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國家安全」的《星國戀》,一部主打舐犢深情與遺憾的新加坡流亡敘事

「危害國家安全」的《星國戀》,一部主打舐犢深情與遺憾的新加坡流亡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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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禁映這樣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權紀錄片,卻使國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滿足好奇心的舉動,變相地為原來受限於小眾的傳播形式,進行了「國家級」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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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婉明(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在國外影展屢獲獎項的人權紀錄片《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經新加坡媒體發展管理局審訂為「任何分級均不允許」(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級別,頓時未映先轟動,特別是當該片在鄰國馬來西亞幾個城市公映時,吸引不少國人越堤觀賞,挑戰了邊界對禁令的效力,也相當程度呼應了影片所突出的流亡與疆界主題。

《星國戀》被禁映的消息傳出,許多人為文談論政府此舉及其必要性,除了網誌、布落格貼文外,連官媒也刊登了數篇觀點還算中肯的時評,一時熱鬧極了。而政府方面則有最高規格的回應,總理李顯龍指馬共的鬥爭是暴力,他們假議會路線之名行武裝奪權之實是已無異議的歷史記錄,儘管有人為了取得博士學位而持相反的觀點。

《星國戀》定位為人權紀錄片而非歷史的。片中乃以9位流亡者(及其他政治扣留者、家屬)的生命經歷為主軸,貫穿連結成一篇流亡敘事。9人分居倫敦、曼谷、合艾和勿洞等地,他們分別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逃離新加坡,其中6人具有馬共身份,有兩對是夫妻。除了上述地點,導演陳彬彬還奔走在新馬泰各地採訪其他人士,出席新書推介、喪禮及追悼會等活動。本土左翼歷史是陳彬彬多年關懷的課題,《星國戀》只是這個關懷的進一步探索和跟進。因此,它所呈現的面貌,理應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成熟的思慮。而我看不出來,《星國戀》在整體構思、取鏡和剪接上有太鮮明的政治意圖。

新加坡 星國戀
生命點滴為主軸的流亡敘事

《星國戀》主述流亡。片中的流亡敘事以生活點滴而不是政治,甚至不是歷史為主軸。影片首先從何元泰的家庭生活展開,美食即鄉愁;然後洪瑞釵醫生敘述她與亡夫邱甲祥在流亡前夕結婚的經過;鏡頭轉到泰南勿洞劉波喪禮的現場,黃信芳談滯留或老死在異地的新加坡籍同志;接著陳華彪回顧他被扣留一年後作出逃離新加坡的決定;洪瑞釵再談她35年的流亡生涯與鄉愁;陳華彪說有朝一日,他要攜著當年帶出來的那兩口皮箱重回新加坡;然後何元泰談初到英倫的苦楚,因流亡身份年屆60才敢組織家庭;

陳華彪述說在英國學法,希望成為律師返回新加坡,而國家卻褫奪了他的公民權;陳喜金和葉婉珍夫婦講述為了躲避1963年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結果「被逼參加馬共」,和談後不得回返,惟有入籍泰國;洪瑞釵談亡夫邱甲祥的家書,以及他堅定保有靈魂的意志,她從邱的實踐和態度體會到自由價值無國界;何元泰的妻小得以入境新加坡,他卻在長堤對岸望國門興嘆;他講述要讓幼子取得新加坡籍,未來回國服役,無奈條件不符;陳新嶸對著鏡頭宣讀〈轉籍隨想〉;洪瑞釵從黎巴嫰的戰火中體會到世代流亡者賴以求生的信念;

陳華彪在吉隆坡辦新書發表會;賀巾和蘇世華夫妻談部隊生活點滴,他們作好戰死的準備,沒有想過分離15年後還可以跟孩子們重逢;在吉隆坡,洪瑞釵和朋友們共聚在林福壽醫生的追悼會上;已故陳仁貴律師的夫人開車載著洪瑞釵前往探訪賽.扎哈利(Said Zahari);賽的獄友陳國防談他繫獄4年半釋放,出國深造4年後復返,賽還在牢裡;何元泰高齡94歲的老母來到新山團聚;最後,洪瑞釵假設若這一切都沒發生,她應該會成為重要人物,賺大錢,生養孩子,免除母親對她的心痛。

縱觀影片內容,除了陳華彪和賀巾夫婦的談話有比較多政治與歷史敘述,其餘受訪者更多著墨於流亡生活,或更確切地說,他們在述說著被剝奪的舐犢深情。如同陳彬彬所聲明,她拍攝這部影片是希望能夠更了解自己的國家,「通過探討被放逐的以及無法被代言的人與事,來了解我們何以走到今天」,《星國戀》是一部以人性和人權關懷為出發點、在國家版本以外的更大範圍,對歷史進行最初步的自我探索和記錄。

嚴格來說,《星國戀》的整體呈現無論在政治或歷史的部份都稍嫌薄弱,儘管有字幕的補充和輔助。對沒有背景的觀眾而言,觀賞此片既容易又困難。大量生活細節的描述很容易理解,那些日常的瑣細、親情的流動,甚至疆域的隔離,都有很明快親切的表達:流亡即離散。但也有很混淆、難以消化的部份,例如各流亡者的世代及個別背景殊異,他們因涉入不同的政治事件,然後通過不同的逃亡路線,以極不相同的形式展開各自的流亡生涯,因此有人走向更自由的國度累積自己的能量,有人則走入槍林彈雨。如果觀眾對這些歷史背景沒有掌握,基本上不容易進入狀況。

人權紀錄片直接且嚴厲控訴國家暴力相當常見,但《星國戀》並沒有採取這種姿態,或許也沒有這樣的意圖。事實上影片的流亡敘事,除了圍繞著流亡者對國家斯土的思念與愛,他們為信念所付諸的行動以及所付出的代價之外,有更多的家/日常敘事,包括他們如何在異地擺脫生活的困境、如何調適流亡心態、如何堅定自我心志因應思想危機、如何面對家庭離散親子分離的煎熬等等。

我因研究關係,在田野接觸過影片中某幾位受訪者,又透過零星的文獻閱讀,對他們的流亡敘事有多一些延伸的認識。事實上流亡者作為公民之前,他們首先是個人,是父母子女,而流亡處境必須割捨的倫常與舐犢之心,其內心的掙扎、遺憾與傷痛,遠比他們所能表達的深刻。

新加坡 星國戀
流亡處境與國家斯土之愛

影片中那場喪禮的逝者劉波,本名劉南生,1963年經組織安排離開新加坡,終其一生沒有再復返。他先後在印尼、中國(湖南〈革命之聲〉電台)以及泰南(部隊)展開流亡生涯,1989年馬共簽訂和平協議後落腳勿洞和平新村。

根據海凡著《雨林告訴你》(吉隆坡:文運企業,2014),劉波跟許多新加坡籍的同志一樣,因為家人離開當年的家園搬到組屋區而失聯。海凡的母親為了祈求孩子平安,走遍島國無數寺廟,當她奇蹟般跟孩子重逢後,回廟裡還願時遇見同樣來求神明庇佑親人團聚的劉波家人。劉波去國流亡將近30年,行踪成謎,家人仍懷抱著他仍生還的希望,告求菩薩。類似這樣的數十年骨肉分離生死茫茫的故事,對流亡者及其親屬而言,都成了椎心的日常。

賀巾、蘇世華夫婦的流亡故事,可見諸賀巾自傳體小說《流亡》(吉隆坡:文運企業,2011)。儘管他宣稱小說情節不拘泥於歷史事實或真實人物,但《流亡》確實是作者以自己和妻子為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參照其他文獻一起閱讀,其內容與人物均可對號入座。賀巾夫婦在印尼流亡期間過得平靜又正常,夫妻在海島執教,養育三名子女。他們幾乎被組織所遺忘,但他們卻沒有趁機脫離,反而設法找回組織關係。重回組織的懷抱必先「破家」,不能「死抱小家庭不放」,於是子女「歸公」,由組織派員教養管理,改稱自己的父母為「叔叔」、「阿姨」。

書中賀巾對孩子們「歸公」後的生活變化有相當多描寫,就讀者/研究者的角度,我對父母在革命理念與親子之間的取捨頗有不諒解,但賀巾夫婦卻是我所見過最正直純真、最讓人感到溫暖且最具有人文精神和人道關懷的馬共成員之一。事實上這類不近人情的抉擇,儼然是馬共歷史的一部份。

洪瑞釵醫生在影片最後提到母親。根據其父李菲的傳記《大地滄桑》(新加坡:新華文化,1997),母親因為她們夫婦流亡海外的處境,「因愁而病倒」,得悉她到黎巴嫰擔任戰地醫生,更是「焦急和懮慮令到她差點要發瘋」,常因擔憂而不能成眠,「半夜三更起身啼哭」。1990年母親突然驟逝,散居各地的子女趕回來奔喪,唯「長女則不知滾到甚麼地方去了,拍了幾次長途電話都不通」,等聯絡上時,母親的後事已辦完了。我們可以感受到父親多年後提起此事語氣仍帶微慍,但我們不知道即使及時通知了,流亡女兒要如何處置喪親與被拒於國門的難民狀態。這也是所有流亡者內心最深切的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檳城的洪媽媽,事實上是著名的馬共第一代女戰士李明(非後來的「傳奇李明」劉鳳珍)。李明是馬共中常委黃誠之妻,黃誠不幸於1942年病逝獄中,李明則堅持到1945年抗日勝利出獄。戰後李明脫離馬共,和李菲結婚,專心養育子女。在她身後,李菲整理出版了她的日記《浮生漫記》(新加坡:新華文化,2001)。然而作為流亡者的母親,洪瑞釵醫生這位積憂成疾的母親,跟劉波四處求神的母親、跟何元泰越堤來聚首的老母、跟收到邱甲祥家書說不願出賣朋友而不能回去的母親,她們一樣都是心碎的母親。

流亡、政治和個人生命史經常是盤根錯節纏繞的共同體。《星國戀》對我而言是主打舐犢深情與遺憾的流亡敘事。新加坡政府禁映這樣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權紀錄片,基於此而使國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滿足好奇心的舉動,變相地為原來受限於小眾的傳播形式,進行了「國家級」的宣傳。許多人心裡有數,《星國戀》與其說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元素,毋寧說此舉乃另一種舐犢情深的表現。

本文經燧火評論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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