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深埋爪哇海域的神秘沈船,意外揭露從東南亞到中國的「錫貿易」

一艘深埋爪哇海域的神秘沈船,意外揭露從東南亞到中國的「錫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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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約莫是伊本.西那人在布哈拉唸哲學之時,有艘船在東南方大概六千英哩的爪哇海上沈沒了。

文:斯圖亞特.戈登(Stewart Gordon)翻譯:馮奕達

約莫是伊本.西那人在布哈拉唸哲學之時,有艘船在東南方大概六千英哩的爪哇海上沈沒了。

一千年的歷史距離,讓我們無法確切得知發生了什麼事。但某幾種風險可以忽略不計。船航離岸邊45英哩開外,附近也沒有任何礁岩。其實,這裡的海床是一片平坦無物的泥土。突如其來的暴風雨才是最有可能的飛來橫禍。或許這是艘舊船,船身並沒有彎曲,而是斷裂。

這些姓名不詳的水手與商人距離他們在西爪哇島的港口只差150英哩。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留下來的,只有他們的骨骸和財物。不過,近來的研究成果卻能讓我們像讀回憶錄般解讀這艘遇難的船隻,同時追溯這些貨物的源頭,其中有些貨物的產地甚至遠到伊本.法德蘭與伊本.西那身處的中東地區。

這是艘什麼種類的船?船是木造的,用的是東南亞的木材與設計。整艘船全長90英呎、寬25英呎,吃水300噸,採用的不是典型中國船隻的平底,而是V型的龍骨。

這艘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在於造船的人沒有使用鐵製的材料。他們先是鑿刻好龍骨,接著裁出彎曲的木板並排列整齊,用來構成船身,排好的木板則靠邊上的暗榫接合在一起。造船師傅在木板的內側留好對準位置的記號,然後打眼。橫樑(槳手的坐板)放上來以後,再用棕梠纖維編的繩子跟做了記號的位置緊緊綁在一起。坐板之間垂直綑綁著,好讓板材保持牢靠。

這些船多半用三到四面帆,在船的其中一側後四分之三的地方還有一具大型的舵。10世紀時,這樣的船隻在東南亞的大島港口與小島之間定期航行,數量即便沒有上千,也有上百。這些船使用當地原料,輕巧優雅的設計讓它們能在大浪中延展,卻不會粉碎。

當時沒有沈船打撈這回事,就連最值錢的貨物,也在南中國海海底躺了上千年。船蛆吃了外露的木材,船貨散了出來,最重的沈在一起,輕一點的東西則飄得愈來愈遠。船的殘骸雖然飽經腐蝕,卻保護底下的黏土不受海流沖刷,最終在海床上形成了小丘。

是鳥兒找到了沈船。當地漁民看見了群集的水鳥。哪裡有鳥,哪裡就有魚。任何從海床中攪動出來的東西周圍都會有魚聚集。印尼漁民知道,無論是在開放海域的哪個地方捕到珊瑚礁魚種,底下就可能有沈船;他們也都知道,沈船上的陶器與人工製品要比魚值錢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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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印坦沈船船貨產地

1996年,雅加達骨董店出現了一批古代陶器,這讓政府警覺到有人找到了沈船。船骸所在的深度(75英呎)與相對短的潛水季節拖慢了搶寶的步調,也讓海軍有時間逮捕潛水者。印尼政府沈船打撈委員會指派當地的打撈公司與一支德國挖掘隊合作,進行全面的考古行動。考古隊伍框定了遺址位置,打撈起超過2千7百件的重要歷史文物。

船底有上千磅的錫,全都是出產於馬來半島西北部的吉打(Kedah)、做上了記號的矮胖金字塔型小錫塊。十世紀時,錫就像金一樣是開採出來的。人們磨碎、清洗含有錫的礦石,而且很可能都是以手工的方式進行,比較重的氧化錫則會沈到洗礦槽底。礦工也會到河裡淘含有錫的卵石。這兩種方式生產的氧化錫接下來都會熔成錫錠。沈船上的錫錠是要載到爪哇的,因為當地完全沒有產金屬。

在船難發生的年代,青銅是一種用途相當廣泛的金屬,而錫是青銅的原料,也因此非常重要。人們用青銅鑄成雕像與宗教器物、臼和門鍊等簡單的家用物品、珠寶,以及武器。印度、中東以及東南亞等地都有鑄造含錫量高的青銅錢幣。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人對吉打也不陌生。地理學者阿布.達拉夫(Abu Dalaf)便在西元940年寫道:「全世界沒有哪裡的錫礦能夠跟卡拉(Kalah,指吉打)的一較高下。」

船上有許多部分含錫的商品。海床上有兩落鏡子。其中一落品質較差,是典型的印尼設計。另一落品質較好的鏡子則產於中國。對這兩落鏡子來說,錫都是重要的材料。中國製的鏡子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錫,加入到銅與鉛中。這種混合方式創造出了一種質硬且脆的金屬,兼有光彩動人的打磨鏡面。看起來,馬來地區的錫是以錫錠的形狀載運到中國,熔製成特殊的合金,然後鑄成像鏡子這樣的高價商品,其中有一些更是再出口到東南亞。

10世紀的東南亞有幾個大型王國。中南半島上有四個:新出現在上緬甸的蒲甘(Pagan)、柬埔寨的吳哥、越南南方的占婆,以及稍後出現在越南北部的大越。這幾個王國皆仰賴稻米種植,以及首都鄰近地區增加的人口為立國根本,它們也都是發展成熟、宮廷儀式繁複之地。島嶼上,則有掌握著貿易的室利佛逝(Srivajaya),這個難以捉摸的政權或許是以蘇門答臘為其根據地。

至於爪哇島中部的國家馬塔蘭(Mataram),今天的學者對其國力與大小的看法分歧仍深;馬塔蘭顯然是以無灌溉的稻米種植為經濟基礎,這個國家還打造了婆羅浮屠(Borobudur)——一座小山丘,上面鋪滿了雕有佛教主題的石板。婆羅浮屠上有塊石板,上面刻劃了一名衣著考究的宮廷女子,這名女子正用沈船上找到的那種鏡子來化妝、綁頭髮。而她所穿戴的珠寶,也與沈船地點找到的三十多個金戒指、無數的金耳環、墜飾與串珠有著類似的風格。由此可知,錫與金對這段時間整個東南亞的宮廷文化展現都很關鍵。

中國製的鏡子僅僅暗示了錫貿易的複雜程度,以及青銅器對思想與文化表現的重要性。負責打撈工作的潛水夫也撈起了一尊小小的青銅佛陀立像。佛像的風格與當時印度東部的風格非常類似。由於孟加拉不產錫,商人很有可能把吉打的錫帶到孟加拉,在那裡熔製合金,並鑄成這種雕像。船上還載了幾個用來做小型佛龕的模子。這些迷你佛龕是以青銅或陶為材料,在爪哇當地製成,供佛教徒所用;它們也跟那位拿著自己鏡子的小姐一樣,出現在婆羅浮屠山上的石板雕刻上。

沈船上找到的佛像,讓一段悠久的傳統躍然紙上。10世紀時,佛教與印度教的法器與思想已經沿貿易路線來到東南亞,時間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了。在玄奘印度行之前的一個世紀,一位名叫法顯的中國朝聖僧也懷抱著對佛典的類似追尋,去了印度。他搭乘一艘印度船隻,借道於經由整個東南亞的水路回到了中國。假如他曾探訪過緬甸、印尼、泰國、越南、柬埔寨與寮國的話,他一定會碰上許多歷史悠久的佛寺、佛塔與掛單處,就跟在絲路上以及印度當地一樣。至少在十世紀以前,東南亞的各個大王國都有了顯著的佛教或印度教特徵。東南亞的國王們一如絲路沿線的王者,同樣在佛教信仰中發現了共通的利好——超越族群忠誠的王權新願景,以及一連串能促進貿易的場所。 

佛教也像在絲路與印度那樣,與東南亞當地的傳統融合在一起。比方說,雖然柬埔寨吳哥王國(約西元900年至1200年)與印度的佛教建築在風格上有許多類似之處,但它們卻有不同的作用。這些建築不是為了某種佛舍利,比方說佛牙、佛陀僧衣的碎片,或是佛陀的乞食缽而建。吳哥多數的大型建築是蓋來作為先王的陵墓之用,通常是由先王的繼承人所興建。碑文都在稱頌先王,僅略為提及佛陀。這種祖先崇拜是東南亞的特色,並非佛教重鎮印度的作風。

東南亞地區和當時佛教的各個支派都有互動。打撈沈船的人找到了一大堆與金剛乘(Vajrayana,或稱譚崔佛教[Tantric Buddhism])有關的法器,例如法鈴以及獨一無二的矛型權杖。這些教派在印度東部有長遠的歷史,但在十世紀的東南亞也同樣興盛,同時與其他發展更早的佛教教派為了得到贊助而競爭。佛教的金剛乘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傳入了西藏。而九世紀爪哇中部婆羅浮屠的佛教遺跡裡,贊助人委託雕塑在好幾塊石板上的,恰好就是這種權杖。

船上的其他器物似乎和一些發源於印度的儀式有關:如青銅製獅頭尖飾、青銅製蓮花花苞,以及儀式用的長矛與杯盤。幾樣東西中最讓人讚嘆的,是一對簍空雕花的黃銅門鍊與門飾。木頭的部分是腐朽了,但黃銅配件的大小對一般房子來說卻又太大。這扇門或許是為了爪哇島上某個香火鼎盛的宗教聖地而造。許許多多的印度教與佛教教派都在競爭王室的贊助與信徒的數量。這種盤根錯節的宗教實踐與政治對抗,似乎跟伊本.法德蘭與伊本.西那兩人經歷過的伊斯蘭派系緊張相當類似。

最後一點:錫顯然也熔在一開始放在船艙裡的上千磅青銅合金錠裡。這些青銅塊全都是圓頂型,但大小或重量並不一致。青銅熔化之後,會倒進沙地上簡單挖的坑裡。考古證據暗示這些金屬錠並非用新開採的礦石所製,而是用熔化的青銅器澆鑄而成。放在貨艙的這些青銅錠旁邊還有一些青銅器的破片。這些破片或許只是還沒有熔鑄成塊狀,而且有可能正在送往爪哇的路上,似乎是要用來再造為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品與神器。

整套複雜的錫貿易除了一開始的採礦與冶煉以外,還包括蒐集破損的青銅器,把它們熔鑄成錠,用船運到整個亞洲世界,然後重新鑄成新的器具,而這或許是幾個世紀以來一再重複的過程。每一磅所耗費的大量人力資源都讓青銅變得非常貴重,貴重到回收再利用的做法成為經濟上的必然措施。除了青銅以外,黃銅破片以及銅鋅合金也大量出現在船艙裡。而金屬器的回收利用與重鑄,也讓我們很難分辨當時任何一件器物是從遙遠的地方而來,還是在當地所製造。

海床上還找到另一種金屬錠——來自中國的銀。有些銀錠上的刻文寫著「鹽稅上色銀伍拾二兩專知官陳訓」。銀發現的情況與錫不同,錫錠集中在沈船地點中心,而銀卻在考古區塊中許多地方被發現,這表示銀不是裝在一塊兒;或許是船上好幾名商人各自帶了幾塊。潛水夫還找到四散各處的中國銀幣,以及數量不滿一握的金幣。商人進行交易時顯然無需大量中國貨幣。沈船沒有出現大量的外地貨幣,暗示了商人是以情勢相對穩定的地方大型王國的通貨來進行交易。

船上的鐵也同樣來自中國,包括鐵錠、鐵鍋與鐵製槍尖。當時只有中國具備高效的鑄鐵工序,能和東南亞產鐵地區的當地製造者競爭。考古學家過去從大多數殖民時代前的東南亞沈船與陸地遺址中,都曾找到過中國鑄鐵鍋。就以爪哇為例,當地在印坦沈船之後好幾百年的時間都未曾生產鐵。即便爪哇島上有些許鐵礦床,但當地卻只進口其所需。

潛水夫取出超過245顆玻璃珠,珠子的大小、風格類似;最有趣的一點,是這些珠子都是「有眼」的珠子。有一種製作玻璃珠的方法,是把熔化的玻璃搓成小球。玻璃工會在玻璃還軟的時候,把其他顏色的玻璃搡個好幾小滴,並滴在表面上,弄出點點。然後再把另一種顏色的玻璃搡在每一個點點的中間。沈船地點的那堆玻璃珠裡,主要的基底色有綠色、藍色,少數則是棕色。點點則是白點中間加個藍點。玻璃珠的化學成分與顏色都表明其產地在伊朗,而伊朗正是當時除了中國與印度以外唯一的玻璃製作地區。

製作玻璃的技術已經在歐洲絕跡了好幾個世紀,接下來還要兩百多年才會再次出現。好幾個位於泰國的考古遺址都曾挖掘出這種樣式的「有眼」玻璃珠,製作年代也與沈船時代相仿。玻璃珠子在靠近吉打的考古遺址中也很常見,而吉打正是馬來半島上與錫有關的地區。這些長途跋涉的「有眼」玻璃珠,則是用錫與錫貿易的利潤所採買的其中一種商品。

玻璃珠的買賣就像錫貿易一樣,不僅複雜,而且早在沈船的時代以前就有長久的歷史了。從東南亞考古挖掘中找到的最早外來商品裡就有各種珠子。其中有幾個甚至能上溯至西元前的遺址裡曾挖掘出的產自印度、風格別具的光玉髓珠。這類珠子出現在幾乎所有大城市的挖掘現場,以及許許多多平淡無奇的遺跡裡,時間都在沈船事件前的這一千年間。

有充足的考古證據顯示,直到十世紀為止,東南亞都是製作玻璃珠、甚至是「有眼」玻璃珠的中心。但這些製造中心似乎只把進口的玻璃拿來做玻璃珠,本身卻不熔製玻璃。沈船上也有證據能支持這種觀點。潛水夫在離玻璃珠不遠的地方找到許多件玻璃器皿,只有極少數保持完整。考古隊試圖要把這些器皿拼回去時,情況就很清楚了:船上運送的大多數玻璃器本來就是破片。這些或許就是東南亞製作玻璃珠的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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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dany13 CC BY 2.0

沈船中的陶器間接表明了日常用品在跨洋貿易中的重要性。考古隊發現了相對少量的中國精製家用陶器,如陶罐、陶鍋與陶碗。它們的數量完全被七千件粗製家用陶器給壓過了。多數的精製陶器原先是成套成組的碗盤器皿,今天稱為越瓷,產自現名浙江的臨海省分裡的各個窯場。有一處時代稍早、同樣做陶瓷買賣的沈船殘骸中曾有六萬件陶器出土,其中主要都是來自同一個地區的普通陶碗。

至於沈船上其他會朽壞的東西呢?船上有三十二鼎銅製大鍋。銅很容易受海水侵蝕,因此殘餘下來的只有銅鍋的把手。船上還有一批堅硬含油的石栗,在海裡待了一千年後居然還保持完整,而石栗也表明了大多數的船貨其實都很稀鬆平常。人們至今還用類似的堅果來榨燈油。  

其他考古證據暗示船貨中可能有兩種值錢的織品,很可惜並沒有在沈船裡找到。我們幾乎可以確定船上一定有絲,這是爪哇與蘇門答臘的風雅宮廷裡非常熱衷的東西。

10世紀時——也就是船難發生的時候——絲綢是從中國到西班牙宮廷生活中的衣著首選。絲和陶器一樣,都是中國出口商品的重中之重。雖說絲原產於中國,但到了船難發生時,也還有其他的產絲中心。立足未穩的歐洲產絲業在西元500年左右夭折,但在絲路的綠洲城鎮、波斯,以及中東城市裡,養蠶知識與抽絲仍在繼續。

儘管面臨這些競爭,中國還是主宰了大半的絲綢貿易,尤其是在東南亞。中國製造奢華的絲織品,還掌握了各地的審美觀、氣候以及用途。根據許多婆羅浮屠塔廟的石板,上面所刻的織品垂掛皺褶暗示其為絲製品。在船難發生時的爪哇,上朝的貴族都穿絲綢衣服。等到有錢的平民百姓也開始買絲時,國王便覺得有必要頒布法律,限制只有貴族能穿戴絲綢與特定顏色的衣服。他們這麼做,八成是為了在貴族與平民間維持一眼就看得出來的區別,同時防止階層差異變得模糊。

棉花是印度的主要出口商品,我們也幾乎能肯定船上一定載有棉花。有許多來自中東與中國、與船難同時期的文書曾提到印度的棉花。人們近來也發現了更直接明確、也更令人雀躍不已的考古證據。好幾個福斯塔特(位於開羅南方)舊城垃圾場的考古挖掘地,都挖掘出了上百件有壓印圖案的棉織品碎片,時間最遠可追溯至11世紀,也有不少是來自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開羅地區乾燥的氣候讓這些碎布保存了將近千年之久。對捻線方式、收邊風格與木板印刷圖案的分析,確定了這些碎布來自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Gujarat)。這些小碎棉布來自簡便的功能性衣物,與印尼當地運用絲綢的方式非常不同。古吉拉特就像中國地區生產陶瓷的浙江省,有許多專業化的產棉、棉染、棉織中心密布於鄉間。(註27)

船難發生時,古吉拉特的各個口岸出口棉織品的傳統已經相當悠久了。棉花種植與織布的情況一如絲綢,早已沿貿易路線傳遍了整個亞洲世界。比方說,十世紀的爪哇就有種植棉花、織棉布。古吉拉特當地對此的反應也跟中國相去不遠,會針對遠方市場的需求做出細微調整。研究人員最近在東南亞島嶼上找到了大致完好的衣物,其編織和收邊方式與埃及找到的碎布完全吻合。不同之處在於顏色與雕版印刷的花紋。紅色的花紋顯然在印尼銷量很好,而藍色在東南亞是種不祥的顏色,藍色花紋也就從未出現過。綠色花紋在埃及賣得不錯,至於動物花紋的衣服會運到東南亞,但不會送到信奉伊斯蘭信仰的埃及。

這些考古發現暗示商人不單只是把古吉拉特的棉布帶到遙遠的土地,巴望能賣出去。情況正好相反,關於「哪些商品賣得好,哪些賣得不好」,會有詳細的情報從商人那回流給生產商。甚至還有考古證據證明有人把印尼的花樣帶回古吉拉特模仿,以滿足市場口味。(註28)

在種種通常會朽壞的文物裡,最讓人垂思不已的或許是平常難得能發現的44具人類骨骸。小船沈沒時,船員與乘客通常都會試著從船上逃出去;至於逃生不及的那些人,海流一般也會把他們的遺體帶離沈船的地點。

船要沈的時候,這些倒楣的人為什麼不下船?或許他們正在底下的甲板睡覺,但他們同樣很可能是被關在下面甲板的奴隸。奴隸制——有著諸多形式與諸多目的——相當普遍。東南亞就像前文提到的草原地區一樣地廣人稀。對於每一個想增加人口的部落或王國來說,奴役被征服者或戰敗者,是種行之有年的做法。亞洲的奴隸制度裡囊括了奴隸主與男奴或女奴間極為多樣的法律關係與實質關係——無論是在家內、商業活動、軍隊還是宮廷中皆然。奴隸也像朝聖者、商人與使節一樣,在整個亞洲世界裡大批大批地移動。

沈船上只留下了一些與船上其他人有關的線索。潛水夫找到許多久經使用的銳利石器,這些石器很可能是水手的物品,他們打磨自己的劍和小刀來打發時間。東南亞當地就像印度東西兩側的海岸地區,那裡的水手與海盜之間沒有什麼差別。水手跟海盜都有武器,而他們之間的不同,則端視誰才是貨物或船的所有人。海盜是個揮之不去的問題,連一些與沈船同時代的東南亞碑文上都曾提到過。至於其他有關船員的線索,就只有幾個用過的鍋子、一個魚鉤和三套杵臼。

有些少數形狀特殊的青銅尖飾,是某個特定佛教教派的僧人手杖上的特色。僧侶一如在玄奘的時代,從一個寺院到另一個寺院去追尋學問。晚近的研究重建了當時北印度的菩提迦葉、緬甸與斯里蘭卡間的交流。散落在整處遺址的個別幾只金戒指,再加上偶然找到的、為貴金屬秤重用的小天秤,都暗示船上有富有的商人。

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說明這些商人是何許人也,但他們或許都出身於東南亞。考慮到爪哇當時前後的碑文曾提到柬埔寨、緬甸,以及來自印度好幾個地區的商人,或許也有些商人是來自更遙遠的地方。僧侶與商人有可能都識字,但直接的證據就只有潛水夫找到的一些戒指,上面有蠟封,蠟封上還有字跡。

這艘船是從哪裡載來種類與產地如此多元的貨物?所有的貨物顯然都是在蘇門答臘的某個轉口港上船的,或許是巨港(Palembang)。貨物從四面八方來到單一口岸,商人則在港口這裡存放、集中這些商品,成為要運往許多不同口岸的船貨。這是當時整個亞洲海上貿易的特性。在東南亞的西部,人們偏好的轉口港位置會隨航海技術的發展而改變。在玄奘的時代,也就是西元400年至600年前後,當時的水手顯然並不具備在蘇門答臘沿岸沙洲間航行的工具或技術,也無法克服麻六甲海峽的海盜問題。他們把要送往印度洋的貨物,在馬來半島上一個叫做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的狹窄地方卸貨;會有人用河運把商品載到半島的西側。

到了十世紀時,航海技術已經有了進步,航線與港口也隨之變化。登上沈船後,潛水夫找到了一只羅盤碗。這項技術上的突破雖然來自中國,但也已經傳遍了整個東南亞,更沿著航道傳到了當時的印度。指南針是用一小塊天然的磁石,也就是磁化後的鐵所製,然後安在一個小木盤上。人們後來讓這種輕便的工具浮在碗裡,碗壁內側則刻上記號。羅盤極為常見。這艘沈船不過就是艘不甚特別的貨船,船上就有這麼一個羅盤。在沈船事件前的幾百年間,船帆與船舵可能也有相當的進步。

在東南亞的島嶼上,有幾個王國為了發展與控制重要港口,以及隨之而來的貿易稅而競爭。船難發生時,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是最強大的海權國家,掌握了最重要的轉口港。但在1025年,南印度的一個帝國襲擊了室利佛逝,終結了該國對貿易的支配。接下來,有好幾個港口為了轉口貿易而互相對抗了數百年。最後是麻六甲在14世紀與15世紀時脫穎而出。

爪哇擁有足以分配進口貨物的完善建設,同時也是印坦這艘沈船理所當然的目的地。雖然沒有大都市,但爪哇城鎮與村落在指定的日子都有常態的市集。當時的碑文列出了商人的身分、買賣的商品、要繳什麼種類的稅,暗示了這一批批的專業貿易商會在超過一個以上的市集,甚至是到好幾個城鎮中進行交易。(農業稅須以現金繳納,這意味著地方上有足夠的現金能購買進口商品。)地方上的商人在這些常設市集裡活動,也正是他們把來自中國的煮飯鍋以及日常用的陶器(中國和爪哇做的都有)帶進島內深處。就像亞洲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有冒險精神的地方商人也會生產外國進口貨的便宜仿冒品。爪哇當地的陶器與中國的樣式也亦步亦趨。

至於貨款要怎麼打平?假設這艘船沒有沈,那會載什麼回轉口港,或是載去其他港口,好用來為陶器、絲綢、錫、棉花和其他商品付帳?中國當時的官府文書上記載了人們對各種東南亞的芳香樹脂、香料與木材永不饜足的需求。官員非常關注為了買這些林產而流失的中國銀兩,於是建議促進陶業發展,用來賣給東南亞。沈船上這些式樣樸素的大量陶器,就暗示了這樣的政策不僅曾付諸實行,而且卓有成效。

芳香劑在整個亞洲世界都是重要的商品。中國與印度在宗教上,以及家屋、宮廷、廟宇和墓地裡的日常儀式都需要用香,而有香味的樹脂與木材正是製香的基本材料。來自東南亞的芳香劑既是當時入藥與醫療上的重要材料,也是身上用的香水與精油的成分。從東南亞一路到中東,這些芳香劑都是所費不貲的交易商品,歐洲教堂裡的香爐也需要盛裝它們。但在沈船遺址,只有二十四小塊的安息香能間接證實這種重要貿易的存在;安息香是東南亞的一種樹脂,廣泛應用在佛寺與家戶的儀式裡。船上原本應該還有更多,但洋流可能已經把這些重量輕的東西帶走了。

沈船裡移動距離最遠的人工製品是一小堆陶器,而且全都碎了。從陶器上的土耳其藍釉面與釉裂來看,這肯定是伊斯蘭世界的產物,而且一定是來自中東地區,很可能就是伊本.法德蘭所在的巴格達。不過,沿海路旅行到東南亞的可不只有伊斯蘭國度的製品。早在船難發生前兩個世紀,阿拉伯水手便已經造訪了東南亞與中國,至今仍有若干傳世文獻。這兩百年間,穆斯林商人一路上建立了好幾個小型的居住社群,蓋起了清真寺。穆斯林教士與法學家也逐漸遷居到這些港口來服務會眾。伊斯蘭信仰沿著海路吸引新的信徒:從印度西海岸到東南亞港口,然後則是中國南方口岸。與此同時,伊斯蘭信仰也在中亞商旅城市以及中國北方得到新信徒。伊斯蘭信仰沿貿易路線散播的模式,似乎與佛教的傳播非常相似。

對於大亞洲世界的南方水路沿線貿易來說,這艘十世紀沈船裡的金屬錠和人工製品意味著什麼?中東、印度與中國地區大型王國的發展,加上品味相對講究的城市居民,共同創造了對黃金、象牙、絲綢與珍珠等奢侈品的需求,而這些商品正是「富饒東方」的代表性商品。

至於貿易路線上與這些奢侈品同樣重要的,則是有關宗教信仰的物品——經書、神像、繪畫、法鈴,諸如此類。這些商品都是由專業化的中心所生產。帶著這些物品千里跋涉的通常都是僧人,藉以撐起跨洲的知識與心靈紐帶。但是,若與奢侈品或宗教器物的買賣相比,平凡無奇的區域性商品或許更有經濟上的價值。船隻則載運魚醬、稻米、日用陶器、鐵罐與錫。

奢侈品、宗教器物與日常用品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遠超過城市中心與宮廷。人們的需求深入到印度與東南亞的內陸森林、斯里蘭卡的採珠業,以及位於古吉拉特鄉間的成衣製造業。商業活動也不會只順著宗教的邊界發展。信奉佛教與印度教的東南亞所產的香,可是輕而易舉地傳播到信奉伊斯蘭信仰的中東與尊崇儒家的中國。

貿易商品也是宗教敬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船上那些所費不貲的門讓人感受到當時東南亞島上佛教寺院群體的繁榮、實力與活力。佛教金剛乘的法器則暗示了一個新教派的發展。伊斯蘭信仰也是新興宗教,而且還沿著同樣的路線在成長。總之,貿易是亞洲世界日常文化的根本。漢人的儀式需要東南亞的香,就跟爪哇宮廷也要用上進口的黃金一樣。

書籍介紹:《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八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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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