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遊樂園與舞廳：在這群十九世紀女性勞工力排萬難之下，美國樂趣誕生了

文：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如果十九世紀美國主流的苦行式理想在今天還是主流價值，今天的世界將沒有電影院、沒有購物，也沒有週末。所幸，一整個世代的美國青年在當年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蝕化了這種苦行理想。接下來要講得，是一段革命的故事，可是這場革命沒有領導人、沒有宣言、也沒有兵團——這場革命是由千百位默默無名的勞工階級女性所發起，這些女性有的在紐約下東區的猶太成衣廠上班，下工後再到上城買花帽或者到康尼島（Coney Island）認識異性；有的是在芝加哥密爾沃基大道（Milwaukee Avenue）上波蘭區的包裝工廠工作，每週看好幾場電影；其餘則是來自南費城的義大利香腸勞工，「只要有機會」就到華納梅克百貨購物。

事實上，眾多女性主義者在談論女性「自由」的時候，她們所指的自由並不是欲望的自由。伯莎．里察德森某次在街上看見盛裝打扮的勞工女孩之後表示：「回家後還是在想那些穿著如此不符身份女孩，她們把辛苦錢全都花在廉價模仿上了，怎麼也想不透樂趣在哪。」里察德森這席話，道出了其他女性主義改革者的想法。當時，女性領導人的任務相當清楚：「那些明明身無分文卻假裝有錢的人，我們要教他們學會道德和行為準則。」

紐約市下東區亨利街住宅區的創建者，女性主義社工莉莉安·華爾德（Lillian Wald）就曾經勸戒一位年輕女性放棄物質享受未果。瓦爾德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有一次，一位過著無德生活的女孩被送來我這裡求助。」這位女孩自小在貧困中長大，曾經在百貨公司擔任商品展售員：

百貨公司的櫃台上，淨是供人瀏覽的昂貴精美商品，往來的奢華女性花錢卻毫不手軟；這位女孩的道德惡化，顯然部分是因為這個緣故。她最想要的商品就是絲質內衣，或者說她的見識相當有限，所以只想得到絲質內衣，如此根本不值一提的欲求，說出來實在相當可悲，但也清楚述說了這個女孩的故事。

這種僭越社會地位、假裝上流的行為，正是里察德森口中「粗俗的虛榮心」，而這種現象特別容易在眾多被迫工作卻一味追求享樂的女孩身上看到。事實上，就連發動襯衫裙工廠罷工的工會領袖，也看不慣罷工者精美的衣裝，因而試圖為工會成員的置裝費訂定上限。

幾乎當時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反對這種年輕女工的新興文化。女性主義組織「紐約女性勞工社團協會」（New York Association of Working Girl's Societies）就囑咐女性遠離低俗的大眾娛樂，以「提升女性涵養的高度」。該組織所發行的期刊更警告年輕女性：「若代價是自己的純潔與思想，那就別在職場刻意引人注意。」然而，部分協會成員事實上曾經對組織完全否定娛樂的立場提出抱怨。一位職場女性在組織期刊中提到，協會成員已開始流失，她質問：「既然我們是女性勞工，顧名思義不就代表我們除了追求心理、生理與精神文化，最需要的就是開心娛樂嗎？」

當時，休閒享樂文化的三大核心分別是電影、遊樂園與舞廳，而這三大娛樂不只普遍被視為社會失序的元凶，同時也是社會失序的最佳體現。許多道德改革者在當時都投入了新興玩樂及其危險的研究，其中俄亥俄州托列多（Toledo）地區的牧師約翰．J．費蘭（Reverend John J. Phelan）在一九一九年針對托列多市的娛樂產業進行調查，發現光是在下城地區就有「五十四間用來跳舞的場所」，而且全都和「電影院開在同一帶」。

事實上，兩類場所比鄰而居並非偶然，費蘭表示：「根據個人觀察，可以發現民眾常在看電影的時候草率任意結識新歡，然後再一起去跳舞。」這道滑坡從電影先滑向舞廳，再滑向性，在當時已經引起許多先進人士與宗教領袖的注意。兩陣營眼見年輕人在工業革命與一戰擴軍期間，自鄉間與海外大舉遷往城市，因而感到相當憂心。這些人離開了「家鄉，因而不再受到限制與陶冶」，等於是「離群而居」。費蘭發現，由於都市當中的道德規範時常有所欠缺，「『便宜』的大眾表演（其性質確實相當『廉價』）與許多未受管制的商業化娛樂活動，都可見大批顧客上門。」

當時，光是潛在的暴民數量就極為驚人；根據費蘭估計，光在托列多這座人口僅達二十四萬三千人的中型城市就「至少有兩萬名年輕人住在電影院步行範圍內的三百棟住房樓裡。」不過最令費蘭不安的還是某「業界權威人士」的報告，該報告指出，雖然市區居民相對貧窮，「但多數人每週都造訪（電影院）兩到三次，其中不少人更平常日與週日天天去」。史學家也發現，芝加哥與紐約地區的民眾同樣愛看電影。

費蘭牧師甚至進一步列出一份長度驚人的清單，枚舉看電影所可能導致的「一般危險」，譬如「與不良人士混雜交融」、「與不潔者肢體接觸」、「導致家中紀律鬆散」、「與低能者混雜交融」、「喪失持續應用心智的能力」、「導致未成年者向成人標準看齊」、「扭曲的生命觀」、「喚醒病態的好奇心」、「無法分辨玩笑與嚴肅」、「誤解罪惡定義」、「產生異常想像」、「過度多愁善感」、「道德鬆散，影響家庭、國家與社會」，以及「錯誤理解美國精神之內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