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世代(下)】陳漢輝教授:全球產業劇變,不思進取香港精英也變「跟班」

【談世代(下)】陳漢輝教授:全球產業劇變,不思進取香港精英也變「跟班」
Photo Credit: Stringer ATTENTION /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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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對「世代問題」的看法非常不同,這次《關鍵評論(香港)》專訪嶺陳漢輝教授,務求以社會學的宏觀視野,重新檢視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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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產模式不再單一,打進高階創新才是精英

但許多人還未覺醒,環球局勢轉變帶動香港面臨衝擊,這趨勢早於80年代開始,近年變化最明顯。根據一些美國社會學家的分析,在70年代之前,那時工業生產崇尚福特主義,大量產品單一、規格化,不少員工每天做相同的事,但大量產出已滿足普遍社會要求,大部分工人階級也得到滿意回報,收入逐年上升,也坐大了中產階級。到80年代,消費市場越來越成熟,人們不再滿足消費一般產品,更有個人化和高尚消費的渴求,所謂「彈性專門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概念運應而生。典型例子是日本汽車品牌Toyota,開始逐小批汽車生產,務求逐小批款色有所改變,迎合不同身份喜好的人需求,這種做法連帶的效應,就是公司不會一式樣聘請大量員工造相似的東西,反而設法升級生產技術,再聘請不同技能的人分工,試驗產品不同的可能性,今年做產品A,下年做產品B,甚至每季變換一次。

可想而知,組織需要更多營運改變和技巧。隨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現在已改為外判形式,例如Nike會將最基本的生產步驟,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越南等地設廠,以廉價的資源和人手減低成本;變相在美國本土,公司和廠房不再需要低技術工種,可以將資源集中在產品設計和研發高端技術的人才身上。服裝公司更是這樣,改設計款色日新月異。推動和加快這樣的進程背後有兩種效應,一是科技發展加速的全球化趨勢,二是進步型服務主導的經濟體系。於是,不論全球還是先進國家內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低技術工種再不能升上中產階級,而且職位越來越少。而少數掌握潮流趨勢和創意設計的人壟斷專業,這批人專門負責想點子,最明顯的事例是iPhone一類的科技品設計;另一些人則從事服務行業,去做餐飲行業、銀行業或接聽電話,主要以人力服務大眾。

由於商業和工業化生產模式徹底改變,資本累積生態隨之劇變,知識人才的供求也改變,大學生出路兩極化,一是被迫往下流,一是小撮人衝上上流社會,專事創造與精英階級競爭。

香港精英不再精英,隨時只是外國精英的「跟班」,卡在中層

美國有強勁的IT創新行業帶動經濟發展,大科技企業家都是世界知名人物,包括喬布斯(Steve Jobs)、比爾.蓋茨(Bill Gates)等人,香港呢?只有創科局搞空談多於一切。香港不利做尖端科技企業,應該從iBank和跨國企業方面培養更多本地精英。現在,許多環球商業公司或iBank的最高職位,都預留給大陸學生,因為大陸這方面的潛力最強,大部分香港學生即使進了相關大企業,都是做支援性質的職位,更多是從事周邊的服務行業。其實美國有IT企業龍頭「頂住」,也會有類似現象,何況香港連IT企業優秀也沒有,高職位又不夠大陸學生競爭,剩下的是甚麼機遇呢?這已是香港新一代精英也要面對的情況,其他學生呢?

陳教授對香港新一代面臨的困境非常不樂觀,香港一直「消費」以往金融中心的優勢,商業發展沒做好創新準備,畢業生在香港沒出路,更不可能與外國上流競爭。美國創新行業即使競爭激烈,自己國家爭氣,總有一代一代的人才打進去高層,香港許多頂尖大學生,至多也只能做跨國大企業中的一些中層職員。

再不考慮金融中心以外的產業發展,香港很快就被新加坡完全取代。香港只為大陸開放資金服務,投資制度和法律體系完善,別說其他產業,連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產品也不思進取。所以,坊間聲稱香港亡於倚靠大陸,幫大陸「洗黑錢」,這種說法即使有一定依據,也只說對了一半。過份眼望大陸的問題,不只是被大陸利用那麼簡單,致命傷是忘記了創新動力,在可見的將來,香港的大學生難有創新人才,只會不斷為企業提供中層職員,或做些可有可無的工作,更大量的年輕人做自由工作者,背後受制於大財團和跨國公司的影響。可以說,不論美國、香港或其他地方,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大家面對的問題或許相似,不同先進社會的問題只是程度之分,問題在於其他地方的人努力保住本土持續出現精英,也為精英所做的事感到光榮,香港的困局令那些似乎很有條件的精英不再精英,永遠被壓在中下流位置。

後記(專訪後陳教授的輕鬆隨談): 蕭若元退休、沈旭暉離港也像新聞大事,這是很可悲的事

香港人不應擔心甚麼繼承上一代遺產,繼承香港曾經光輝的基礎,最近我常聽說一些老一輩有才之士退休,令人感覺沒有接班人,我認為這根本不是重點,為甚麼同一領域永遠要有接班人?世界在變,人才應該是多元的,我們只怕下一代沒有更新更多元的才能,而不是守成,只懂接班,傳媒、文化、知識、技術不需要完全死跟師父的接班人,反而應該打造眼前一亮的新風氣,新人事新作風,解放創造力,只要是「真才實料」就可以。可是,最不幸在於,新一代既無新式的人才出現,連姑且守成接班的人才也少。蕭若元退休弄得像很嚴重的大事一樣,這是很可悲的。

可見,香港普遍沒有刻意培育人才,許多大師級人物不是獲益於時代背景,就是個人成長背景偶爾的奇蹟,有些事情,香港離開一個重要人物就好像整個社會也沒有人再做,正如沈旭暉離開香港發展也上了新聞。又正如現在你跟我談天,就我所知,80後堅持寫作推廣世界思潮和科普內容的人極少,香港除了你以外很少人如此積極,你也可以想想,假設你將來不想寫的時候,科普依然是全球知識大趨勢,有沒有人以不同方式從事推廣呢?香港不應如此沒志氣,永遠學上一代人「執生」的思維,不應滿足於「永恆的二次創作」,改歌、改詞、改漫畫、改劇本,來來去去改人家的東西起家,的確很靈活、很「香港仔」,然而這樣就滿足了嗎?香港的未來,我們在改變社會大環境之餘,自己也可嘗試原創,挑戰自我。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是我們認真談論世代問題之後,很貼身值得思考的。

【上篇】

【談世代(上)】陳漢輝教授:其實上一代人不特別喜歡「和理非」,一言難盡

【中篇】

【談世代(中)】陳漢輝教授:70後多老屎忽,90後抑壓最大 教育變社會不變也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