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她非它》:「物化」不是香港女性最貼身的問題

評《她非它》:「物化」不是香港女性最貼身的問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套有意做社會倡導、有運動色彩的紀錄片應該要帶出新角度和看法,而非呈現一些社會已經常討論的論述。

文:沈蔚(港大社會科學哲學碩士,研究90後少女如何透過政治參與尋找社會、家庭、朋友、學校對她們的認同。主張女性應不平則鳴,為自己及公義發聲)、Hi Uncle(Hi Auntie 的朋友)

婦女基金會(The Women’s Foundation) 發起了「她非它」運動 (“She Objects” Campaign),並聯同導演范嘉恩,「十激創作坊」的甘蕙茵及柏姜作監製等人,拍攝了一套名為《她非它》(She Objects)的紀錄片 。製作團體指他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來探討和批判傳媒物化與性化女性,及其貶低女性的內容,並希望建立女性正面形象。然而,筆者看過首映後,除了覺得電影的電腦動畫精美、配樂頗悅耳外,卻感受不到其批判性。46分鐘的影片,瀰漫著一種中產純潔價值,以離地的視角強化另一種帶歧視性的性別定型,勾畫了一幅與社會現實差距甚遠的畫像。

男性=色狼?援交=拜金?

《她非它》以AV、援交及瘦身三個題材組成。電影批評「四仔」透過大量不現實、錯誤的性方式,只集中拍攝女性的裸露、碩大的乳房、性部位等,是把女性「物化」,塑造為滿足男性慾望的「東西」和「性愛對象」(相對於感情/戀愛對象)。導演訪問了幾位有觀看AV習慣的男生,繪形繪聲地自白自己在日常生活見到身邊的女性時會立刻「扯旗」,甚至想模仿AV情節強暴他們。電影又總在男性插畫上以狼頭和腦袋裝香蕉的猴子頭代替人頭。筆者想,「導演,你一定係想攪gag」。不過筆者很難認同看AV的男生是色狼,鹹濕好有問題。明顯,看AV和鹹濕的男人不一定會強暴女性的。要是這樣,筆者每天出街都會提心吊膽。這種電影處理手法不但不好笑,更標籤了男性,製造了另一種性別定型。

AV是否完全不可取?是否就等於把女性視為塑造為滿足男性慾望的「東西」呢?導演可能不暸解,看AV非男性專利,有不少女性也有看AV的習慣。從80年代開始,就已經有研究者發現不少情侶會以AV偷師學習更多元的性動作,用以增進感情和親密關係。以直線邏輯將AV與男性、親密關係、性生活、色情文化扣上負面標籤,除了令人對這些事物有錯誤理解外,更是偷運了「性潔淨」的道德枷鎖,令人覺得只有帶愛情、以生育為目的才是正確的性行為。

電影處理援交這題材上,簡單地歸咎個案中的少女,是因為家庭資源匱乏,又接收了扭曲的社會觀念而出賣身體,賺錢換取名牌和物質享受。事實上,援交成因比電影所述複雜。尤其是基層年輕性工作者,有部份都是為了交學費、供養父母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子女而從事性工作。此外,亦有人是本身享受性愛,在賺錢同時滿足自己性慾。在資本主義結構下,少女面對家境匱乏、缺乏資本、學識和工作機會、難以向上流的制肘,無法提升自己的生活質素,因而選擇援交。援交有追求物質的面向,但這種追求非完全盲目的,箇中有少女的選擇、取捨、平衡和追求。其實少女援交不完全因為她們跟從社會所定「成功」的標準,所以出賣身體的。影片忽略了結構性現實與援交少女的生活方式的關係,只會強化了一般大眾對援交少女的偏見和印象,結果只會令大眾歧視性工作者,忽略性工作也是值得尊重的工作。

批判「物化」也同時「物化」女性

至於瘦身的議題,則由幾位女性(包括鄭欣宜)的訪問帶出,敍述他們懂得接納自己體型後獲得的喜悅;不過這種女性自主表達意見的聲音,只佔電影一小部份。更多的是,導演以厭食瘦身、援交的例子來演繹女性如何被「物化」— 盲目追求美態的女性只為成為眾人寵愛對象,失去「自我」。電影以研究數據,學者、藝人、廣告策劃人、心理學家、宗教人士等第三方視角來解釋女性如何被Facebook、廣告、新聞報導來規範自己、塑造自己來滿足社會典型價值。儘管《她非它》多番強調女性可以抗拒被物化,它的手法卻將「女性」變成空洞的人物,由專業人士將「女性受影響」、「女性潛移默化」這些字句任意填充。表面上客觀的評論,變相成了批評女性「無自我」、「無腦/無思想」及無自主性。電影缺少女性主體性、自主和自我解放的描寫,加強了女性盲目追求金錢、美態的標籤。筆者大膽猜想,製作團隊其實是潛意識地嫌棄那種「被物化的女性」,不自覺地採用了這種看不起她們的視角來分析物化現象。

「物化」不是香港女性最貼身的問題

媒體渲染女性身體的手法故然狹隘,但解構「物化」意識並不能完全解決到現代女性面對的困局。女性自我物化是這套紀錄片的主軸,但如果仔細訪問香港的女性,特別是邊緣的一群,生活中困擾他們的問題又是什麼呢?「買唔到樓」?「無地方做愛」?「屋企經濟負擔太重」?「讀唔到大學、搵唔到工」、「升唔到職、無人工加」、「溝唔到仔」、還是「被物化」?幾乎肯定,被物化與否並非他們首要的困擾。

有本地基層組織及其受助的少女媽媽則透露,她們在知悉自己懷孕後,決定把孩子生下來。她們清楚性是甚麼一回事,對她們來說,儘管她們做了社會規範下的禁忌(例如未婚懷孕等),真正的問題是她們不夠錢為小孩提高生活質素、或是面對家人的指指點點,批評她們「唔識湊仔」、以及來自他人的歧視。她們完全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困局和選擇,完全不是「被物化」的狀態。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生存,究竟是誰在社會上擁有著資源和權力,影響著基層女性的生活、資源和機會?為什麼一些少女選擇以性工作掙錢?以上個案表現出基層和邊緣女性面對的困境並非她們被社會和媒體物化,生活艱難才是她們要解決的問題!若要真正了解女性狀況,筆者覺得必須要細聽每位女性的聲音,理解她們每日的生活細節,並且開闊對「女性」的想像,多聽「非主流」女性的故事。

She可以object很多事情!

要擴闊對女性自主的想像,鼓勵女性批判社會的規訓,不應只靠反對(object) 對女性身體、性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如果認為消滅了援交、消滅掉纖體整型的風氣就能解決女性面對的壓迫,是見樹不見林,讓政治經濟體制繼續以各種方式剝削女性自主。現代女性在好多不同的嶺域來尋找不同的實踐自我的可能性,從社會規範中走出來。事實上,香港有很多年輕女性透過參與集體行動,例如上街爭取民主、從事農夫生活對抗地產霸權、爭取動物權益、到落後地區從事滅貧工作等。這些行動,正是顛覆主流社會對女性社會地位及家庭位置的安排。參與這些「另類」行動/生活的女性透過關注社會議題,以身作則去改變社會和為不同的人服務,充份表現女性有獨立思維和行動性。面對現實,女性追求美態,是不爭的現實,因為她們真的有一些生活追求,包括令自己外貌更吸引。 而近年來,很多女性提倡以有機、有利自然、永續的方式來追求美態,也顯出她們對反思資本主義和生態損耗。這種種表現女性自主的事實也很值得被敘述出來,以鼓勵女性尋求對自身、社會、世界有益的生活方式,參與社會,推動女性解放和性別平等。

總括而言,一套有意做社會倡導、有運動色彩的紀錄片應該要帶出新角度和看法,而非呈現一些社會已經常討論的論述。紀實電影應該帶觀眾脫離資訊的安全網(comfort zone),震動他們的腦袋、既有知識和價值,幫他們了解社會的另一面。可惜這電影以既有道德價值觀來批判女性的「盲目」,以離地和簡化的角度重複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分析。作為一套討論女性議題的紀錄片,片中亦竟然一位女性主義學者的說法也沒有。《她非它》首映在滙豐總行20樓舉行,受邀觀眾大部分是商界高層、演藝名人,理應是一個好機會幫助這些上流/中產社群著地的好機會。

據說此片會進入各大小校園作教學用途,筆者不禁擔心它會向學生渲染甚麼不全面的資料,唯有祈求上天保佑學生們發揮反問和批判的小宇宙。此片將於6月23日下午4時30分於香港大學鄭裕彤樓2樓舉行放映會及映後座談,筆者鼓勵大家前往觀看,以各種分析角度來豐富該片可帶來的討論和對現代女性有更深入理解。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王陽翎(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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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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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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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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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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