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與反廢死都認定對方是「罪惡的同路人」,其實真正的敵人是「現代社會」

廢死與反廢死都認定對方是「罪惡的同路人」,其實真正的敵人是「現代社會」
Photo Credit: Édouard M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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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捷的隨機殺人事件震驚台灣後,重新炒熱了台灣社會對廢死議題的論戰。支持與反對死刑的兩造人馬各執一詞,相持不下。然而在廢死與反廢死之間,真的有如此不可逾越的鴻溝嗎?不如我們先回到雙方各自的價值體系中,看看這中間有沒有對話的可能性。

在廢除死刑與反對廢除死刑背後,更深層的其實是「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與「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兩種正義觀念的交鋒。然而在這兩種正義觀的背後,或許是對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所做的提問。這個問題就是在「現代社會」中,「人」究竟有沒有辦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踐道德?

我們不妨先從支持死刑的角度來開始切入。支持死刑的人基本上奉行的就是「應報正義」。而簡單代表應報正義的話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是「個人造業個人擔。」在這樣的正義觀之中,每個人都須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當你從別人手中奪取了未來的人生,你就必須等價賠償你自己的未來人生。這種正義觀是建立在「一個人」從別人那裡奪取了多少東西,就必須要償還多少東西,才符合「公平」。

Photo Credit: Mehdi Hasan Khan CC BY SA 3.0

這樣的觀點肯定的是人的「能動性」(Agency)。也就是每個人的意志必須完全的掌控自己的行為。每一個「個人」在人生中所下的每一個決定,都需要深思熟慮,因為自己在未來的人生中必須要為自己過去每一個決定的結果負責。

其實這樣的價值觀成為當前社會流行的觀點並不奇怪。因為無論是東西方各文化的古典道德,都是建立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上。肯定人的自主性,期許人能夠透過「修為」來增進自身的能動性,來面對多變而具有敵意的外在世界。而在現代社會的開端,這更是「啟蒙思維」的根本。希望人能夠在自身「理性」的幫助下,擊敗一切會誘惑自身的罪惡,追求社會的進步與更幸福的人生。而無法依循自身理性或是拒絕理性的人,就必須受到其他人的制裁。

然而,這樣的價值觀開始受到質疑與動搖。起因便是人類開始面對前所未有的恐怖敵人,許多學者發現這個新的敵人,足以威脅人類掌控自我人生的自主能力,毀滅人的「能動性」。那個敵人不是別人,正是人類自己所建立的「現代社會」。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便提到人類與生俱來,內在心理便具有兩種能量:「愛慾的能量」(Libido)與「破壞的能量」。這兩種能量一個代表生,一個代表死。然而現代社會的一切機制,都是為了助長人們的愛慾能量,也就是對生的追求而設計的;另一方面,人們由於害怕潛藏於心中的破壞能量,也構築層層的保衛機制來壓抑他。然而由於社會機制一味的擴張愛慾能量,壓抑破壞能量,造成了現代人心理極端的不平衡。而這種違逆人類天性,忽視內在平衡的社會機制,最後造成的就是每個人其實都是潛在的神經病。

因為每個人在面對自己與生俱來的破壞欲望時,在社會的教育與要求下,必須用更強大的精神力量來強加壓制。這又造成了每個人幾乎都面對強大的「罪惡感」以及「自我否定」。甚至人類轉而把這種「破壞能量」透過「良心的自我批判」用在對付自己的心靈,或是「攻擊其他展露破壞能量的個人」。惡性循環之下,就造成了現代人各種精神疾病層出不窮的發生。佛洛伊德雖然試圖想找出解決這種困境的方法,但在行文最終仍然讓讀者感到無能為力,只能語焉不詳的期待人類能夠超越這樣的困境。

另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馬克斯(Karl Marx)。他認為現代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的盛行,人類沒辦法自由的決定自己符合自己天性的工作。而是必須壓抑自己的天性去選擇「能賺錢」的工作。這讓人喪失了心靈的自由,成為了「金錢」(也就是「資本」)的奴隸。人開始變得不像人,每個人為了賺錢,開始背叛自己的天性,這就是「異化」(Entfremdung)的概念。

而除了上面所說的人與自己異化,還有人際關係間的異化。為了賺錢,人開始把其他人當成「商品」,只考慮他們能帶來的「利益」,對人的思考陷入了純粹利益的計算。這使得人能夠輕易的貶低他人,並為了自己的利益陷害他人。而被陷害的人自然不可能默不吭聲,於是社會便陷入了爾虞我詐的鬥爭之中。

此外,工作本來應該是人們「實現自我」的一部份。人透過工作逐漸的與世界發生關係,讓世界能在自己的努力下變的更好。但是這個驅使人工作的原始用意,卻遭受到追求金錢的扭曲。工作對人生的意義被扭曲成追求金錢,於是工作成了重擔,人無法再從工作中獲得樂趣與滿足,工作成了苦刑。人生幸福的實現取決於金錢帶來的權力,而非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世界。

而這些「異化」最終便造就了每個人在現代社會中,永遠無法得到心靈的滿足與安寧。甚至說得極端一點,在這樣的社會中,愈是成功的人,可能心靈的扭曲愈是嚴重。因為他必須比其他人更加的壓抑自己來符合整個社會的遊戲規則。

而自從韋伯(Max Weber)指出了造就現代社會的另一個基本元素,也就是「專業分工」,進而提出「科層制」(Bureaucracy)的概念後。幾乎所有當代處理哲學、倫理學的學者,就開始研究科層制對現代人心靈的負面影響。光就我自己狹隘的閱讀,只能整理出這些研究中的一小部份。

Photo Credit: 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CC BY SA 2.0

簡單來說,人在古典時代之所以能夠維持「能動性」,也就是能為自己的人生負全責,在於過去社會由於結構簡單,賦予個人的角色不多,自由度也遠比現代高。因此每個人只要能做好「自己」,就能順利面對各種情況。然而現代社會由於分工複雜,每個人分到的角色只是巨大整體的一小部份。「自我」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的空間遠比古代少了許多。

例如在古代,想自食其力的人,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而現代一個人就算只想「自食其力」,只要他去工作,工作所帶來的職務與責任,就會要求他服從某種專屬於那個行業的價值。例如服務業就算遇到「奧客」也必須忍氣吞聲。而做業務無論客戶的要求合理與否,都必須「顧客至上」。偶像明星無論何時都必須擺出笑容與善意來娛樂大眾。教育工作者必須維持純淨零污染的「師道」,不能展露自己一絲絲真實的情慾。

也因此古代的價值觀會鼓勵「君子」應該無論處在何種職位,都應該不懈的實踐自己的志向。但現代的價值觀卻要求比起自己的人生價值,「履行職務」是更為重要並值得鼓勵的事。這卻造成了現代人必須帶著各種不同的「面具」生活,在上班時必須虛偽的面對自我的內心,不停的找「正向能量」來說服自己履行與自己內心相衝突的職業價值。

這些一再的自我欺騙、壓抑、拉扯、撕裂,造就了現代人比起古代,有更嚴重的心理壓力。另一方面,這也造成了現代社會從根本上「壓抑並且打擊每個個人的能動性」。

也因此支持廢死的人背後的價值觀。便是建立在「社會不能一邊為了經濟發展與各種方便,毀掉每個人掌握自己人生的能力;卻在個人犯錯時,要求個人負起對自己人生全權負責的責任。」

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在《瘋顛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與《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等書中便藉由研究「監獄」與「精神病院」,來揭露社會怎麼把「健全的人」吃乾抹盡,榨乾他的精神力量。等到這個人再也無力製造任何經濟價值,或是心靈扭曲做出各種宣洩或反擊後,透過宣判這個人「有罪」或是「有病」,把這些人隔離甚至消滅。

基於這樣的原因,支持廢死的人才會對罪犯流露出一種一般人無法理解的關懷。因為在「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前提下,這麼做實在是很怪異,甚至是在鼓勵個人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以致於多數人無法理解。但是站在支持廢死的角度,這些所謂的「罪人」,卻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因此用社會全體的力量補償他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認知的落差下,雙方就都認定對方是「罪惡的同路人」,而衝突也愈趨強大。

但是我們只要回溯雙方背後的價值源頭,可以發現雙方其實都在試圖「找回人在道德上的能動性」。支持死刑的人要求的是透過處罰罪犯,重申每個人應當慎重的「面對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一舉一動負起責任;而支持廢死的人則是要求大家,注意到現代社會對每個人「主掌自己人生能力」的打壓與破壞,進而透過事前的改革來阻止正常人受害而成為罪犯。

問題只是在於當雙方都只極端的擁護自己相信的正義價值,而漠視對方時,原本應該相互合作,分進合擊的兩方卻互為寇讎。而在實務上,比起支持死刑或是反對死刑,深入的釐清每個罪犯的人生背景,去搞清楚他犯罪動機與整個人格陶成究竟哪個部份出了問題?哪些部分來自於他自己的不負責任?哪些部份則是社會不當的影響?應該更加有建設性。

雖然罪犯確實需要適當的刑罰進行制裁,但到底怎麼樣的刑罰才「適量」,也是更需要細緻討論的。更進一步,透過深入瞭解,研究罪犯的人生背景、生活情況,能夠發現當前的社會結構、社會安全網,乃至教育的漏洞,及早做出補強。想辦法從個人乃至社會,多方面的去加強個人對於實踐自身道德的能力,才是治本之道。

Photo Credit: Édouard M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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