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蘭多槍擊案：一場國家暴力長期形塑的種族、階級與性別矛盾事件

文：劉文（紐約市立大學研究所批判社會心理博士候選人，莎拉勞倫斯學院特聘講師）

在美國各地正要迎接6月「同志驕傲月」一系列活動的時刻，6月12日凌晨，佛羅里達奧蘭多的同志夜店「Pulse Club」歡度拉丁夜時，發生一起大規模的槍殺案，目前已有49人死亡，多達53人受傷。被警方目擊的槍手Omar Mir Seddiqu Mateen，為29歲的穆斯林美籍男性。據媒體報導，在案發之前他曾打電話給警察局宣示他對於伊斯蘭國（ISIS）的認同，也曾因為被懷疑和恐怖組織有所連結，而二度被 FBI 搜查。

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奧蘭多市政府將此次事件稱為國內的恐怖攻擊事件與仇恨犯罪，但酷兒社群組織，比如穆斯林性別多元聯盟（Muslim Alliance for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更紛紛發佈聲明稿，強調不該將此次的槍殺案建構為「LGBTQ」與「穆斯林」社群的紛爭，如此二元對立的描述，只會更加撕裂性少數社群，以及那些生活於性別與種族矛盾交界上的酷兒有色人種，加深當下全球蔓延的伊斯蘭仇恨情結。

當同志酒吧不再是性少數的庇護所

同志酒吧從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於工業化的都市興起，提供LGBTQ在異性戀霸權文化之中得以喘息的空間。錯落於美國城市中的同志酒吧，這將近一世紀來的起起落落，也造就了好幾波同志運動的開始。對於同志而言，酒吧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消費或娛樂的空間，喝醉、跳舞或獵豔，而是人們能夠尋找認同與歸宿的庇護所，在城市的邊陲，學會次文化的語言，磨練出能抵抗壓迫的外皮，甚至組成自己的選擇家庭。

但在一個結構性暴力的國家之中，同志酒吧從來都不是真正安全的。1969年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革命，即是警察使用針對性別常規所設的歧視法條，不當臨檢石牆酒吧而引起的警民衝突。9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的都市計畫，以打擊犯罪和掃黃之名趕走了無法維持高房租與警力介入騷擾的同志空間，留下「漂白」後的同志都市人口：白人、中產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

新興的都市同志階級，不再為衝撞國家暴力的主體，在整體面對全球化壓力與房地產金融化的市場競爭之下，為了鞏固房產的價值，反而成為訴求國家權力保護的潛在受害者，但也因此與被驅逐於城市外圍的有色人種移民社群形成了對立。

同志空間與國家暴力

奧蘭多的同志夜店槍殺事件，除了凸顯美國城市同志空間中，性少數與有色人種在保守政策下不斷被套入僵持與對峙關係的問題之外，LGBTQ社群所受到暴力後的創傷情感，從80年代同志運動主流化後，經常被保守勢力挪用為合理化國家權力與國家機制的動能。

因為同志少年Mattew Shepard的虐待謀殺案件而推動的同志仇恨犯罪立法（hate-crime legislation）運動，也被多數酷兒學者批判為反動並且適得其反，不僅無法實際減少對少數的針對性暴力，反而正當化了城市的警力部署，使得原本就得面對日常警力監察與騷擾的有色人種跨性別與酷兒們成為法令下的犧牲者。

當今蔓延美國各地針對國家司法與警察機制抗爭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以及其顯而易見的有色人種跨性別與酷兒的參與，某種程度上也是呼應了主流LGBTQ運動的限制和種族上的盲點。

寫在悲劇之後，提及這數十年來同志酒吧與運動錯綜複雜的歷史，是為了強調這次的槍殺案無法用單純的「同志歧視」或是「恐怖攻擊」去理解，更不是個人仇恨所釀下的慘案，而是長期以來國家暴力所形成的種族、階級與性別的矛盾。911之後美政府利用恐同與性別反動的論述，來合理化美軍在中東的帝國主義權力部署，使得同志創傷的情感更容易被挪用來煽動伊斯蘭仇恨的情結氛圍。

身為LGBTQ社群的一份子，我們有責任提醒彼此，酷兒空間存在的理由不應該是建構暴力或責難他者的邊界，而應該是要去支柱並生產更多在霸權之下難以生存的社會關係。這次的槍殺事件將會是LGBTQ社群中不能遺忘的巨大傷痛，用最決斷並戲劇化的方式奪走了這麼多的生命，但它無法奪走的是酷兒的韌性，在光鮮亮麗的舞台和混雜音樂與槍聲的背後，我們都曾經穿越多少屏障，才能來到這樣一個空間，尋找城市邊陲的一份歸屬感。

本文經破土（New Bloom）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