地提高台灣學術研究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也因此,比較著眼於投稿、發表等等背後的文化資本、人脈連結之類客觀條件,來構思相當務實的具體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比較少提及文章中的「典範轉移」。此外,典範與典範轉移的概念內涵,似乎沒有在文章中做詳細的說明,其結果可能錯失了理論觀點在典範轉移過程中的重要貢獻。

典範轉移與理論觀點之關係

有關「典範轉移」的討論,我們可以回到孔恩(Thomas Kuhn)自己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相關論述。孔恩在書中第六章〈異常現象與科學發現之產生〉,正是針對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關係做討論。他在該章開頭,先提出一個問題意識──既然累積性的常態科學並不會發現新事實,但明明科學發展中總是偶有革命性的新事實被發現,那麼這些新發現從何而來?

因此,孔恩認為,「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必然是一個極為有效的造成典範變遷的法子。」這是個很弔詭的事情,要造成典範變遷,就需要先在典範指導下進行研究。反之,這也證明了,完全不顧該學科既有核心議題(也就是典範),反而是不會造成典範轉移的。亦即,出乎大家意料的,也如我常掛在嘴邊的:迂迴會更直接,慢慢來比較快(據說後者也是高承恕老師的名言)。

接著,孔恩就著手討論理論的新發明與事實的新發現之間的關係。簡單說,孔恩主張,異常現象只是新發現與新發明的導火線,「在調整典範的工作沒有完成以前(換言之,在科學家還沒有學會用另一種觀點觀察自然以前),新事實並不能算是科學事實。」就像是自作聰明的偵探,面對愛倫坡小說裡那封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信一樣,沒有新觀點,我們對於新事實只會是視而不見。事實上,這說法也完全符應新康德學派的知識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