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世代(上)】陳漢輝教授:其實上一代人不特別喜歡「和理非」,一言難盡

【談世代(上)】陳漢輝教授:其實上一代人不特別喜歡「和理非」,一言難盡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同人對「世代問題」的看法非常不同,這次《關鍵評論(香港)》專訪嶺陳漢輝教授,務求以社會學的宏觀視野,重新檢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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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10年,美國已有些學者針對「1981年至2000年代出生」(另一說指80至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進行探究,即所謂「Y世代」,數年前「Y世代」較少被視為一種「問題」,那時傳媒主要以80後一輩為訪問對象,反映他們的想法和特色,未見新世代與60後或更老的上一輩有互相批評的情況出現。近年香港不但重燃「世代」的問題,而且是聚焦於「世代之爭、世代問題」,甚至「老屎忽、廢青」等字詞也成熱話,此外,「世代」亦成為2016年部分立法會候選人與選民關注的「噱頭」之一。究竟是否真有世代之爭?或這個議題背後牽涉甚麼重要含意?《關鍵評論網(香港)》就此專訪一系列嘉賓,藉不同觀點加以剖析。

專訪對象:陳漢輝(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背景資料—

陳漢輝教授研究興趣為社會變遷與概念轉型。於香港土生土長,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澳門大學任教,因思鄉心切回流。教學上有機會接觸不同背景的學生,這次他從社會學角度觀察及分析世代問題。

訪問者:王陽翎(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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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面沒世代之爭,但公共政治層面,很可能「有」

陳漢輝教授從事教育多年,面對年輕一輩可謂絕對不陌生,更「不離地」。陳教授在90年代身在澳門,開始在大學擔任講師,那時教的學生都是80後,他認為80後跟70後並無很大差異,做事讀書還是懂得按部就班,規劃未來,預早為畢業後從事甚麼行業作好打算,嘗試付努力爭取事業發展。

後來轉到嶺大任教,面對的是90、00後,才終於意識到年輕一代有興別不同的特質。他們看來沒有了70、80後對人生規劃的想法,甚至對未來沒甚麼想法,或許,他們真正步入所謂「後物質」的生活事代,成長享受過相對富足的生活,家庭背景有較多支持,對他們來說生活向來較少艱辛和苦楚,個人對追求更大的快樂自然不那麼熱衷,不那麼期望畢業前和後有很大轉變,沒刻意想倚靠自己取得更大滿足。

可見,90、00後開始有種隨遇而安的心態,兵來將擋,不是以前人們預計自己由A點出發,一直走到B點,一步步發展人生。生活是否可以維持多元的享受更重要,比一般所謂求事業成功突破,或對推動社會向前的使命感,後兩者其實太抽象、太遙遠,滿足當下需要更實際。而陳教授看不到不同年代的人,個人會將年齡視為明顯的對立,反而生活各有各追求。倒是在公共政治層面,不同年代出生的世界觀,的確會構成一定衝突,譬如70後乃至部分80後,不太希望一開始以激烈的手段追求政治理想,或落實一些政策。尤其70後,他們甚至仍能目睹民主黨和支聯會,當年如何嘗試不同方式對抗中國共產黨,最後也只能以比較持續的方式延續下去,事實也證明到了現在,不論甚麼背景和年齡的人,也無法一下子推倒共產黨,實現美好的政治理想。

上一代不特別喜歡「和理非」,是試過太多方式的結果,下一代完全不知道

陳教授認為這是幾代人「美麗的誤會」,90、00後開始目睹香港的抗爭比較溫和,其實是長年的發展形成,是「試到最後」的結果,原因並非如年輕人口中所說,上一輩人真心愛好「和理非」,從來就「行禮如儀」,實際上,上一輩思想價值不一定很浪漫和美好,唯獨是他們整代老人偏偏喜歡「和理非」。對上一輩來說,他們視非暴力為一種現實策略,而不是理念原則,真正兩代人的分別在於,上一輩的確比較注重社會的整體情況,以及經濟發展,原因甚至未必是他們人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而是整個時代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影響,沒有年輕一輩普遍的個人主義。同樣,他們對以往歷史也較熟悉,並非不知道革命可以帶來即時的改變和重建,而是衡量實際做不做到,對大家好不好的問題。

而陳教授無意為上一輩說項,他強調希望如實反映真相。說到年輕一代,陳教授非常了解他們對社會不滿,對上一輩不滿,激烈的政治訴求,而且不會認為年輕人特別有甚麼缺點,一定是魯莽所以胡思亂想等等。反而,這些時代想法的差異,是順理成章,是「世界觀不同」。歸根結底,那些現存的秩序和制度,他們少參與自然少感覺,無法投入上一代人重視的東西,他們理所當然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困惑和不安,希望打破,至於打破了之後呢?沒有之後,打破了自有新機遇,為甚麼必須設想、知道未來會怎樣才可以打破?年輕一代的世界觀根本沒有這些包袱。

新一代成長常被控制,長大社會好煩好絕望,為反而反是正常

這裡筆者反映了一些疑惑,既然年輕一輩在相對富足的環境下成長,理應是越不滿足、不知足,越認為要有更多的快樂,怎可能反而對人生和事業沒有追求呢?對此,陳教授表示關鍵在於他們享受過的東西已不少,更重要是社會制度太繁雜,對前路迷妄煩惱到一個點,就不想再思考,或根本「無法」設想太多,不斷思考無法掌握的未來只會自尋煩惱,便生起一份虛無感,也回歸當下的自我世界。

他說,從嬰兒潮到60、70後的那輩人,屬於成長在制度建設時期,親歷社會一切「由無到有」的階段,由簡至繁的階段。那時不論政府公務員架構,抑或社會職場生態,都比較清簡隨意,戰後制度框架未成熟,大家反而能參與遊戲規則未來如何訂立,也知道以前如何發展到現在,大家都清清楚楚,既然制度是逐漸砌磚頭般形成,自然不感覺在制肘自己,也適應得很好,只有年輕一輩長大投身社會,面對種種龐大繁雜的制度框架,又不可能曾經參與建設,像一個巨人站在面前,有種恐懼和窒息感,也會視上一輩人設定的制度是制肘他們的,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一開始依從的做法便非常麻煩複雜。

陳教授指,別說70後,即使80後仍未有現在所謂「怪獸家長」的文化,小時候讀書雖然「填鴨」,許多東西要死記硬背,但放學還是有不少自由時間,出外跑跑跳跳,課外活動是自由參與的,不是一種制度,不是一種管制。總之,那時大家都很務實,只要正規的遊戲玩得好,即考試好其他就可以自己安排,將來工作不用太擔心。新一代相反,這時代香港社會相對富足,中產家庭、小康之家多了,家長不但提供更多物質,教導小朋友也變成操控式,因為家長自己太恐慌,人人都知道社會的制度和人事複雜,若不早早安排準備好,一定吃虧。而且,家長也經歷由無到有的階段,他們會視制度的存在是好事,令社會「文明向好了」,不容易認為制度有問題,也很難理解新一代為何無法接受規範。顯然,上一代人是漸進地繼承制度,新一代人是突如其來迎接制度,而且可以說被制度迎頭痛擊。是故陳教授強調,這就是大家忽視的世界觀問題,沒有互相了解對方「如何走來」,一旦化成公共訴求,對抗便激烈了,互相謾罵,絕不妥協。

其實,70後才是最可憐,最so sad的一代人

更有趣的是,陳教授表示如果準確一點,不含糊說甚麼「上一代、下一代」,即使60後與70後之間,兩代人也有明顯分別,甚至可以說:70後是最可憐的一代。若按照陳冠中的說法,50、60後那代人,前面的人打仗也死得七七八八,無人競爭,上位不難,很容易就打進中至大型公司企業,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是時代環境促成的價值觀,那代人數以十年計如此生活,當然認為這套觀念理所當然,難以察覺時代變化,欠缺反思能力,以為你不成功,只是不夠努力,因為當年人人都是如此,能力與努力和成就密切相關。呂大樂也說過,50、60後是最受惠的一代香港人,整個社會和個人成就都同時發展,視為理所當然。

至於70後,香港社會到他們接手的時候,經濟已相當不錯,也尚算懂得上一輩人的教導,事實上的確努力耕耘仍有一定收穫,暫時未感覺到一切成為「過去式」。直至70後投身社會發展事業之時,終於第一次面臨考驗,那時97、98年受金融風暴影響,不少人可以說「一鋪清袋」,在短時間之內受莫大衝擊。未有此風暴之前,一直以來仍遵守規則,無風無浪,人生發展欲望依然很強,「車仔、屋仔、老婆仔、生仔」的願望仍在,結果一兩年內生活翻天覆地改變,一切願望破碎了。但也可以說,連番變幻令70後清醒過來,他們對制度的改變和理想的追求,態度比較開放,遠沒有老一輩人認為理所當然,因為他們試過一無所有,嚐到苦果,對「不是理所當然」體會得比較深刻,又保有上一代人的傳統觀念,他們即使不同意新一代人的做事方式,也比較能體諒他們的處境,不會過於苛責,同時並不奇怪制度可以有問題,政府可以有問題,不會視制度是天經地義的,只是反抗不那麼激烈。大概,70後那一代人,依然視「規劃、生涯、成功」為人生關鍵詞,可惜他們一方面失去50、60後時的穩定環境,又及不上80、90後對科技和資訊工具的適應能力,我們常說⋯⋯⋯(續)

【中篇】

【談世代(中)】陳漢輝教授:70後多老屎忽,90後抑壓最大 教育變社會不變也無用

【下篇】

【談世代(下)】陳漢輝教授:全球產業劇變,不思進取香港精英也變「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