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談談「值星官」文化:為什麼臺灣的學生營隊裡存在這種軍人威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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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覺得營隊裡頭就是要有個值星官來管控團體的秩序──這種理所當然的想法本身,才是真正的「威權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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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常在關鍵評論網上分享旅行經驗的作家張苡絃寫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是在談歐洲學生的露營活動。該文講到了臺灣各大學營隊裡頭通常會出現的「值星」,同時也提到在歐洲學生的露營活動當中,不會有這種負責維繫團體秩序的威權角色。很顯然的,這種專扮黑臉的值星官,是臺灣學生營隊文化底下的一種特殊產物。

(推薦閱讀:想參加國外大學生的露營活動,心臟不夠大顆請三思!

值星官通常是這個樣子的一號人物:營隊第一天集合的時候,總是會冒出一個兇巴巴的肌肉男,揹著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值星帶,活像是軍隊裡的魔鬼教官,對著所有成員嚴肅地訓話。而接下來的活動期間,這位仁兄也還是要繼續板著臉孔,在各種場合裡不時地對著眾人厲聲吼叫。誰要是敢喧嘩吵鬧、不守規矩,就要吃他一頓排頭,就算是營隊幹部也照樣挨罵。總之,凶神惡煞般的值星官,代表的是營隊裡的秩序法度,凜凜不可侵犯。

營隊正式結束之前,這個討人厭的值星官,才會在一場例行性的「破功」典禮當中,脫下他不苟言笑的假面具,跟大夥打鬧在一塊。而一眾幹部通常都會抓準這個機會,迫不及待地惡整前一刻還在作威作福的值星,用盡各種手段把他給玩死玩殘。總之就是要將值星官幾天下來所樹立的無上威權,一次給摧毀殆盡。

(搞活動的人好像習慣把這個固定流程稱作「值破」或「破值星」,你在YouTube上面鍵入這兩個關鍵字,可以找到許多學生營隊惡搞值星的有趣影片)

最後面這個「破」壞性的儀式頗有意思。推究其意,大概是要把值星官所代表的軍隊式規訓給留在營隊裡頭,而不要讓這種短期權力關係的餘緒,影響到營隊成員接下來的正常生活。在我的觀點,值星的「破功」,有點像是集體催眠後的一種拯救儀式。營隊期間,你糊裡糊塗地跟著大夥兒一塊接受了值星的威權,而在離開營隊以前,人們也得從這種上對下的盲目威權當中被解放出來。

無論你怎麼看待營隊裡的值星官,在臺灣,這總之是一種頗為奇妙的營隊文化現象。既是文化,自有其脈絡可循。這篇文章打算來講點關於值星官的故事──但我想先問問你:你有沒有想過,營隊裡的值星官是怎麼冒出來的?為什麼我們的學生營隊裡面,一直以來都存在著這種軍人角色呢?

中國青年救國團旗|Photo Credit: 中國青年救國團
救國團營隊對於早期臺灣學生的吸引力

五、六年級以前的朋友,可能很快就猜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了。因為過去在臺灣念書的學生,有很多人都曾參加過「救國團」所舉辦的各類「青年自強活動」,而現代學生營隊裡的值星官,正是沿襲自救國團傳統的產物。實際上,我們許多人現在在搞營隊的基本架構,有很大一部份,都源自於以前的救國團經驗。舉凡營火晚會、夜教、有的沒的大地遊戲,這些出現在各校系迎新宿營裡的標準套路,我們的老爸老媽,很可能在幾十年前都已經玩過一輪了。

現在的學生對於「救國團」大概都有點陌生。但是,這個組織在幾十年前全臺灣的大專與中學校園裡頭,可是紅透了半邊天。你知道:以前的學校生活跟現在比起來,基本上是蠻無聊的。在交通尚不發達、休閒旅遊風氣也還未盛行起來的年代裡,課餘的娛樂其實頗為有限,社團活動也不怎麼開放跟多元。那時候的宿舍,不會有一排人坐在電腦前面跟你揪團打LOL,大學生也不像現在人人一輛摩托車、夜遊把妹趴趴走。就算想要自我充實,搞些積極一點的學習活動,學校的公佈欄上也找不到太多企業實習、海外交換一類的機會。總而言之,在三、五十年前的臺灣念大學,日子真的是挺苦悶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救國團舉辦的各種活動,對以前的學生族群來說,就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每逢寒暑假,救國團的大小營隊,常常是爆滿到一席難求,甚至還得看在校成績高低來決定誰可以參加。救國團活動當中最負盛名的中橫健行隊,全盛時期一個暑假就可以辦到八十梯,每年都會冒出五、六千人自願被丟到中橫公路去走到腿麻抽筋腳破皮。其他像是曲冰拓荒、溪阿縱走、霧社戰鬥營等等經典營隊,也都是擠破了頭,熱鬧滾滾。換做現在的話,大概只有周杰倫開演唱會,才會出現這種一席難求的盛況吧!

參加救國團營隊,是當時候的學生到外地遠遊的絕佳機會。雖然這些營隊被定義為嚴肅的「青年自強活動」,但報名的人,主要大概還是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地逃家幾天,跑到外面去玩。由於通常都有政府或學校補助的關係,救國團活動的報名費也不會很貴。而這些營隊,除了可以帶你到遠的要命的地方去玩個幾天以外,同時也是一場超大型的校際聯誼。特別在民風保守的年代裡,有機會和女生們和在一塊兒,還可以利用營火晚會或第一支舞來偷牽人家的小手……矮油~真的是很不錯啊!總而言之,救國團的營隊活動,是好幾代學生共有的青春紀事,為一大群人創造了不少美麗的人生風景。

但是,救國團當然不是為了要幫青年學生們寫下年少時候的輕狂回憶或純情戀曲而存在的。早期,這個組織的全名,叫「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很顯然的,號召青年學生投入「反共」、「救國」,才是救國團的初始目標(但隨著時代改變,他們現在已經拿掉「反共」這兩個字了)。而在以往臺灣的黨國威權體制底下,救國團的成立,其實也是為了國家對青年學生的動員,以及政治社會化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們也應該把過去有關救國團的事情,放在這樣的歷史脈絡底下檢視,才能見其意義。

救國團的小歷史

那麼,救國團到底是怎麼冒出來的?他們幹什麼要舉辦這些營隊活動呢?

是這樣的: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逃難、轉進…whatever來臺以後,蔣介石為了鞏固政權,重整旗鼓,便展開了國民黨內部的政黨改造工作。除了藉著這個機會清理黨內的派系問題、重新確立他老兄身為黨領袖的權威以外,改造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讓國民黨的組織深入到臺灣的社會基層,讓黨國的政治意識形態能夠在民間紮根。

在這樣的思想工作裡面,青年與學生族群,是國民黨特別注意要去控制的一個目標(這很大一部份導因於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經驗──他們在1920年代以後就被各地層出不窮的學生運動給搞得焦頭爛額,老蔣也因此對學生相當感冒)。而要做到這件事情,辦法也挺簡單的。在大專院校裡面,國民黨就直接進去設立「知識青年黨部」,然後再讓知青黨部在校內成立社團,吸收黨員,進行黨化教育(當然啦,當時的這種特別黨部,都帶有情治系統的滲透與監控功能)。[1] 而在校園以外,國民黨政府也成立了一個針對性的組織,來搞青年學生的教育與組訓工作。最開始的時候,這個組織的名字叫「青年反共先鋒隊」,公文到了老蔣那裡,給他大筆一揮,就改成了名稱稍微溫和一點的「青年反共救國團」。

1952年的青年節,救國團正式成立,並且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是老蔣的政權接班人蔣經國,救國團被歸到他手底下,也被認為與老蔣的權力安排有些關係。太複雜的事情,這裡就略過不談了。咱們只需要知道:一開始的救國團,其實是小蔣在主導的、一個具有政戰色彩的組織。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早期臺灣高中、大學內的校長與訓導長,都被規定要兼任救國團的大隊幹部,邏輯上來說,這等於讓所有高中以上的學生直接成了救國團團員。[2] 而說穿了,救國團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進行密集的政治宣傳,把全臺灣的青年學生都運動起來,讓他們能夠配合國家的反共抗俄總動員,去做各種組訓與服務工作。與此同時,救國團也把軍事教育與軍事威權給帶進了校園裡頭。在臺灣,高中以上的軍訓課程規劃,一開始是由救國團在主導的。該組織同時還要負責遴選教官,把他們給擺進學校裡面。換句話說,近幾年掀起辯論的「教官退出校園」問題,若要追本溯源,其實也跟救國團有些關係。

我們可以用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的看法,來給救國團做個總結:這個組織的成立,除了是小蔣的一種權力基礎,同時也是黨國體制的輔助機構,是針對青年學生的動員與控制力量。[3] 實際上,這種看法也不只是現代學者的後見之明。1950年代,赫赫有名的大烏鴉雷震,以及他的《自由中國》雜誌,就曾對救國團猛烈開砲,說它們是浪費公帑、享有特權、違反民主教育的「黑機構」,是為了「製造一黨一派預備隊所建立的政治組織」。

《自由中國》在那段時間非常勇敢地刊出一大堆批判救國團的文章,許多文章的措辭都非常尖銳,有的甚至直指救國團的目的就是要「暗中控制學校、控制青年」[4] ──我想你應該可以從這種言論風格裡面弄明白,為什麼老蔣在幾年後會被這本雜誌給氣到冒煙,並且要把雷震給抓進大牢裡面去了。(當然啦,歷史上的事情跟現在的救國團組織,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兩回事,也請讀者不要因為這篇文章而把兩者混為一談。脈絡歸脈絡,現狀歸現狀,縱有承繼關係,現在的救國團在很多地方都跟幾十年前天差地遠了)

救國團與現代學生營隊的傳承關係

救國團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大概可以分成思想教育跟軍事訓練兩種。「思想教育」,說起來很老套,總之就是要把三民主義萬歲、反共抗俄、愛家愛國這些東西給塞到青年學生的腦子裡面。要搞洗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疲勞轟炸,不斷地在各種場合給你精神講話,或者在可見的文字出版品當中一直重複這些論述,連聽個廣播都可以聽到領袖訓示跟國父遺教,偶爾還會冒出一些超大型的愛國運動號召你去捐錢出力。而當時的救國團,基本上就是拿政府的資源去成立出版社跟電台(亦即早期的「幼獅」),把自己變成一部超大型的宣傳機器。

救國團的「軍事訓練」功能,就跟這篇文章的主題有些關係了。前面說過:救國團以前負責把軍事化教育給帶進校園當中,但學生總是要放假呀,寒暑假不在學校,鬆懈了可不行。於是乎,救國團開始辦起了冬令營與夏令營,冬天就搞一些比較靜態的農村服務或幹部培訓,夏天呢,則搞起了「青年戰鬥訓練」。這種訓練營的內容包山包海,舉凡登山、游泳、跳傘、航海、音樂、舞蹈、自行車長征……而這些訓練營,大抵就是後來救國團各種營隊活動的前身。

既然是「戰鬥訓練」,這種營隊還是相對比較嚴肅一點的,那個時候,他們的活動排程會有許多正規軍隊的操練內容。換句話說,最早期的這些救國團營隊,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要為戰爭動員做準備的。而除了電訊、救護、技擊這些跟軍事直接相關的培訓以外,其他一些純體育性質的營隊,看來雖然跟軍事不甚相關,但這些訓練的本質,其實意在鍛鍊、武裝青年學生的身體;就算是輕鬆活潑的康樂服務隊,仍然具有戰時勞軍的功能。

(國家電影資料館典藏了一支新聞影片,內容是1957年由救國團舉辦的「青年戰鬥訓練」。除了六十年前的泳裝少女以外,你還可以藉由這部影片,看看當年的救國團活動都在搞什麼鬼,我想對於那個年代的好青年們來說,參加這些營隊應該是挺酷炫的事情。)

訓練營既然帶有軍事目的,這些營隊也就理所當然地帶進了軍事化的管理,而軍隊裡的值星官,自然也跟著出現在營隊裡頭。之後,隨著國際與兩岸局勢不斷改變,「反攻大陸」逐漸從熱血的呼告變成了喊爽的口號,救國團辦給青年的這些「戰鬥訓練」,便也跟著轉型成「青年訓練活動」、「青年育樂活動」乃至「青年自強活動」。這些活動裡的軍事色彩逐漸淡去,但一部份仍然在這個轉型的過程裡面被保留了下來。例如值星官──可能是因為這個威權角色維持團體秩序的功能性,一直到今天,你都還可以在營隊活動當中看到他的身影。

故事還沒完。時序推移,來到了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的逐步「正常化」、保釣運動等種種時局上的憂患,讓校園裡的學生也開始萌生出一股積極關心政治與社會事務的動力。不過在那個時代,要從體制外關心政治方面的事情,大概是不太容易。1970前後,黨外運動才剛要起步,一介大學生頂多在重慶南路小書攤偷翻禁書,滿足他們對於參與政治的一點渴望。但要真的談到改變政治,大概都沒法使上什麼力。

然而,大學生們若要走進社會,政府倒是樂見其成。一直以來,國民黨政府最頭疼的事情之一,就是學生搞運動。學生對於政治的滿腔熱血,要是有個管道可以疏導到其他地方去,當權者自是額手稱慶。於是,在1970年代初,當臺大開始帶頭發起「社會服務團」、「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號召青年學生組織隊伍下鄉服務的時候,當時還是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當即表示大力支持,並且也讓他手底下的救國團系統積極地介入、支援這些活動。

大致就從這個時期開始,臺灣各大專院校自辦營隊的風氣很快盛行了起來。現在我們看到的各種返服營、山服營、基服營,很大一部份都是這個時候冒出頭來的。而那個時候的學生要搞營隊,沒有別的什麼參考範本,十之八九都得向救國團取經。於是乎,充滿救國團色彩的營隊被大量複製,並且一直傳承到現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許多大學校系的營隊都長得很像,並且多半都會有個值星官的原因了。

Photo Credit: Hsu Luke CC BY SA 2.0
學生營隊裡一定要有值星官嗎?

現在你知道臺灣學生營隊裡的值星官是從哪來的了。若要細究他的源頭,營隊裡的值星,有點像是校園裡的「司令臺」(這好像是日治時代的產物,而國民黨政府基於明顯的理由也沿用了這個名稱)跟「操場」,其實都是可說過去歷史裡面,國家針對學生做軍事化動員、管理的一種威權遺存。而值星官繼續存在於學生營隊裡的合理性問題,或許也像教官是否該全面退出校園的辯論一樣,值得我們好好的談一談、想一想。

說實在話,我自己是沒有因為上面這一串故事,而堅決反對學生營隊繼續把值星官擺在裡面。每一種營隊對組織領導與權力分配的要求不同,或許思來想去,某些性質的營隊當真需要一種軍事化風格的管理手段,那倒也無可厚非。另一方面,如果值星確實是臺灣營隊文化發展脈絡下的特殊產物(也包括那些「破值星」的儀式,我猜這或許也是後來的營隊對於值星角色的一種自省吧),那麼把它理解為一種有趣的歷史遺存,再發揮一點創意,說不定我們也可以在值星這樣的角色上頭玩出一點新花樣,而不見得要讓他們繼續搞那些鬼吼鬼叫的把戲。

我真正反對的事情是:我們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覺得營隊裡頭就是要有個值星官,並且理所當然地要讓這種威權角色來管控團體的秩序──這些理所當然的想法本身,才是真正的「威權遺存」。一狗票的大學生集體出遊,如果不能讓他們做好自我管理,還得依賴一個值星官來規定起床時間、集合點名管秩序,那麼我們還奢望這群行將成年的學生談什麼獨立自主呢?

實際上現代大學生攪和在一塊兒的機會比比皆是,就算是在人多到爆炸、氣氛也相對肅殺的學運場合,頂多也就找幾個志工來維持動線(雖然很多時候運動裡的糾察角色問題還是被吵翻了)。在所有這些團體活動裡面,你也不會看到有人要背著值星帶對著大夥咆哮。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在營隊活動裡頭找人出來扮這個黑臉呢?

在我自己過去的營隊經驗裡面,除了一些關於值星的鋪哏是真的很用心也很有笑果以外,我老覺得值星存在的理由,只是因為上一代人傳下來的run down表上有把這個傢伙給寫進去而已。在大部分的情況底下,值星除了點名報數對錶喊話以外,通常在三天的營隊排程當中,就只是一派威武地飄過來飄過去,偶爾在烤肉的時候去徵收香腸,比百姓還要悠閒。許多時候,我看連值星也都弄不太明白,自己的角色到底還能有什麼貢獻。

總而言之,學生辦營隊,應該可以有更廣闊的想像空間。找這麼多夥伴來搞營隊活動,不外就是為了某個特定目標。如果是服務就做好服務工作,如果是玩耍就好好去玩,只要能達成這些設定好的目標,誰規定一定要有個值星官在旁邊瞪著你做事呢?

下次開營隊籌會的時候,不妨把企畫書上的值星給一筆槓掉,然後設計一些新的NPC角色吧!弄個抬擔架的醫護兵、總召的腳踏車駕駛兵、專管食物的伙房兵,我想都會比板著臉的值星官可愛一點。至於營火晚會、夜教鬼故事之類的節目,或許我們也可以來想想這些傳統流程,有沒有重新翻玩或者乾脆取消的可能性。就拿迎新宿營來說,如果辦宿營的目的,是為了要讓系上的夥伴們彼此混熟,那麼弄一個讓大家可以好好抬槓的烤肉趴,準備好啤酒汽水零食,說不定會比幾個小時的帶動唱,還要更快能夠達成這個目的呢!

學生別的資源沒有,最大的武器就是腦子裡的創意。所以啦,就別急著去軍品店找值星帶了,把學長姊的活動企畫書擺旁邊,開個word檔重寫一份新的吧!自己營隊自己搞,至於老套的值星角色,何妨就讓它留在歷史裡面,或許你的營隊也將因此創造出與眾不同的風格,你覺得呢?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 李泰翰,〈黨團、軍事與教育:一九五○年代學生軍訓進入校園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張以牧,〈強人威權體制下的青年組訓──以中國反共青年救國團為中心的探討(1952-195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黃國超,〈部落新聞眼:山地服務是怎麼來的〉,《台灣立報》,2014.2.19
附註

[1] 參見龔宜君,〈黨國體制下的臺灣校園:國民黨改造後知青黨部對校園的滲透〉,《現代學術研究》,專刊VII,頁105-128。

[2] 參見黃金麟,《戰爭、身體、現代性:近代台灣的軍事治理與身體(1895-2005)》(臺北:聯經,2009),p.147。

[3]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1994),頁121。

[4]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稻鄉,1996),頁280-291。

Photo Credit: 憨極 好人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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